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春秋战国的时候，有一支军队开进了幕阜大山，来到“吴头楚尾之交”的通山县安营扎寨。白日里，戍关将士在军鼓声中操演练兵，垦荒种田；到夜晚，大家围篝火而坐，击鼓奏乐，载歌载舞，尽情娱乐。从此，荒凉而沉静的九宫山被军人的鼓声所唤醒，在军人的手中变得无比美丽和富饶。后来，天下太平，军队开走了，但他们开垦的土地连同军鼓都永久地留了下来。土著人民们不忘这支军队的恩德，便自发组织起来，仿效他们的样子，击鼓喊号、集体耕种，天长日久，便成习俗。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实在难以考证，但那种“击鼓喊号、集体耕种”的古老习俗，在当地却是千真万确的存在。时至如今，乡风依旧。
每逢春耕农忙时节，山民百姓总是以“换工”、“帮工”等交换劳动方式、自发地组织起劳动集体，开展挖地、插秧等劳动强度大、所需时间长的农活劳动，同时邀请或推选出一名“鼓匠（又称‘歌师傅’）”，大家在他的指挥下，合着鼓点和歌曲的节拍，有节奏地完成挖地或插秧等劳动动作。这种活动常常从早延续到晚，中间经过午饭、休息，按一定顺序整天或接连数天进行下去，直至整个劳动任务的完成。或许是山民们生来就与大山有缘，对大山怀有特殊的情感，于是，便将那充满传奇色彩的鼓称之为“山鼓”，将那伴随劳动生产的击鼓喊号称作“打山鼓”。
山鼓状似“腰鼓”，高约一尺二寸，木质鼓身，牛皮鼓面。鼓身中部最大直径在七寸左右，鼓面上大下小，上端鼓面直径约六寸，中间绘有太极图案，并沿圈写有相关文字；下端鼓面直径约五寸，通常写有该鼓的制作时间和制鼓人的姓名。鼓身中部对称安有两枚铁环，便于鼓匠系上牛皮背带，将鼓悬挂于前。击鼓的鼓扦用竹子制作，顶端套有麂角或其他骨质的小圆片，挥动起来既有弹性又能增强力度。鼓匠右手执扦击鼓，左手斜托鼓的底部，用手指作配合动作，敲打调节出“打”、“的”、“咚”、“壳”四种不同的音响。山鼓音色清脆响亮，数里之外能闻其声。
打山鼓时，鼓匠站在田头地边领头喊号，引吭高歌；劳动队伍中的歌手们，按一定顺序配合鼓匠轮流穿插接唱山鼓歌，唱歌时暂停劳动；众人则边劳动边呐喊帮腔。正所谓：一人唱，众人和。山鼓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劳动号子，有着各种不同的演唱规定，一天中什么时候唱什么音韵的歌，不可乱来，演唱内容虽变化较多，但也有一定的规律性，通常由鼓匠灵活把握。山鼓歌的腔调与地方语言的音调结合紧密，节奏由慢渐快，节奏型随之变换，自然组成以天为单位的变化多端的山鼓套曲。总之，山鼓歌既能演唱成本成套的民间固定歌词，如历史传说歌、长篇叙事山歌等等，又有机会让歌手在适当时候即兴编唱各种内容的歌子（包括所谓的“荤歌”），是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民间文艺形式。因其能在劳动生产过程当中直接起到传播知识、增强记忆、活跃思想、锻炼口才、健康身心等积极作用，充分显示了民间文艺的特殊社会功能，因而也就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传承条件与实际意义。正是在这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艺术的感染与诱惑下，人们的参与意识和自我表现欲望，才表现得那样的强烈和不由自主，于是，原本十分繁重的体力劳动，在鼓声、歌声、欢乐声中，便不知不觉地变得轻松起来。俗语说，“一鼓催三工”，便是人们对打山鼓起到调节劳动情绪、消除疲劳、提高工效等实际作用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通山县的打山鼓。有“挖山鼓”、“栽田鼓”和“山锣鼓”之分。“挖山鼓”流传于多旱地少水田的深山区和丘陵地带。开荒挖地时最常见，演唱时采用高腔，即采用假声（俗称边音）发音方法，旋律高亢奔放，质朴热烈，节奏稳健，抑扬顿挫分明，乡土味极浓。“栽田鼓”伴随田间劳动进行。插秧时常见，主要流传于山区盆地水田较多的地方，演唱多半采用平腔，即采用真声（俗称本音）发音方法，旋律婉转流畅，气质健壮，情绪豪迈，历来为诗人所钟爱。因其劳动人员多、场面大，往往一次出现两或三只山鼓，鼓匠之间各有分工，配合默契，偶尔伴有简单的舞蹈动作。“山锣鼓”流传于丘陵地带，一般不受坡地或田间劳动场地的限制，主要在耘禾和锄草时出现，演唱时真假声并用，曲调轻松活泼，自成一派。鼓匠身背山鼓，腰悬铜锣，演奏动作滑稽风趣，颇具诙谐幽默特点。
