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责任感，事业心，为人类造福。以上几点大都限于个人修养，但不能因此误解歌德是一个自我完善者，或者一个道德家。从青年时代起，歌德一直听凭热情支配，不但表现在他的个人生活和写作上，还可见于他对神话、传说、历史中的反抗精神的仰慕上。随着自我教育日益深化，他越来越认识到在人生中，比热情更重要、更宝贵的是责任感。他明确地说：“那么，什么是你的责任呢？当务之急。”托玛斯·曼1930年曾经用这个简明的答案作为他的一本政治论说集的题目，足见歌德对于责任感的强调在德国知识界所产生的影响。歌德的责任感表现在多方面，或者是对人，或者是对自己。例如：为朋友魏玛公爵承担各种违反个人志趣的繁重的政务；与移居魏玛的知己席勒共同制定遭到年轻一代反对的复兴古典艺术的“魏玛艺术之友”纲领；同居18年之后，公开与克里斯蒂涅·乌尔丕尤斯举行婚礼；经过60年赶着在去世前夕把毕生巨著《浮士德》全部完成，等等。这些及其他事件的实际过程证明，歌德实现他的责任感，决不是敷衍塞责，因应人事，更不是自私地追求所谓“良心”的平安。他的责任感的严肃性在于和事业心相连，在于通过事业心而形成为人类造福的使命感。他的一生从没有为任何个人目的、成就、荣誉所滞留，而是为着一个即使超越个人能量和生存年限的伟大使命而永不停歇。人生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奋斗过程，这也正是《浮士德》这部巨著唯一的启示。浮士德在失望于美的理想的追求之后，产生了填海造田、为人民建立新的理想之邦的雄心壮志，即使双目失明，仍然在自己的想象中，仿佛听见自由人民建设新生活的声音，而不禁呼唤眼前的瞬间“停留下来”。尽管他为人类造福的理想自己没有实现，致使这部巨著只能以“悲剧”的形式传世，浮士德永远不满足于渺小的物质享受，永远不屈服于魔鬼的引诱，终于怀着那个高尚的使命和信念倒了下来：这条英雄主义的人生道路成为历代先进人类永远的楷模。
6．爱惜时间，力求化瞬间为永恒。对于怀有事业心、使命感并对人生短促有自觉性的人，时间是永远不够用的。因此，最愚蠢的行为莫过于对时间的抛荒和浪费。歌德真可称为著作等身的大家，他却从不以倚马可待的天才自居，那么他是如何爱惜时间，也就不言而喻了。值得一提的是为儿子题写时间警句的逸事：奥古斯特·瓦尔特读到作家让·波尔的一则打油诗：“人生只有两分半钟，一分钟微笑，一分钟叹息，半分钟去爱，然后在这半分钟死去。”他爱不释手，便把它抄在纪念册上；歌德看了，便在它后面添写了这样几句：“一小时有六十分钟，一天有一千多分，孩子，你要知道，一个人能够做多少事情。”
7．对混乱、暴力、革命的态度。歌德一生厌恨各种形式的混乱和暴力。法国大革命期间，巴士底尔被攻陷之后，德国著名知识分子席勒、赫尔德、克洛卜斯托克等人发出热情的欢呼，歌德却采取怀疑、保留以至冷淡的态度，明确宣称他不是法国革命的朋友。同代人和后人曾经以反对革命为口实而谴责他，看来不免知其一未睹其二了。须知歌德同时也不是专制统治的朋友，更不承认自己是现行制度的朋友，因为时代在前进，人间事物每过50年都会改弦易辙，不会永久不变。歌德所以不同情用暴力来消除政治弊端，根本上取决于这样一个信念：人类社会的所有变革和自然界一样，应当通过进化来完成。在20世纪进步知识分子中间，歌德这种以进化代替革命的历史观是难以得到认同的，因为革命作为社会制度的基本变革形式在人类发展史中毕竟不可避免，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具体的革命过程是否需要暴力，从策略上说，在革命阵营内部也经常发生分歧，至于以“革命”之名行动乱之实的社会行为，明智人士从公益视角出发，就更不会以为然了。
8．爱国主义。歌德生前还被责备为不关心政治，以至不爱国。这是指他在普奥联合反拿破仑的战争进程中所持的超然态度。歌德还曾告诫青年诗人，一旦打算发挥政治影响，“他就不成其为诗人了”，这也被一些人作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而加以反对。这些是非自有公论，此处毋庸细述。重要的是歌德同时向爱克曼所讲的一段政治遗言：“……诗人作为一个人和公民是会爱自己的祖国的……到底怎样才叫做爱自己的祖国呢？如果一个诗人终生不渝地致力于同有害的偏见作斗争，清除狭隘的观念，启迪人民的心智，净化他们的趣味，其情操与思想趋于高尚。试问他还能怎样更爱国呢？”的确，谁还能比这样身体力行而且产生如此丰硕成果的歌德更爱他的祖国呢？
