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
（一）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星稀月黑之夜，二十时十八分，一位伟大女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半个多月来，我不断地守侍在她的病榻旁边，或徘徊在楼下的走廊里，心中默祷着使人心灵窒息的噩耗不要闯来。但是人的生命毕竟是有止境的。大限终于来了。我没有话可说。我咽下了凝聚在眼眶的泪水。六十五年来我所认识的宋庆龄同志的战斗的生涯，像长篇的连环图画，一幅一幅浮现在我的眼前。
从最近的谈起。邓颖超同志亲自向宋庆龄同志报告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接受她入党的经过，宋任穷同志同我向她报告人大常委会一致通过她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她喜悦地点了点头，说：“谢谢同志们。”这之后，五月二十日，晨九时，叔婆——我通常这样称呼宋主席——曾和我作了相当长的谈话。那已经是她病情非常危急的时候了。她坚强地战胜病魔的冲击，一句话带两声喘地谈，谈，谈了足足二十分钟。我的广东腔北京话，她常常听不清楚。她的上海腔北京话，讲起来也非常费力。于是我们只好用英文交谈了，这是长期以来，她同我谈话时使用的语言。
“叔婆，”我叫她。这是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以来，我姐姐和我尊称她的专用语。
她睁开眼睛，一直不停瞬地望着我。
“您觉得怎样？”我说。
她开口讲话了，虽然舌头已有些僵硬，但是还可以听得很清楚。叔婆说：“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很感谢。”
跟着，她喘了几口气。又说了：“如果我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很紧张地俯下耳朵去听。可是她喘了一阵之后，又重复说了两遍：“如果我发生问题……”我再听。她在急喘中，挣扎着想再说下去。
我那时认为，不能让她苦痛地勉强讲话了。我忍耐心情的激荡，向她说：“叔婆请放心。我们将依照您的吩咐去做的。一切照您的意思去做。”
宋庆龄主席点头了。因高度体温烧得通红的面颊浮上了一丝满意的笑影，并且还一再点了头。
我觉得不能再缠扰她了，我握了她的手，她的手也有力地回握了我的手。我向她说：
“叔婆，请您不要再讲话了。请您好好休养。我明天再来看您。”
叔婆又微笑了。她说：“明天，……明天……”然后又点了头。
五月二十日宋庆龄同志同我的谈话，那是她最后一次所作的时间最长的谈话。“明天！”啊，“明天！”
明天自然我又去了，那以后，她已在半昏睡状态中，再也没有能力开口说话了。
那一次宋主席谈的“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自然是包括她成为正式党员，和国家名誉主席的称号，这是十分明白的了。那么，我说明：“我们将依照您的吩咐去做”，自然是回答了她“如果我有什么问题的话”的话中之语。她心中想的，我明白。我所说的，她十分清楚。可惜，“明天”的话设有了……
我应该说明这谈话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原来，她病重之前，就向侍候在旁的邹韬奋夫人沈大姐再三说过，并且把同样的内容也向她的小保姆说过，如果她有“什么问题”，要送到上海，埋在她父亲、母亲，和已经逝世的同宋主席同艰苦五十多年的李妈的墓旁。并且还向沈大姐说了墓地应如何安置，还笔画了简单图样。
“依照吩咐”的内容，就是这样。
这显示了共产党员宋庆龄同志毕生愿同劳动人民同甘苦共命运的高尚品德。
共产党员宋庆龄同志的脑中，永远不曾有过“特殊”两个字。她一生地位崇高。但她从未想过身后作什么特殊安排。台湾有些人说，她可能埋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她想也不曾想过这些。中山陵的建造构思，她不曾参与过半句，也不愿中山陵因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现在为此而花费国家、人民的钱财。
宋庆龄的一生谦虚谨慎。邓颖超同志称呼她为“副委员长”时，她明确阻止，称“庆龄同志”时，她含笑点头同意。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她却不愿挤进中山陵分享中山先生的光辉。她真正心甘情愿地和她的“李妈”同葬在一起。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伟大的共产党人的气魄！
