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是麦当娜个性中一个重要方面，“有权势的感觉真好，我一生都在追求它，我认为这是每个人孜孜以求的东西。”这一动力从她那巨大的竞争性中得以显现，“我对任何不能与我抗衡的人不感兴趣，必须要值得一战”。根据一位为麦当娜与西潘诉讼案辩护的洛杉矶律师的说法，麦当娜正规教育的缺乏被实际知识弥补了，他说：“我认为她实际的做生意知识超过任何一位有哈佛大学MBA学位的人。”
这位纯正的“洞悉女郎”以大多数妇女中少见的理性经营着生意，尤其是那些娱乐业的生意。她富于进攻性而自我充实，她的荒谬绝伦、创造力和坚强意志共同赋予她别具一格的娱乐商品，但正是麦当娜的自信和能量真正地使她有别于众人。
《时代》周刊说她“个性是小奥芬·玛格丽特·撒切尔和梅亚·咸斯特的绝妙结合”。
麦当娜的叛逆特性要求其他人要么赞同她，要么就不能成为她的朋友。她的“我的路至高无上”的个性是典型的专制个性。
麦当娜80年代初的代理人卡米尔·伯思说：“她性欲旺盛，麦当娜有种强烈的男子气，她以男人征服女人的方法来征服男人……她是个性欲型人物，她只能借此与别人沟通，这是她所了解的一切，这也给她带来了一切。而同时，性对麦当娜来说也无所谓，它意味着一种结果，她对性的看法与一些男人——好采花惹蝶之徒是一样的”。
麦当娜有一个品格值得欣赏。不管怎么讲，她对自己堕落和邪恶很坦诚。她是奇装异服的急先锋，在表演和像带中频频亵渎宗教偶像，她冒犯教会，也冒犯大多数人，但她比有些伪君子诚实得多。那些人假装虔诚地胸挂耶酥受难像，在街招摇，而背地里却也在做下流的勾当。这些妇女口称信奉基督，同时却用宗教偶像作为肉体的挑逗引诱，她们会同时说“我笃信上帝”，但“我是以性勾引男人的女性”。以宗教虔诚性来挑逗感官刺激，这种欺骗性的迷惑从来不是麦当娜的伎俩和用意。
那种借基督受难像来博取别人对她们肉体注意的女人，对自己的宗教都不诚实。麦当娜用宗教象征物作为道具，从不否认这一意图，她除了当作娱乐工具再也不以其他方式加以炫耀，她除了为自己的表演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外，从不谋略夸大自己的性能力，麦当娜确实在使用教堂神物时过于热衷和频繁，但她至少对自己利用它们坦诚布公。许多女性的诚实表现却是在骂她的同时，别有企图地利用着这些神物。
麦当娜反叛所有清规戒律，正是这种叛逆构成驱动她的核心力量。
她坚韧不拔，凭借自己的宏观眼光洞悉世界真正需要怎样的娱乐品，以无拘无束的形态展现在他们眼前。她并没借卓越才能、良好教育、人际关系和金钱达到顶蜂，只有刻苦工作、敏锐的直觉能力、完美主义和坚持不懈将她带到了成功的顶峰。对她而言，极度的性欲驱力给她成功带来额外的推动力。她的形象是圣人，救世主，罪人，妖女，你可以爱她恨她，崇拜或鄙视她，但你不可能拒绝承认她。麦当娜注定成为20世纪最耀眼的明星，并载人史册，她是一个成功者。
“顽童怪人”——吴稚晖
民国元老吴稚晖是一个“怪人”，连他自己都说，他是一个误闯进官场的刘姥姥。
吴稚晖名眺，后改名敬恒，字稚晖，早年跟随孙中山革命，后来在南京国民政府任中央监察委员，实际上是一个闲职，倒也自由自在。遇到看不惯的事，却敢直言指责，蒋介石也得买他几分账。
吴稚晖是江苏武进县与无锡交界的雪堰桥人，他嫌武进县太小，硬算是无锡人，与当地社会名流，地方士绅交往。他喜欢无锡山水，名胜古迹。抗战前的一段时期里，在南京每感闲得无聊，就悄悄地一人来无锡游崇安寺，人称乡下老头。
吴稚晖的第一个怪脾气，是一生不做官。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吴稚晖也在大总统府帮忙。孙先生要他出任教育总长，吴稚晖回答说：“我愿任奔走之劳，做官我是做不像的了。”
在吴稚晖晚年，有人说他老来得志，官运亨通，也有人说他不去争权利乃自持清高。他说这些话都不对，并对自己的不做官做了一番剖析：“我不过是一个闯进大观园的刘姥姥。官场如戏场。戏班里有副对联：悲欢离合，开场日即收场日；男女老少，看戏人即做戏人。官场与戏场的不同处，一个是假刀假枪，一个是真刀真枪。有人说我玩世不恭，也不对，我是‘正世有恭’啊！”
