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报纸上看到，美国去年以来的“有偿新闻”创了10年来的同期之最，大有不可收敛之势。“有偿新闻”，我们所熟知的是新闻记者暗地里收了某人的钱财，便替他写文章吹捧或广告。而在美国，“有偿新闻”恰恰相反，出钱的是记者，被收买的是当事人。我给你钱，你向我提供揭露内幕的新闻（线索）。一个是拿钱吹捧，一个是掏钱揭露。一个是为了钱财而抛弃了新闻工作者的道义和责任，一个是为了竭力体现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
说起“有偿新闻”，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近年来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介上出现的那些名不副实的吹捧、宣扬、赞颂的报道。因为有偿新闻本身具有了买卖交易的铜臭味，与如今商品市场上出现的唯利是图的结果一样，新闻产品（作品）的假冒伪劣，便也充斥了舆论宣传市场。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是很老实的，正如有人所说，他们批评的准星基本上瞄准的是拒载的“面的”司机，脾气暴躁的售货员和善于亏斤短两的小贩。党政官员的贪污贿赂等腐败问题，倘不是官方批准或已经水落石出，他们自己是不敢也不能去披露的；社会敏感问题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同样也由不得他们自己自作主张去现场采访跟踪报道的。一个优秀新闻工作者的产生，往往限于见义勇为伸张正义，为某个具体的弱者代言而赢得社会和大众对他的同情和支持，或是深入生活为某个较为典型的社会现象（与政治无涉）的得以被重视，提供了使有关方面关注的依据。由于这样的局限，舆论的监督作用，便远远还不能适应社会和人民大众的普遍要求。与此相反的是，“正面宣传”的倡导，却使得记者们有了大显身手的领域。又由于“正面宣传”并没有过严格的必需的规范和禁止，一些不能忠实于本职的新闻工作者便有了可乘之机。于是，吹捧、宣扬、赞颂等不实的宣传报道漫天飞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些灵活敏锐的记者。他们虽然缺少新闻工作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的职业道德，丧失了新闻工作者理应固守的良心和责任，可他们具备着商品和市场的意识以及买卖和交易的机智。他们认钱而不认人（理），重利益而不重事实，不管是亏了企业和职工的中饱私囊者，哪怕是正在接受调查的腐败嫌疑分子，也勿论是偷税漏税的违法私营企业主，只要给我钱，就敢笔下生花吹他个天花乱坠。自然，那被吹者倘真的出了问题被查处或被法办，记者是丝毫不会承担任何罪名和责任的——没有谁规定过新闻稿件的不实，撰稿人该当何责（这可能正是“有偿新闻”难以禁绝的主要原因）。没准记者又要以“本报讯”来报道那他曾吹捧过的如今成为阶下囚的因经济犯罪被查处的消息了。
“有偿新闻”所带来的后果，不仅仅限于记者的被收买和新闻报道的失真，而是社会风气一定程度的被腐化和社会道德准则的被蹂躏。在谈到完善社会监督机制问题时，有人指出，首先应进一步放开舆论监督，认为这是一个社会的监督机制能否有效运行的基本体现和基本保障的问题。而就中国目前之情势，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首要的是先得杜绝完全背离新闻舆论宗旨的具有腐败色彩的“有偿新闻”现象。美国的与我们截然两样的“有偿新闻”固然使我们闻之耳目一新，但我们却是不可能为着舆论的监督而花钱去搜求新闻线索，因为我们甚至连眼皮下明摆着的线索都不敢去触碰呢。
我们不寄希望于为了舆论的监督作用而出现“有偿新闻”；我们更不能容忍为了金钱的丧失舆论监督作用而出现的“有偿新闻”。
一九九六年一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