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中倍觉日长，原以为能假此空隙，还清文债，可是医生又下了禁令，只得以看书排遣。适姜德明寄来他的新作《书边草》，不啻沙漠跋涉，陡见绿洲，为之欢喜不尽。
德明爱书，广事搜罗“五四”以来的文学书刊，佚本残籍，已经充塞小楼四壁。他是个有心人，不为书奴，每在编余披沙沥金，写成文章。不仅独具慧眼，发人所未发，而且为现代文学史添补不少资料。《书边草》便是这类文章的结集之一，我想后人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的，必将有所感谢于他。他为文流利婉约，清丽质朴，病中萎靡，览书顿失。
我久闻姜德明的大名，但订交却还是在十年梦觉之后。一九七八年仲夏得茅盾先生简，说德明提及我的旧作《书人书事》，他没见过，如我手头有，盼借他一读。以后送书去茅盾先生寓所时，才知道姜德明是当得起藏书家的称号的。从此，以《书人书事》为介，和他结下了翰墨之缘。
我也是喜欢买书的，从记事之日起，先是父祖的几只大书柜成了我课余的寄托，以后则节省下家里给的零用钱，一本一本往家里搬。但是说来也是命运多乖，一生浪迹江湖，迭遭噩运，三次藏书，三次散失。第一批是我当年在杭州老家的两大柜书刊。这是我在念中学时积累的，大部分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出版物，其中最珍贵的，是鲁迅先生在日本印行的《域外小说集》和一批《浙江潮》，以及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和《未名丛刊》及创造社的初版书，以及左联出版的各种刊物。那时光华书局在杭州保佑坊开了爿分店，主持人是张静庐先生的侄子张鸿飞，所有的查禁书刊，都是他偷偷留给我的。一九三二年我到上海读大学，这些书便留在老家里，随着抗战军兴，杭州沦陷，这些书刊便无从复得了。以后借居香港三年，又收集了一批，书的种类则有中有西。虽逢太平洋事变，日据香港，人命难保，遑论身外之物。幸而我在一九四〇年初已到重庆，人与书均脱虎口。抗战结束后，我又乘友人包船之便，这些书得以顺流东下，略无损失。解放后来京参加工作，除了三百多本西文书，全部赠给外文出版社，帮助建立图书室外，历年庋藏，居然也有七千册之伙。不图五七年“扩大”，被勒令迁居两间加起来不足二十多平方米的斗室。一家四口锅炉盆罐都难以容纳，更不要讲六个书柜的书刊了。而且收入减少，我一向又是散漫惯的，这些书只能陆续变卖，吃到肚里去了。可是最令我伤心的，则是十年动乱之始的“扫四旧”，书籍也不能逃脱毁灭的下场。我曾经发誓今后决不再买一卷一册，可是梦觉后故态复萌，如今又连地上也堆满了。人之偏执，其可怕处也就如此！
八〇年秋，苏晨自花城来，某夜同访德明，偶然在书丛中看到了一本施蛰存当年主编的《文饭小品》，书上却有我的名章，简直如睹故人，眼睛刹时变得模糊起来。德明要我在书上写几个字以留纪念，我迟迟未能动笔。也许我太痴，虽然知道这本书如今已落入一位珍爱书的人手里，可还是有种对不住“她”的心情。但是美人已嘱沙咤利，心痛也已晚了。于是就涂下几行字。文曰：
一九八〇年八月与苏晨小坐德明书斋，德明出示书籍，偶尔此册，则赫然当年旧物。此书随我多年，历经离乱，而得携来京华，实出意外。五七年罹奇祸后，为谋衣食，藏书尽散；不图今日复见，若逢故人，摩挲久之，不能或释；往事如烟，思之忧然。德明获此册于旧市，乃得幸存，赖其力焉。用志数语，道其经过。
八〇年九月廿日
最近听说吴晓铃也在书肆中买得我的一本旧物，可惜他已去美国讲学，来不及问他究竟是哪一本了。我想书籍如果只是我物，终后也将成为废纸，如此散失了，倒反而能广结书缘，未始不是一种幸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