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罗斯滕
父亲帮助儿子时，两人都笑了；儿子帮助父亲时，两人都哭了。
安葬父亲后不久，对父亲的回忆——他的每一次大笑，每一声叹息，都像难以预测的涓涓细流时时在我的脑中流过。父亲为人坦率，没有一丝虚假或伪善。他的情趣纯真无邪，他的愿望极易满足。他从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他对闲声碎语深恶痛绝，从不知道什么叫怨恨或妒忌。我很少听到过他有什么抱怨，从未听到过他亵渎别人的话。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我记不得他讲过低俗或恶意的想法。
父亲很爱我母亲，对她总是体贴入微，并常为有这样一位美貌贤慧的妻子感到自豪。步入晚年后，他起床后的第一件工作便是煮咖啡（他煮得一手好咖啡），然后一边看报，一边呷着咖啡，等着母亲前来与他共享“少时夫妻老来伴”的欢乐。
我不知道还有谁比他更喜欢看报纸。他看起报纸来总是津津有味，即使一条新闻也细细品尝。在他看来，晨报重现着每日生活的新意，是奇迹与愚行的舞台。
父亲是个天才的“故事大王”，常以逗别人大笑为乐。他总是将自己刚听到的最新笑话或故事讲给大家听。当我年幼时，他常用一些幽默故事和哑剧逗我。或鼓着腮帮，或滴溜着眼珠，或模仿着一种走路姿势。他可以在你面前活灵活现地装扮出一个人物来。
他还常用诙谐的幽默引得我们捧腹大笑。有时他兴致勃勃地问：
“你们猜今早我见到谁了？”
“谁？”
“邮递员。”
或者他伸出食指问：“你们知道为什么伍德罗·威尔逊不会用这根指头写字吗？”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的指头。”
这些事听起来很荒唐，是吗？不过你或许根本无法想象它给我带来的乐趣。然而在绞尽脑汁取乐一个小孩子的同时，父亲自己也感受到人世间的天伦之乐。
在我做了爸爸后，父亲又开始给他的孙子们讲他那幽默可笑的故事。“唉，”他常叹道，“当我跟你们一般年纪时，我可以将手举这么高（他将手举过头顶），可是现在只能举到这儿（他又将手举到肩膀那么高）。”
这时，孩子们总是皱眉挠头，绞尽脑汁寻想这是怎么回事。
“啊，是呀，”见孩子们仍在云里雾里，他又说：“我过去能举这么高，可现在却不行了——”
旋即，孩子们异口同声尖叫起来：“爷爷，可是您刚才还能举那么高呢！”
此时他便开心地大笑起来，要么拉过来在脸上猛吻，要么高高举过头顶，同时还夸奖说：“哦唷，这些精灵鬼！”
幽默风趣是父亲的天性。来芝加哥定居后不久，他就去参加一所为外国人举办的夜校。老师问他：“你可以就名词举一个例子吗？”
“门。”父亲回答说。
“很好。那么，请再举一例。”
“另一扇门。”他说。
父亲喜欢唱歌，并且唱得很不错，不过他的鼾声也如响雷。父亲打鼾，姐姐说呓语，整个屋子里彻夜不得安宁。
父母对我的学习成绩很是满意。很小时，我就懂得拿上一本书就可以逃避干家务活。瞥见我看书时，他总是拍着我的脑袋瓜说：“很好，你在往这儿积累知识！”他常对人类大脑所创造的奇迹赞叹不已。
在我十一岁时，父亲开始教我下棋。六七个月后，我第一次赢了他时，他高兴地直拍手，见人就讲，逢人便说。
他热爱这个国家，视美国为一块宝地。
父亲过去曾是波兰一家纺织工厂的织袜工。定居美国后，他又织运动衫。二十多岁时，他只身一人来到美国，后来才将我和母亲接了过去。在芝加哥，父亲每周要在一台笨重的织机上工作六十多小时。
他得在黎明前起床，在滴水成冰的季节，要乘一个多小时的车，八点前赶到工厂。下班回家后，他匆匆吃过晚饭，又在家里那台半旧不新的织机上工作。母亲决意开办一个“家庭工厂”，以解脱老板的摆布。
父亲从没什么野心。母亲则永不知足，精力充沛，富于心计。他俩干起活来如同一个小组：母亲负责设计、剪裁（她小时候在一家纺织厂干过），然后经销帽子、围巾等。父亲除了开机编织外，还搞采购。
