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对知识技术持矛盾的心态，一方面，道家重视知识与技能，一方面担心由此导致的负面效果，主要反对的是对技术的不正当使用。认为技术带来的便利使人失去了纯朴之心，并一味追逐物欲的满足。在阶级对立森严的社会里，由对统治者的憎恶以致对其所控制残害民众的统治工具产生了厌恶和排斥的心理。这些工具有助于加强其有效的统治，矛盾不仅表现为阶级的思想对立上，还表现为对工具的破坏上。道家的反对知识与技术是与其反判现实的统治联系在一起来的。
道家重天道尚自然，通过对自然天道的认识得出人道的准则。虽重视自然知识，但反对社会伪诈淫巧之知。道家主张要静观万物，老庄强调了认识万物规律的必要性。《老子》第16章有：“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庄是站在自然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技巧，“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械事者必有机心”。认为机巧之举扰乱了淳朴之心，因此反对使用奇异器具。但《庄子》书中同时又记载了大量的高超工艺和技能，并且认为掌握了这些技艺之人实际已达到了道的境界，反映了当时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对思想家产生的影响，肯定有由技而道的可能。道与技能既对立又统一，技是暂时性的而道是根本性的。人要实现自身的目的，必须事先具备一些必要的工具和手段，而工具是人的能力的延伸。不仅对待自然界是这样，在人类社会中，工具同样是达到目的的必备条件。工具的完善有利于利益实现的最大化，人高于动物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人能够有计划有目的的创造工具。工具对于利益的实现来说，有时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决定着事物的成败。因此对能制造工具的人来说，成败从某种角度来看是人们自身能够把握了的。《淮南子》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如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医药、养生等多学科的内容，展现出西汉初期在自然科学方面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同时反映出《淮南子》所处的广阔的社会背景，以说明事物之理。正符合此书在《要略》篇所言要“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的写作意图。《淮南子》对自然探索的重视，多是通过如实记载并探明事理的形成和发展而展现的。
《淮南子》竭力反对淫巧和器械，认为这些技能和工具是违背自然的，只能对社会人心造成危害。“太清之始也，和顺以寂漠，质真而素朴……机械诈伪莫藏于心”，机械诈伪之心是末世的产物，是社会衰退的表现。“仁鄙不齐，比周朋党，设诈？，怀机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以贵义”，指出机巧之心是私与偏，与代表公正的义是相对立的。“治国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烦治，士无伪行，工无淫巧，其事经而不扰，其器完而不饰。乱世则不然……工为奇器，历岁而后成，不周于用。故神农……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诈伪，饰众无用，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不积于养生之具……夫乘奇技、伪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夫雕琢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工者也”，从治国之道、乱世和衰世对待器物的不同态度说明淫巧之物不仅浪费时间，且促进诈伪之心的产生，是衰世和乱世的产物。对于物，只要能足其器用则可，反对贵货珍财、器无用之物。从根源和实用的角度阐明了反对巧工奇技、饰无用之物的必要性，是道家尚朴观念的一种反映。同时又肯定“大巧”，视其为浑然天成的，非一般人所能达到。“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虽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而使？其指，先王以见大巧之不可也”，以道为本，视技能为末。“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阴阳所呕，雨露所濡，化生万物，瑶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润泽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鲁般不能造，此谓之大巧”，“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使衔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为也。”“大巧”是天然而成的，是符合道的，是真正的巧。而人之技能与自然道德构成了悖论关系，因此若一味执著于淫巧之能，则会带来不利的后果。
