严秀
《三国演义》是大家都熟悉的一部小说，其中有若干可以独立成篇的短篇小说和一些片段的小故事，特别令人可爱。
书的六十回，叫做“张永年反难杨修”——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张松献地图的一幕。为了使不熟悉这个故事的人也能够了解，这里不得不用去几行字来介绍这个故事。张松是汉末益州牧（领有今四川一部分土地）刘璋派到曹操那里去的一个小小的使官，到了当时的许都以后，一见面就和曹操顶僵了，曹操的幕僚杨修，看见张松言词锋利，不免引为同调，就出来转个弯，把张松引到下处，两人就此斗起小聪明来。张松故意贬低曹操，把曹操说得一钱不值。杨修为了证明曹操的奇才异能，就取出一卷名为“孟德新书”的东西来，要张松见识见识。张松从头到尾仔细读了一遍：原来是曹操的大著，一本研究兵法的杰作。杨修以为这下可以解决问题了，对张松说：“此是丞相酌古准今，仿孙子十三篇而作。公欺丞相无才，此堪以传后世否？”哪晓得张松记性很好，读了一遍就全都被他记住了。他哈哈大笑道：“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何为‘新书’？此是战国时无名氏所作，曹丞相盗窃以为己能，止好瞒足下耳！”说完，就逐字背诵一遍，无一差错。杨修也知道这是张松的过目不忘，故意斗法。
于是杨修就把这事原原本本地报告与曹操，要曹操不要简慢张松。你说曹操怎么回答？他说：“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当场就命令杨修一把火烧掉了所谓“孟德新书”！于是乎我们在历史上就永远“失掉”了这么一部一定是具有十分创造性的好书！
这是小说上的故事，我还未细查过，因此“孟德新书”四字只能用引号，不能用书名号，以免误以为实有其事。至于对曹操这个历史人物的全部评价究竟应该如何，也不是本文的事情。但是这个绝顶聪明的、高度智慧的故事本身，却值得一切拿笔杆子写文章的人，特别是弄艺术创作和一切作学术研究、著书立说的人们大大地品味一番，无妨把曹操拜为老师：学不到他的这种精神的全部，就学到十分之一也好。
任何的艺术创作和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最贵重的精神是创造。这是一切艺术和科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立足点。没有这个精神和见识，就什么都谈不到了。
但是我们在平常却遇见了太多的相反情况。
华某华某：指华岗同志。他是前辈革命家、史学家、哲学家、著作家，他一生对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解放初期，他在山东大学任校长时，被指为外国特务，并被投入狱中。同时即在内部和公开报刊上指摘他的大量著作全是抄袭。现在他的政治上的冤案已经平反了。在学术上也有一个强烈的反证，就是他在狱中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写成了两本好书：《美学论要》和《规律论》，已于1981、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笔者当时是不相信美国特务问题的，但对他学术上的批判，则完全盲目地相信了。此文在事后参加了对他的挞伐，我感到无比惭愧，在此谨向华岗老前辈和他的家属，表示衷心的歉意。以抄袭与剽窃“起家”，他所抄的有些还不是“孟德新书”，连“抄乎其上”也够不上。曹操泉下有知，一定羞与这种人同处一个“地府”。
某某某（见《文艺报》和《北京日报》揭发的），也差不多。
盗窃、抄袭，还加上一些垄断、抽头等等的恶劣行为。但是他们以艺术家、作家自命，“搞创作的”，有勇气说得出口！
当然，像这样极坏的典型是不多的。但是，程度比他们轻微，但在基本性质上用抄袭或简单的模拟行为来弄“创作”，来写文章，来著书立说的，却大有人在。
各地的报刊，都曾经揭露过不少这类的现象：从甲报抄一篇什么流行的东西投到乙报发表，甚或就在本报本刊抄一篇不久前才发表的文章“投”到该报该刊发表。这种例子当然是不值得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拿笔杆的人的一顾的。他们会说：
