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一个领域内作出突出贡献的人获得一个专业方面的荣誉称号是比较容易的，如体育、科研、文学创作，等等。因为这荣誉主要特定在一个具体的工作领域，不大涉及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如人品、操守、道德、政治素质等。而那称号也是有限的，有着比较明显的确定性，如优秀运动员，先进科技工作者，优秀文学创作者等。一个创造了世界记录的运动员，如果生活中有了其他方面的问题，似乎不大会影响到他在体育运动中的贡献，因为他的“优秀”本就限定在体育竞技运动方面。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产生，就不能由某一个方面的成绩去认定，这“优秀”包含了比运动员要深广得多的内容，既有工作成绩，又有道德品质、思想操守、行为准则等，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值得效仿学习的榜样和楷模，他们的“优秀”和由此体现出的精神应具有时代意义。如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所以，被冠以“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十佳公仆”以及“优秀企业家”甚至还加上“全国”者，不是一般人物。这评选工作，也不能与运动员、科技工作者和文学艺术创作者的评选相等同。
这几年，评选“先进”、“优秀”、“模范”、“十佳”等人物的现象越来越多，而且其中一些人物的“优秀”、“模范”很令人迷惑，盖因太滥太随意，成为评选活动的一个大弊端，以至于人们已经弄不清楚先进与非先进、优秀与非优秀的界限在哪里。
眼下有一种颇为流行的歪论，这种歪论表现在评选楷模人物方面是，只要赚了钱，不管他是以什么方式什么手段赚来，也不论这个人是否违法乱纪贪赃腐化，就可以成为“优秀”、“模范”人物。武汉长江动力集团的于志安便是一个典型。于志安获得了“全国优秀企业家”、“特等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桂冠，然而他却是一个令举国震惊的巧取豪夺的大蛀虫。何止于志安，许多被揭露出来的大贪污腐败分子，大都头顶着金光闪闪的桂冠。这些腐化堕落分子自然以他们虚伪的一面骗取了荣誉，但我们一再地上这些伪装得并不彻底的腐化堕落分子的当，视他们为时代的宠儿、社会的骄子，难道我们就幼稚无知到了如此程度？记得报纸上曾报道了几年前评选“全国十佳青年”（或者是“全国十佳青年企业家”）时，某地一个劣迹斑斑的候选人硬是用金钱打通了各路关节，用诽谤陷害了别的候选人而自己终于荣登榜上。比照眼下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优秀”、“模范”人物纷纷落马的现象，能不让人对如今的评选活动产生疑问吗？一个假“优秀”人物真面目终于昭然于世，至多会成为人们谈笑的话题。然而一个社会太多了顶着桂冠的腐化堕落分子，却关系着国家的世态民风，影响着社会民众的心理和精神。这就不能不是大事情。因此，怎样评选“优秀”人物，该是认真思考一下的问题了。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六日
关于“加强领导”
“加强领导”是如今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这个词已经被用滥了。某项工作有了失误，要“加强领导”；某个环节发生了问题，要“加强领导”；经济工作惨遭损失，要“加强领导”；以至于火灾、事故的发生，总结起经验教训来，也不忘要“加强领导”。似乎加强了领导，工作就不会有失误，问题就不会再发生，损失就不会再出现，事故就可以避免。
然而你不能不承认，“加强领导”，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避免一切失误损失必不可少的首要保证，这是体制和现实所决定的。假如我们当初真的加强了对反腐败斗争的领导，王宝森就有可能不至于蜕变为举国震惊的硕鼠；假如我们不放松对武汉长江动力集团这个国营企业的领导，于志安大抵也无法将数千万的国有资产转移到国外而摇身一变成为“私营”业的大老板。王宝森罪行的败露和陈希同问题的揭露，又一次使我们认识到了加强对反腐败斗争领导的重要性。大家不约而同地达成了共识：要加强监督。如何加强？首要的一条：加强领导。于志安呢？也算是一桩对国人刺激不小的事件。有人提出疑问，类似于志安这样的人究竟还有多少？这只能是一个哥德巴赫式的猜想，谁也不知道。然亡羊思补牢，不能不加强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从强调“加强领导”的重要性来看，凡工作出现问题造成损失产生严重后果的，似应当从领导者身上去找原因和责任。可在实际上，无论出了多么大的问题，领导的责任多半只是一个“进一步加强领导”的希望和要求，或者，调这个领导到另一岗位对别的工作去“加强领导”。你说，谁来替于志安承担领导责任？谁又来替王宝森和陈希同负领导责任呢？”