我在六十年代初期到过伦敦。我同其他同志们立刻到马克思的墓地瞻仰。卡尔·马克思，杰出的人杰。马克思的墓地，墓碑不及两米，他的夫人燕妮，还有他们夫妇忠实的保姆海伦，墓碑一模一样大小。在马克思墓地周围，还有千千万万个墓碑，有些已是衰草丛生，有些已被风雨洒蚀得不像样，但只有马克思墓，年年，月月，日日，不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鲜花，始终不曾有半朵凋残的花朵，凋零的马上换上新的……
我想上海万国公墓的宋庆龄同志墓，也一定会是这样。
（二）
纪念宋庆龄同志的画册的前言，已把宋庆龄同志的光辉形象刻画得光彩夺目。她的革命的一生，尤其是风雨飘摇的三十年代，她艰苦奋战，如千丈巨岩，顶住一浪高似一浪的冲击，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是她一生中最突出的一段。
一九三三年春，我由宋庆龄同志、柳亚子先生和我母亲营救，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到了家。记得是五月时分，宋庆龄同志突然出现在母亲的客厅中。那时候，她通常是不轻易出门的，而且我姐姐还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未回上海，因而不但没有事前通知，连间接的招呼都没有。可是她来了，只一个人，这是从来少有的事。
我母亲慌了，赶快自己沏茶。她却平静无事地同我母亲寒暄，一面向我眨了眨眼。我母亲明白了，她托词去拿糖果，回到了寝室。当时只剩下宋庆龄同志和我两个人了。
“夫人……”我不知从何开口，只好这样叫着。
“不。叫我叔婆。”她微笑着说。
“是，叔婆。”
她面色凝重了，说话放慢了，但明晰，简捷，每句话像一块铁一样。
“我今天不能待久。”
“嗯。”我回答。
“我今天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她说。
“最高方面？……”我想知道。
“国际！”她只说两个字，随后又补充说：“共产国际。”
“啊！”我几乎叫出来。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的名单。”
我回答了：“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
“好。只有十分钟。”她微笑着，打开小皮包，摸出一根香烟，自己点了火，然后站起身子，往我母亲客厅中去。我听见她和母亲低着声说了些什么，然后两人高声笑起来。
我飞快地写好了，在一条狭长的纸上。十分钟，她出来了，我母亲还躺着，她看见我已写好，便打开皮包，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我那一张纸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里。
我不用问。还有什么好问的？我只怔怔地望着她。她从容地站起来了。
“走了？”我问。
她没说话，指指客厅。我明白她和母亲要告别。我轻声叫：“妈妈！”
“知道了。”妈妈出来，她们手挽手到楼梯口。原来我母亲住的房子，是同经亨颐先生合租的，二楼成了她的居所，楼下是著名的“寒友之社”，那楼下的客厅便是经先生以及一大群画家常来挥毫之所。
“我自己下去。不要送了。”宋庆龄同志说。
“？”我妈妈眼睛瞪得很大。
“不要紧。安全的。”她有把握地说。然后慢步下了楼梯，走过厨房，也就出了何香凝公馆的大门。她一笑，出去了，真利落。
我有点紧张，问妈妈：“要不要等会儿打电话？”很明显，如果她回了家，接通电话，就表示真的安全了。
“你这傻孩子！”我母亲笑了。“你搞了这些那些，连这都不明白？我从来不打电话给她，她也从不打电话给我，放心。”
我真的放心了，她也真的没有来电话……
这一段回忆，埋在我心里将近五十年，从不敢同别人讲过。
回想起来，回忆真有一大堆。儿童时代的，欧洲时代的，香港时代的，解放以后的……从她一生革命的长河中每个阶段都可以看到，她一生是革命家、是斗士，以共产党员自许，而最后获得党证，是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誉主席。
无论如何，上面的那一段，我认为有责任把它写出来，尽管过了将近五十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