这不过是一些宵小无赖罢了，何足挂齿！是的，谈起来真是有些何足挂齿。问题是，还有一些比他们足以挂齿得多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也走了错误的道路。在各个出版社和报刊工作的人们，就知道得很清楚。有好多来稿，甚至整部整部韵、以十万字计算的“著作”，就是简单的抄袭或者改编，而他的蓝本又是一本很普通的、现在还在流传的书。有的人就明白说我是根据某某一本书、两本书来进行写作的（这里不是指把小说改编成戏剧这一类的情形），这在道德上当然比不声明的好一些，但是在志气上却未免太低下了。他们把创作、科学研究、著书立说的观念完全弄错了，他们以为抄录一遍或者略加改编，就可以堂哉皇哉地印成一本书或印成一篇文章（当然，为了教学方便而印成的基础课程的讲义不在此内）。他们浪费了可贵的光阴，浪费了别人的时间，也浪费了国家的物质财富。这种人中有一部分还是有希望的，他原来只是志气太低了一点，把写作和创作看得太容易了一点，经过帮助和提醒之后，还是可以改正的。但是，另外有某些人就比较恼火恼火：此外作四川方言用，即难办，不好办之意。他们自己不用功不费力，以有身份有地位的什么家自命，但是演的却是“空城计”，东抄西录，错误百出，简陋到早已赶不上一个青年人的程度而不自知，声势汹汹，完全缺乏自知之明。实在的，这种人比较难办，他如果不大彻大悟，放下架子，关起空城，从头做起，甘当小学生，那么，他就是自甘落后，终究要全线崩溃，老本也要输光的。
曹操的这种独创精神是不容易学到的，但是必须学。学这个魏武帝，而不要学滕文公。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如果连这个志气都没有，取法乎下，那就要仅得乎零，或者，要得乎负数了。
这个问题，对有志于学问和写作的青年人特别重要。青年人的写作，难免有些地方是要模仿的，由于年龄的关系，一般地说，他们的学问不够，见识不广，生活还不深，比较容易满足于弄出一点东西来，至于这个东西是否多少带有一点创造性，却常常不去注意，只要弄出来就满足了，甚至有些骄傲了。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人将来就没有出息。我们必须从年青时起，就要刻苦钻研，幼稚、模仿，有一点是难免的，但是不要以此为荣，而要以此为戒，尽其所能地去做创造性的工作。不然，就要毁了自己。一个人有没有前途，有没有成就，单看这一点就大体可以做出判断的。
在学术研究上，也要有这种精神。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全国科学界在十二年内，要在各种重要的科学部门接近或者赶上世界的先进的科学水平。这就要我们特别虚心地学习，刻苦地学习，顽强地学习。但是，我们却不能做简单的抄袭者和搬运者，更不能以抄袭和搬运来一点东西而自鸣得意。一面学习，一面就必须同时作创造性的研究，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绝不矛盾的。小说上的曹操这种羞于拾人牙慧的精神，珍视创造的精神，对科学工作者说来，是必须认真学习的。
有人会说，现在中国各方面的著作很不发达，要提倡著作，奖励著作，要求不能过高，你“提倡”如果与别人雷同一点，就一把火烧掉，这是错误的。不，这是两回事。在创造的道路上，有水准高低的不同，创造性多少的区别，但是单纯的抄袭、复述，却无论如何提倡不得。这样的“文章”和“著作”多了，真正用功夫的人就懒得动笔了，因为鱼龙混杂，好坏不分，特别是批评介绍工作又很少，有的人就宁肯留着自己看看，也不愿意拿到世面上来了。华某的事情就是一个例子。乱七八糟一大堆抄袭剽窃的东西，把“文坛”占住了，把市场抢去了，而且名气还不小，要想单凭资格、凭名气就可以和他来竞争的人为数并不多，结果不是妨碍了真正的创作是什么呢？不是打击了创造性的研究是什么呢？
百花齐放、繁荣著作是对的。但是这百花都是要有生命的花：有的是牡丹，有的是玫瑰，有的是杜鹃，有的是雏菊，但不能在纸花店里去买一百朵纸花来代替真的、有生命的鲜花。著作也是一个道理，像鲜花一样，它们之间有美妙、香郁、姿态的不同，但总是有自己或浓或淡的芳香，或素或艳的颜色，或强或弱的生命，或多或少的魅力，单纯的抄袭、模拟、复述，就是买纸花来作真花，实际上是一朵花也没有因此而开放的。
感谢《三国演义》的作者——这位真正的大手笔，他仅仅用了一千多字的笔墨，就把曹操这么一个雄才大略、器识非凡的人物的个性十分突出地塑造出来了。他恐怕没有想到，他给后人创造了一个多么深刻、多么智慧、多么勇毅的故事啊！他给我们的这个讽喻教训，可以使我们受益无穷，十年、百年以至于永远。
同样，我们还得感谢曹操，如果历史学家能够证明历史上真有这么一件事情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