9．晚年客观地看待自己。歌德尽管一生取得奇迹般的成就，却从没有把自己看成什么“超人”，始终客观地认为自己得益于时代和环境，这些观点均见干晚年与爱克曼的谈话中。例如，1824年2月25日，他说：“我出生的时代对我是个大便利。当时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我活得很长，看到这类大事一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对于七年战争、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法国革命、整个拿破仑时代、拿破仑的覆灭以及后来的一些事件，我都是一个活着的见证人。”1832年2月17日，他说得更坦率、更明确：“在我的漫长的一生中，我确实做了很多工作，获得了我可以自豪的成就，但是说句老实话，我有什么真正要归功于我自己的呢？我只不过有一种能力和志愿，去看去听，去区分和选择，用自己的心智灌注生命于所见所闻，然后以适当的技巧把它再现出来，如此而已。我不应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我的智慧，还应归功于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成万的事情和人物。”我们由此感奋地认识到，歌德决不认为自己是不可企及的，他不过一直不遗余力地试图达到普通世人可能攀登的最高台阶，从而极大地增强我们对于自己的人生道路的信心和勇气。
10．歌德所从事的工作超出个人的能量和生存年限，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接力者。35岁的席勒1794年在耶纳一次自然科学讨论会上与歌德交谈过原始植物问题之后，给45岁的歌德写过一封为此后十年的友谊奠定基础的长信。其中谈到这样三点：一、歌德毕生寻求自然界中的必然性，试图用整个自然大厦的材料按照遗传学方式建造万物中最复杂的机体即人；二、这个从自然界仿造人的构想，诚然富于英雄气概，但从歌德的出身来说，却又是一条任何意志软弱者都会回避的最艰难的道路；三、这是因为为此而必需的希腊精神被扔在北方世界中，歌德如不甘成为一个北方艺术家，便得借助思想的力量来弥补现实拒绝提供的想象力，这无异于从内部按照一条理性途径分娩出一个希腊来。歌德以赞同而又感激的心情给席勒写了回信，其中写道：“我所从事的工作远远超出个人的能量和生存年限，我想把某些部分寄放在你名下，好让它们不单得以保存，还能充满生机。如果我们更亲近一些，你会发现我身上有某种朦胧和犹豫，尽管我清醒地意识到，却也无从控制，因此你将亲自看到，你的关怀对我是大有助益啊。”席勒所说的歌德所从事的工作并不纯粹属于自然科学，仍不过是试图按照自然界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规律，通过文化途径促进人性的改善。在歌德看来，文化就是第二种自然，文化史就是人类从自然状态的动物成为世界改造者和历史创造者的进化过程。这两位大诗人建交以后，歌德节制了席勒对于哲学玄思的爱好，席勒则帮助歌德把他对自然科学的热情转移到文学创作上来。于是，和谐、自我完善、致力于真善美、以古代为楷模被肯定为高尚的安适自在的新文化的基础。然而，真正按照自然进化规律仿造人，这个远大理想又谈何容易？歌德生前显然不可能也没有祈求实现，充其量像席勒所说，不过开辟了一条道路，虽然远比在别的道路上走到终点更有价值。在歌德没有走完的道路上，当代世界各地的接力者们，包括21世纪的中国健儿们，将以更迫切的心情、更清醒的头脑、更坚决的步伐继续坚持走下去。他们的实际目标虽已从“按自然规律仿造人”改换成“首在立人”的“新宗”，但对新人类具有确信，则是和歌德完全一致的。
以上正是肩负“立人”使命的中国知识分子值得向歌德学习的几个重点。这些重点内容作为歌德精神的一部分，虽然知易而行难，却并不疏隔于我们固有的精神血脉，例如鲁迅的道德文章。事实上，学习歌德精神和继承鲁迅的战斗传统本来是一致的，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发明的，这也是我们容易走向歌德的原因之一。歌德逝世一个半世纪以来，由于世界变化太大，对他的评价和议论纷然杂呈，莫衷一是。除所谓“德国鄙俗气”征服了歌德这个常见观点外，有的认为在这位满面春风、彬彬有礼的君子后面，躲着一个忧伤的悲观主义者，有的把乐观、坚定的奋斗者的形象换成一个苦恼的怀疑主义者，以至在他的青年同胞中间一再发出“告别歌德”、“抛弃歌德”的呼声。19世纪下半叶的歌德和20世纪末的鲁迅竟然遭到相似的命运，不能不令人在感慨之余加以深思。尽管施彭格勒断言西方已经没落，汤因比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东方文化上，近年来更出现了“文化冲撞”的怪论，而歌德为世界公民所发扬的人文主义理想，在世界各国的接力者们心中永远不会磨灭，并在目前令人惶惑的喧哗与骚动中，日益放射出镇定人心、鼓舞人心的光辉。中国知识分子要实现“立人”的宏愿，从其身内外、境内外将会遇到的阻力来看，其艰难程度较之当年歌德征服“德国鄙俗气”有过之无不及，但同时我们也比歌德有更多后来居上的便利要件，包括更广阔的活动空间、更深刻的经验教训，以及更可检验自己的能量的机遇和风险。只要我们保持不可或缺的自觉性和坚韧性，永远努力向上，不断超越自我，防止满足和停顿，抵制因循苟且和低落消沉，同时注意保持平衡和稳妥，防止形而上学的片面和偏激或偏废——这样必将在人的价值的认识、开发和运用上有所长进，并对自己的人民、民族和整个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
1999年1月15日于北京八里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