吴稚晖第二怪是一生清廉。托他求情办事的人不少，没人敢送金条支票现钞，就是送书画古玩，老头儿也会当场扔出门去，叫你十分难堪。他常说：“非义之财不贪，无功之禄不受。”
吴雅晖的衣、食、住、行，是值得一说的。
先说衣。吴稚晖一生不讲究穿着，家常衣服是青布长衫，外出时加件玄色马褂。偶而也穿西服，可他那身西装是用箭袖袍套改制的，不伦不类，反正都知道他是个怪人，也就见怪不怪了。衣裤脱线，他自己缝补，一边还说；“吾生也贱，能做卑事。”他似乎未穿过新的衣裳。
1947年，吴稚晖去参加国民大会，家里人说无论如何要做一件新棉袍。他弟弟吴菊初是裁缝，说这件事由他来办。当时他弟弟也70多岁了，已有10多年没理本业，结果缝得七扭八牵，不成个样子。吴稚晖就穿了这件怪棉袍去南京出席国民大会，还当了主席团主席。
再说食。吴稚晖的伙食标准是“两粥一饭，小荤大素”，从不大吃大喝，宽裕时这荤菜里肉多了几片，他认为是浪费，月底亲自查伙食账，再三关照要注意节约。他平时烟酒不沾，其实能喝酒，酒量还颇大。
可是，吴稚晖家中长年都有亲戚、朋友、族人，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他家里简直像是难民收容所。多时有50余人。他来者不拒，留宿留食，开饭四五桌——也是“两粥一饭，小荤大素”。晚上还把大家召集起来，由他讲授《礼运》和《泰西通史揽要》——不管人家爱不爱听。有人说他有孟尝之风，他说“我是邹二痴子养佃户”。
三说住。吴稚晖的卧室内，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一张旧藤椅，几把来客坐的靠背椅和骨牌凳，此外就是书报杂志和一马桶。没有沙发，没有古玩，墙上不挂名人字画，更没有收音机、电风扇和火炉等奢侈品。食宿、看书、写字、会客都在其间。蒋介石与宋美龄来看望他，对不起，照样在此间斗室坐骨牌凳。
在重庆时，吴稚晖着有《斗室铭》一篇，也是滑稽文字：山不在高，有草则青，水不厌浊，有矾即清。斯是斗室，无庸德馨。谈笑有鸿儒，往来多白丁。可以弹对牛之琴，可以背癫痢之经。耸臂草际白，粪臭夜来腾（他喜到屋外大便）。无丝竹之悦耳，有汽车之闹声。南堆交通（部）煤，东倾扫汤（报）盆。国父云：阿斗之一，实亦大中华之大国民。
他把这篇大作称做“癫痢经”，背得烂熟。背来背去，背得当局坐不住了，在牛角沱对岸山上为他建了一栋专用宿舍，催他去住。吴稚晖说：“我住惯坏房子了，好比猪住在猪圈里很舒服，倘使把猪搬进洋房，说不定反而要生病的。为了保存老命，故而不迁。”直到抗战胜利回上海，他没有离开过“斗室”。
吴稚晖一生不坐黄包车，他又买不起汽车，未免尴尬，不便，引公健于行。不仅上茶馆、跑旧书店、访友叙旧、出门授课，均安步当车，还偏爱登高涉水，峨嵋、青城、三峡、桂林、庐山、黄山、雁荡、华山、五台山等胜地，都留有吴稚晖的布履足迹。
他对清苦俭朴却是甘之如怡的。他常告诫子侄们说：“切记切记，私欲是陷人的火坑呀！”然而只领一份中央监委的薪水，不够开销怎么办？靠教书卖字。
到1948年，他已经83岁高龄，仍然在教课。有一天晚上他正在讲课，突然晕倒了。恢复过来后，他女儿劝他再不要教书卖字了，说你偌大年纪还要这样劳苦，连做女儿也要给人笑话。
吴稚晖说：“有什么可笑话的？做做吃吃，死了你把我的骨头磨成粉，掺在茅厕里做肥料，你就是孝女！”
吴稚晖虽自奉节俭，待人却是慷慨的。生活困难者，他周济；无力升学的，他资助。德军侵占法国，青岛大学教授许国园从巴黎逃到了葡萄牙的里斯本，没有回国路费，他接到急电后，即刻把路费汇去了。有人劝他少管些闲事，他笑笑说：“我是乙丑牛（1865年为农历乙丑年），还债牛，前世欠的债，今世来还呀！”1953年，吴稚晖病逝台湾，时年88岁。
吴稚晖是一个闯进政治圈子里的“怪人”，这样的人少而又少。一般的，此种疯疯癫癫的“怪人”如果作学问，较之为政是更合适的。
“怪杰”——辜鸿铭