谁也不能准确地说清“加强领导”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行为。人们只知道领导干部对什么感兴趣，那便是“加强领导”的具体表现。所以，“加强领导”是通过具体的领导人来实现的。然而“领导”的威力似乎大无边，它可以超越法律。王宝森就是领导，他曾经领导着北京市的反腐败工作，身兼数职，是“加强领导”的体现。于志安自然也“加强”着对长动集团的领导（他集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于一身），否则，他怎么可以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特等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等众多光彩夺目的桂冠呢？但他们的蜕变，恰恰是由于掌握了太大的领导权，除了更大的权力之外，别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奈何他们。
我在想，我们是不是过于看重了领导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过分强调了“加强领导”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法制、体制、机制在社会生活中更为重要更为规范的作用，因而才使得“加强领导”容易演变为权力的至高无上。试问，让纪委对同级党委领导人实施监督并查处其可能发生的腐败行为，对于在这个党委领导人领导下的纪委来说，这样的监督有效吗？哪个地方的监督执纪部门在查处当地部门和下一级地方领导人的问题时，不是经地方领导审查批准后才可以作出处理决定的呢？这自然也有一个好听的名分：“加强领导”——而且是对具体工作的“领导”。
“加强领导”依然还要强调，这是国情和政治制度所决定的。但同时也需从以往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中看到法制、体制和机制的重要作用，因为无数事实证明，领导人的问题，靠“加强领导”是难以解决的。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惴惴不安说道德
中央电视台办了一个“青年素质竞赛"的专题系列节目。在“道德篇”这一集里，编导者做了3个实验：其一，将公园椅子刷漆并挂牌告示。一游人坐椅裤子沾漆后方发现告示，愤将牌子扔于草丛中，随后而来者，均被漆染裤；其二，一摄制者有意在马路遗钱包一只，被他人捡起后撕毁包内票据将钱据为己有；其三，一摄制者驾车佯装故障，停于路边求过往车辆援助，却无一人停车相助。至此，不用编导者说，观众对当今社会人的道德素质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实验镜头完毕，主持人又报道了一件刚刚发生在“首善之区”的事情：一辆豪华车逆线行驶，《科技日报》编辑沈楠上前阻止，竟然被司机活活打死。当时围观者二三十人，却无一人挺身而出，甚至在沈楠的女儿手拿10元钱求叔叔阿姨帮忙把濒临死亡的爸爸送往医院抢救时，也无一人挺身而出。我想，编导者们告诉我们这件事的用意，在于揭示人们道德良知的麻木与泯灭。而制作“青年素质竞赛”和道德问题辩论的节目，则在于唤醒大众意识以提高社会文化道德水平。
人的道德素质下降和社会整体文明道德水平堪优已是不争的事实。坐在摄影棚里的辩论根本无济于事，青年的素质，也根本不是“竞赛”就可以提高的。道德，不是什么高深奥妙的玩意，需要一帮人去研究讨论。重要的是实行，再简单不过的还是身体力行。然而现实之中，入的道德素质何以会日渐衰退？见义不勇为、遇难却后退的现象为什么随处可见？难道这社会中人的道德良知真就泯灭麻木了吗？
我看未必。其根源在于自身已失去了存在于社会之中的安全感。80年代后期，就有不少人撰文呼唤安全感。呼至今日，不但未唤回安全感，反而连那点敢于扯开嗓门呼唤的勇气也失却了。沈楠竟因阻拦违章车辆被殴打致死，副市长竟可以雇杀手将教育局长暗杀，罪恶势力竟可以公然对抗法律而残杀执法人员，流眠恶棍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挥舞凶器肆虐闹市，黑夜在城市行路竞让人提心吊胆魂不守舍，夜晚在家里睡觉甚至也要掖一把菜刀在枕下防不测。我的儿子在初中读书，近日上学放学时，总有一伙小地痞流氓在学校门口敲诈学生钱财。儿子也被诈，我们决心不与那恶势力妥协，从此全家十数人寝食不安为小儿安全担忧。告之公安或友朋，说此种现象各校均有，且有不交钱被汽枪击穿掌心，被暴力殴打以至被绑架杀害者。呜呼，提心吊胆忐忑不安忧心忡忡如履薄冰，不幸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极缺少安全感的社会之中。试想，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生活，眼见了某人被无辜殴打、强暴、抢劫、绑架，谁敢拿自己的性命去开玩笑？这绝不是道德和良知的有无问题，而是社会正义与邪恶、法律与犯罪之间的抗争问题。当邪恶和犯罪肆虐而法律不能扑灭它时，道德便失却了它应有的力量和作用。沈楠仅仅因为对一辆违章行驶的小车进行了阻拦，便被殴打致死。罪恶与邪恶正在绞杀吞噬着人的道德和社会道德。
一个社会的安定与发展，是以道德和法律做基本保障的。孟子言：“侧隐之心，人皆有之。”康德则说：“有两种事物，我们越想它就越敬畏，那是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而道德的培养提高，又是以安定的社会氛围为基础，以法律对于一切危害人的生存权利和生存安全的罪恶的有力打击为前提的。法律不能救众生，道德，又何以能自救？
我们目前极需要的是一个安全安定安宁的生存环境。否则，坐在摄影棚里滔滔不绝着道德和素质，腿脚跨出摄影棚的大门，心中便又要揣了一个兔子而惴惴不安。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