但另一方面，《淮南子》又非绝对排斥技能，而是肯定技能的合理性和有用性。“贾多端则贫，工多技则穷，心不一也……有百技巧而无一道，虽得之弗能守”，心中无道，则技能扰乱人心，使人心追逐技而不返。技艺越多，越支配人的欲望，且愈远离人的本真，最终走向了认识的反面。从这方面来看，道与技是对立且不两立的关系。道高于技，道是技中之理，技以得道为目的，得是暂时性的，守则指长久的拥有，有道就能守，最终要合于道才能是真正掌握了技能。“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硎。何则？游乎众虚之间……若夫工匠之为连？、阴闭、眩错，入于冥冥之眇，神调之极，游乎心手众虚之间，而莫与物为际者，父不能以教子”，虚是生存之地，自得之境，在道家看来虚无还是道之所在。表面上是工具游于众虚之间，实际是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心使其具实现了主客体即物我的同一，心神已经进入了道的境界，实现了由技而道的目标。正如李约瑟指出的，“道家可能在这些巧人身上看出一种与自然极端接近的、忘我的境界……这种忘我的态度，对早期中国工艺技术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淮南子》站在现实的角度，肯定了社会通行的度量器物在治理社会中的必要性。道家的“无为”包含了在掌握了真理之后的行为与态度，这些器物不因环境的变迁、时代的流变而变动。因此，《淮南子》的无为是有现实条件的。如在自然界中对事物规律的把握，社会中法的存在与完备，治理社会的手段和度量的真实完善。“夫挈轻重不失铢两，圣人弗用，而县之乎铨衡；视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准。何则？人才不可专用，而度量可世传也”，度量作为工具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人总会有失误，并且受生理、地域等因素的影响，而那些器具度量的价值具有普遍性和超时空性。“耀蝉者务在明其火，钓鱼者务在芳其饵。明其火者，所以耀而致之也；芳其饵者，所以诱而利之也。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木。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好弋者先具缴与？，好鱼者先具罟与？，未有无其具而得其利”，“食其食者不毁其器，食其实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就具与利的关系来说，具是本和源，利为末。器械是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无其具则无一利。人与动物的重大区别就是人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善用外物，关键是如何利用工具。使用它自然暂时会给自己带来好处，那么从长远看是否也如此？另外，它是否给他人也能带来益处，或者最起码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若如此，这样的工具才有其存在的真正价值。“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是故离叛者寡，而听从者众”，“器械者，因时变而制宜适也”。与老庄拒绝使用器械不同，《淮南子》从实用的角度肯定了器械存在的合理性，并且强调“宜”，即机械的适宜要以人为标准，应因时变动才能满足人类的不断需求。
在人类发展史上，谁控制了这些技艺就对谁有利，当这些技艺成为控制他人的工具时，就成为了异化人的外在力量，表面上是人对技能的利用，实质是借助这些技巧实现了人对人的利用和统治，“事实上机械的发明永远是有着双面的利刃，其功过要看人们用它来做什么而定。”工具是衡量人类智能发达的重要尺度，上层统治阶级对待百姓所使用的各种工具如斗、衡、权等以及刑具，本身并无好坏之分，若统治者运用这些器械时，它们就成为统治人民的强有力的工具，加剧了社会阶级间的矛盾与对立。但在人类文明进程的发展史上，这些工具着实又具有进步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和必经阶段。人运用机器，同时机器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控制着人。理想社会是以人作为价值评判的核心，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个体的自由与独立，这是从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得出的。道家从技术对人性异化的角度反对知识和智巧，认为这些是小知，但对自然知识却不排斥，甚至是一直在积极地探求着。“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但由于道家对‘知识’的自相矛盾的态度，以致这一点往往不能为人所理解，这种态度导致神秘因素居于主导地位并一直存在至今。因此，为了说明道家所赞成的是哪种知识，就必须说明他们反对的是哪种知识，而不阐明他们的政治立场，就做不到这一点”，认为道家对知识并不是绝对地排斥，指出其对知识的看法与其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并且是从政治立场出发看待知识的作用，政治是其一切学说和观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道家独特的认知途径使其具有了浓厚的神秘主义的色彩。而人类的梦想、神化须经由科学的发展才能走向理性和现实。
知识是以得道为目的的，而不能扰乱人心、危害社会。但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中，技术的发展不可避免会带来社会道德的某些堕落，这是文明发展的负面作用，但人类不能因为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而放弃对道德的追求。技术必须以道德为后盾才能保证技术朝向有利于人类整体利益的目标发展，而不是为某部分人服务，同时技术的提高有利于物质财富的丰富，因此，技术应当成为推动人类道德文明进步的物质条件。技术的发展使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增强，完善的程度不断提升，越能促进不断否定自身缺陷的实现。二者是既有矛盾又是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对知识与技术在一定程度上的肯定是《淮南子》面向现实人生积极有为于社会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