辜鸿铭就是这样一个“疯子”，也是一个才子文人。辜鸿铭的滑稽在中国文人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辜鸿铭名汤生，原籍福建同安，出生在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世家。他13岁到西方留学，先后游学于英、德、法、意等10多年，回国后，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府的洋文案。清末时，他曾官拜外务部郎中，民国初年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在近代，辜鸿铭的名字曾经很响亮过，至少他的怪僻，使他成为在本世纪一二十年代，京师轰动，举国瞩目的一位人物。敬之者如林语堂誉之为“怪杰”，鄙之者如胡适则称他为“怪物”。
知道辜鸿铭这个名字的人，首先想到的，是他的那根在民国以后的北平知识界中，堪称独一无二的长辫子，他在朝中，算是搞洋务的，按说是维新一派，但皇帝没了，竟比遗老还要遗老，这也是只有他才能做得出的。
他戴瓜皮帽，穿方马褂，顶红缨辫，蹬双脸鞋，踱着四方步，出入北大校园，在红楼的课堂上，大讲英国诗，据说是当时的京城一景。
他的英文名字叫AmoyKu（辜夏门）。八九岁时就随一位牧师到英国读书。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时，才21岁。然后又到德、法、意、奥进修，获得文、哲、理、工、神学等博士学位。在中国人中，这是少见的。他对于英、法、德、意、日、俄、希腊以及拉丁文无不通晓，因此，他对西方文化的研究，具有极深的造诣。
他不仅是语言天才，也是精通中外的大师级学者。这位老先生在东郊民巷的六国饭店，用英文演讲他的《中国人的精神》是要凭门票才能入门的。中国人演讲，从无买票一说，老先生演讲，北京的外国人差不多都到场听讲，因此他不但要卖票，而且票价还定的昂贵，听一场要两块大洋，可当时听梅兰芳的戏，最贵的票才一元二角。但他的学术讲座，比梅博士的《贵妃醉酒》还卖座，听众踊跃，可见当时中外文化人对这位大学者的重视。
辜鸿铭的一生，总是在逆反状态中度过。大家认可的，他反对；众人不喜欢的，他叫好；被崇拜的事物，他藐视；人人不屑一顾的，他偏要尝试。追求与众不同，不断对抗社会的环境，顶着风上，就成了他的快乐和骄傲。
当时人后来人所看到的，全是他的这些虚夸的表象，一叶障目，而对他中外文化的学识，他弘扬中国文化的努力，他在世界文化界的影响，也都给抹杀掉了。其实，清末民初，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已由过去的妄自尊大变为自卑自轻，相当多的人甚至转而崇洋，这也是被列强欺压得快没有一点底气的表现。
由于辜鸿铭非常了解西方世界，又特别崇尚中国文化，所以才有力排斥西方文化之非的言论，如“英国人博大而不精深，德国人精深而不博大，惟有中国人既博大而又精深”；“美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深奥的性质；英国人如果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宏伟的性质；德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朴素的性质；法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能得到精微的性质。”
对于中国文化的推崇，到了如此地步，姑且不对这种趋于极端的一家之言作出判断，但他在本世纪初，积弱的中国已经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步，能够说出这中国文化优越论的话，也还是有其警世之意的。
当时，严复和林纾是把西方的文化，翻译和介绍到中国来，多多少少是带有一点倾倒于西方文明的情结，但是，辜老先生却努力把中国的文化，向西方推广，或许是对这种膜拜风气的逆反行为吧？
他翻译的《中庸》《论语》和他的着作《中国人的精神》，译作《春秋大义》，在国外有很大的影响，德国、英国甚至有专门研究他的俱乐部，这不能不说是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