后来，他俩雇了帮工，在离我家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开了个铺子。父亲是店主兼制造商，母亲站柜台。两人都是激进的工会会员，这种由工人一跃成为“老板”的地位变化使他们感到无所适从。我怎么也不会忘记父亲曾力劝四位雇员组织一个工会的情景——为提高工资举行罢工！雇员们死活不干，认为他们的报酬已经可观。他们还说：“既然你觉得我们应该得到更高的报酬，你给我们增加一些不就得了？”
“噢，那不行，”他立即说，“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如果只有我给你们增加了工资，那么我就无法和其他制造商竞争了。可是如果芝加哥所有的纺织工人都联合起来，并派一个代表团去要挟所有的制造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增加工资了。”他到底还是说服了他们。
若干年后，当我在大学上经济学课时，这荒谬的一幕总是在我的大脑中闪现。
父亲交友甚广，却很少有知己密友。他十分钦佩自己所不具备的别人的优点：所受教育、分析能力和创造能力。他最崇尚直率的性格。他常情不自禁地赞美某某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实在了不起”！
父亲对大海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密执安，在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海滨，他不知度过了多少个美好时光。他不会游泳，因此从不到淹没膝盖的地方去。看着他坐在海边戴着草帽看报纸，就像一个澡盆里嬉水的孩子，实在令人发笑。
丹尼·托马斯曾给我讲述了他父亲——一个身高体壮、妄自尊大的人——是如何去世的。临终前，老人朝天挥动拳头大喊：“让死亡滚蛋吧！”
我父亲没能像他那样壮烈地死去。经过了一年的心脏病、咳嗽、肺气肿的折磨后，他身体极度虚弱，最后在氧气帐中悄然离去。每当想到“死亡”二字时，他表现出的不是大发雷霆，而是闷闷不乐。
一次，母亲将他送到南天门医院，他抱怨说他脸上有点发痒。于是我带来了我的电动剃胡刀。在我给他剃胡须时，他问：“你为何从纽约一直跑到密执安来了？”“没有啊，”我撒谎说，“我碰巧来底特律开会，碰上了。”“是碰上了！”他叹道。接着又笑着说：“你可是我这一生中请过的最昂贵的理发师啊！”
出院后，他憔悴难认了。走路得拄拐杖，还须我搀扶。我不禁想起了一句犹太谚语：“父亲帮助儿子时，两入都笑了；儿子帮助父亲时，两人都哭了。”
可我俩谁都从没哭过，因为我总是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的工作、妻子、儿女以及工作计划，他对这些向来都是百听不厌。我攒了一肚子听来的新故事——任何能使他暂从病痛中解脱出来的方式都未尝不可。在我讲故事时，他总是面带笑容，装出一副痛苦很快就会消失的样子，装出一副还有大量的时光交谈，还有数以千计的故事要讲的神态。
最后一次我是在芝加哥的一家医院见到他的，当时他被放在氧气帐中，处于昏睡中。我和妻子向他道别，他都没听见。我送他一个飞吻，以为他也没看见，然而他看见了。他点了点头，用满是皱纹、扭曲的脸做着怪相——以前当他说到“别为我担心”或“别等我”时常做这种鬼脸。接着，他费劲地伸出两根手指举到唇边，回报我一个飞吻。
父亲是个和蔼可亲，通情达理的人，我爱他。
父亲去世后我每天都要进行长时间的游泳。我可以在水中尽情痛哭，当两眼通红地从水中出来时，别人还以为是水刺痛了眼睛。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有过如此思念之情，和我在一起，父亲感到愉快，和父亲在一起，我感到幸福。
父亲活在我的脑海里，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涌进我的记忆。有时，我会情不自禁地脱口喊道：“哦，爸爸，您真了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