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田
判断是应付一切问题的工具，而且无处不在使用。正因为如此，在我所写的随笔中，一有机会我就用上它。即使是我不熟悉的问题，我也要拿它来试试，像蹚水过河似的远远地蹚出去。然后，如果这个地方太深了，以我的个头蹚不成，那我就到岸上去待着。承认过不去，这是判断的一大成功，甚至是它最为得意的成功。有时候，对于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我要试试，看看它能不能使问题具体化，使之充实有据。有时候，我用它来探讨重大的、有争议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上，它发现不了任何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因为路子是现成的，它只能踏着别人的足迹走。这时，它所做的就是选择它所认为的最好的路；在千百条路中，说出这条或那条路选得最合适。我是遇到什么命题就抓什么，对我来说都是不错的。不过，我从来不打算将它们完整地写出来，因为根本见不到全貌。有人答应我们让我们见到全貌，可他们并不兑现。每件事情都有方方面面，有时我只是抓住一面舔一舔，有时只是找出一面摸一摸，有时则要一直夹到骨头上。我往里扎一扎，不是尽量扎得宽，而是尽量扎得深。我常常喜欢抓住命题的某个未曾探讨的方面。如果某个方面我还不熟悉，我就斗胆地深入探讨下去。我在这儿写上一句话，又在那儿涂上另一句，算是从各个部分上零零散散地采取的样品，并不打算做什么，也不许诺做什么。我不一定要对这些写上的东西负责，也不会因为觉得不错就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些东西。我还会觉得有疑问，没把握，仍然觉得自己还是老样子——一无所知。
人一活动就会暴露自己。凯撒的内心，不但在组织指挥法萨罗战役时看得出来，而且在安排休闲和艳情时也看得出来，看一匹马不仅要看它在驯马场上的操练，还要看它慢慢行走，甚至要看它在厩内的休息。
人的心灵活动，有的是不太高尚的。看不到这个方面，就不算对人心有彻底的认识。在它平平静静的时候，也许看得清楚得多。感情冲动的时候，它往往显得很高尚。另外，每遇一件事，它就会整个儿扑上去，全力以赴，决不会同时处理两件事。而且，不是根据事情本身，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处理。如果就事论事，世间事情也许都有各自的标准和特点；但在我们的心里，人心就会按自己的意愿将这些标准、特点任意修凿。死亡对西塞罗来说是可怕的，对加图来说是自己希望的，对苏格拉底来说是无所谓的。健康、良心、威望、知识、财富、美丽等等以及与之相反的东西，在进入心灵的时候要剥去衣服，换上心灵给予的新衣，染上心灵喜欢的色彩：褐的、绿的、淡的、暗的、刺眼的、顺眼的、深的、浅的，以及它们各自喜欢的，它们没有一起共同对照它们的风格、标准和形态：每一种单列出来都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不要再找事物的外部品质作借口了：我们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我们的好与坏取决于我们自己。要烧香许愿就许给自己，而不要祈求命运：命运对我们的品行无能为力。恰恰相反，我们的品行会影响命运，给它打上自己的印记。我干吗不能评评那个在吃饭时聊着天，胡喝海喝的亚历山大呢？干吗不看看在他下棋时这愚蠢幼稚的娱乐触动和拨弄的是他脑子里的哪根弦呢（我讨厌下棋，因为它算不上娱乐，玩起来过分严肃，把可以用来干正事的精力用到这上面不好意思）？他在组织他那光荣的印度远征时也没有这么忙过，另一位亚历山大在解析一段与人类永福有关的《圣经》时，也没有这么忙过。你们看，人的心里把这种可笑的娱乐看得多么重；不是全力以赴了吗？在这件事上它多么慷慨地给每人以直接认识和评价自己的可能！在任何别的情况下，我都不可能更加全面地看待和审视我自己。在这件事上，什么样的感情不在折磨人呢？愤怒、怨气、仇恨、急躁以及（在最有理由接受失败的事情上的）强烈的求胜心。看重荣誉的人不应在区区小事上展现自己的旷世奇才。在这个例子上我所说的话，对别的事情同样适用：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展示人，表现人。
德摩克利特和赫拉克利特是两哲学家。第一位觉得人生无聊又可爱，所以公开露面时脸上总是挂着讥讽和笑容；赫拉克利特觉得人生可悲又可怜，所以总是愁眉不展，两眼充满泪水。
抬脚出门一位笑盈盈，
另外一位则哭兮兮。
——尤维纳利斯
我更喜欢第一种情绪，倒不是因为笑比哭招人喜欢，而是因为它更加愤世嫉俗，对人的申讨更厉害。我看，按照我们的功罪，我们受到的蔑视还远远不够。我们对一件事情表示遗憾，在遗憾和惋惜中却夹杂几分欣赏；我们不屑一顾的东西，却又觉得无限珍贵。我认为，与其说我们不走运不如说我们很虚荣；与其说我们狡猾，不如说我们愚蠢；与其说我们非常辛苦，不如说我们非常无用；与其说我们可怜，不如说我们可耻。因此，滚着他的木桶独自闲逛，对亚历山大大帝嗤之以鼻，将我们视为苍蝇或充气的尿泡的那个第欧根尼，依我看要比那位号称世人的仇敌的蒂蒙的看法更加尖酸、刻薄，因而也更正确。因为，人之所恨会常挂心头。后一位盼我们倒霉，一心希望我们完蛋，避免同我们交往，认为那是与恶人为伍，是危险的，是堕落。另一位对我们不屑一顾，所以同我们接触既扰乱不了他，也带不坏他。他丢下我们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不屑同我们交往；他认为我们既干不了好事，也干不出坏事来。
布鲁图与斯塔蒂里谈话，让他参与反对凯撒的阴谋，他的回答如出一辙。他觉得事情是正确的，但干事的人不行，根本不值得为之出力；根据埃吉齐亚的学说，哲人干一切事情都是只为自己；因为只有他才有资格让别人替他做事；而根据泰奥多尔的学说，让哲人为了国家利益去冒险毫无道理，为了几个狂人这样做很不明智。
我们自己的人生既可笑又滑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