打山鼓作为地方民俗，并不局限于通山县这一行政区域。它存活于同属赣方言区的与之相邻的阳新、崇阳、咸宁等县市这一范围广阔的鄂东南山区，只不过通山县的山田生地更多、更大、更高，相对也就更加封闭，保留下来的古老形态的东西更多一点罢了。故而，在比较之中，通山县的打山鼓便显得更加原始，因此也就格外引人注目。我们说通山的打山鼓中保留着某些更加原始的古老形态的东西，不仅是鼓匠们世代口传着本文开头的那段神话般的故事，在山鼓歌的一些传统唱段中，我们还能见到，某些远离我们时代的人物和事件，人们如今仍然是那样的记忆犹新和津津乐道。例如在栽田鼓中，每天下午要唱一长段有固定曲调和固定唱词的所谓《游船》，它唱的是楚国著名爱国诗人屈原大夫的故事。当然，仅凭这一点似乎不足以说明什么，但我们将当地的其他有关民俗联系起来看，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譬如在端午节划龙舟这一民俗活动中，当地要在将龙舟送下水之前，举行盛大的“招魂”仪式，通常由道士主持，待唱完《屈原空中下凡尘》之类仪式歌后，龙舟方能下水（这种情况，本世纪50年代以前在当地是最常见的）。我们从湖北民间歌谣的普查情况看，像上述两种情况，全省并不多见。这当然不能理解为通山人民对屈原大夫有超出寻常的特殊感情，它不过是古老形态的人们对爱国诗人的怀念和追悼的再现。这就好比刀耕火种这种古老生产习俗一样，平原等经济发达地区已不可能再见到，而在通山等一些偏僻的山区角落，它依然存在着。由此可见，打山鼓这种习俗，其历史是相当久远的，说它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没有的。
与打山鼓相似的这种民俗活动，湖北的其他地区也可见到，鄂西一带就有边劳动边唱歌的习俗，通常称之为“薅草锣鼓”。不仅如此，甚至在远隔重洋的日本国，也存在“唱插秧歌”的相同习俗。日本民俗学家关敬吾先生编著的《民俗学》中，由最上孝敬先生执笔的第三章《生产与习俗》里这样介绍：“在山田、广岛等县，曾有过盛大的插秧仪式。插秧仪式从清早开始，经过午饭、休息、直到傍晚，各自按一定顺序进行。一部分人穿上新衣，唱插秧歌，另一部分人敲鼓、领唱、指挥。其余的人随着歌唱的节奏插秧。在相当广的地区内，即使没有这样大的声势，唱插秧歌还是很普遍的。”同时，文章还明确指出：“与生产密切有关的一部分习俗，起源于信仰……许多起源于信仰的活动，不需要停止劳动，只在劳动前后或其过程中进行……各地在田间劳动中，也有形形色色的祭祀活动，如插秧之前，要在田头流水口架起木柴，摆上食物以祭祀田神；插秧后带回三把苗来供奉灶神。”最上孝敬先生以大量的民俗调查事实为依据，认为日本的这类民俗起源于信仰。事实证明，中日两国的民俗，有许多共同之处，他的这一学术观点，同样适合于中国。通山的打山鼓，也是与生产密切有关的起源于信仰的民俗，从“挖山鼓”中，我们还能觅见那种古老的具有民间宗教色彩的简单的劳动前的祭神仪式。通常，鼓匠到达动土地点之后，先要在地头插上三炷香，向土地菩萨三叩九拜，接下来再唱上几首向土地菩萨祈祷的山歌，如：
到山来，到山请起土地牌，
请起土地拜三拜，保佑庄稼莫受灾。
土地公、土地婆，土地公婆笑呵呵。
我问土地笑什么？下年稻粟万担箩！
唱完这些歌后，再开始劳动。掌握到这些情况之后，我们对山鼓上何以要绘太极图案之类的问题，也就恍然大悟了。如果将打山鼓与日本的“唱插秧歌”作些比较，不难发现，两者相似之处甚多，就像一根树干上的两条枝桠，故而可以这样认为，打山鼓这一古老习俗，既有地方性特点，又具国际意义，内中确实蕴藏着许多值得深入探索的奥秘。
年，“通山山鼓”以舞伴歌的文艺形式，由通山县文化馆采录整理搬上舞台，荣获湖北省民间音乐、舞蹈电视比赛银杯奖。可以肯定，它的挖掘整理，为我们研究民族文化，探讨民俗学理论，繁荣创作，开展中日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化交流，都将会起到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