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国粹确也不少：饮酒即是其一。
魏末晋初“竹林七贤”的“衔杯漱醪，枕曲籍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是天下皆知的。所以，他们的颇有名气，一半也因了饮酒。做过《酒德颂》的刘伶，曾裸形而见客。据说刘伶常常手提酒壶，使人肩扛铁锹随其身后，曰：“死便埋我。”足见其嗜酒之深。由此也可知，竹林贤士们所以纵情饮酒，大抵与“身不逢时”、“愤事嫉俗”而又“不与世事”有关。不能一酬壮志，只好“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了。
“国粹”所以为“国粹”，是因为它的得以流传与继承。饮酒之俗传播至今究竟如何情形，是只须略揣摩那将酒与“民以食为天”的“食”并列为“大吃大喝”且又“公款”即可知其然。
有一个笑话，一解差嗜酒如命。一日押一犯罪和尚上路，夜人栈，被和尚拿酒灌醉，剃头上枷后和尚逃之夭夭。二日解差醒来见少一个，不免大惊失色；待摸到自家光溜溜脑袋时，转惊为喜：谢天谢地，幸好和尚还在。旋即又迷惑：我呢？
酒能误事，是这笑话的寓意。即如竹林贤士们的“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也难做到与他人不相干系，所谓“清淡误国”大抵就由此而生。至于今天的“严禁公款大吃大喝”，则可能就是我们似乎终于相信了古人“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之言并非威言耸听的天方夜谭而必欲根绝这恶习的一种决心。
恰如理论与实践总有一定的距离一样，决心的见诸行动也是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有人曾为我“指点迷津”：倘明白此理，即使仍有公款吃喝而被你遇到，你也就会不以为然的。十多天前我到某地公干，遇一上级机关摆宴十余桌。各色佳酿，觥筹交错，吆五喝六，我知道这正是那“过程”中的一环，并无妨大局，更谈不上什么“亡国误业”。因这思想上的认识，我并没有表现出惊异之状。曾在一次会议上听人堂而皇之说起“公款吃喝”的理论依据；“为革命喝酒——无奈何。”正是“予生也晚”，喝酒而为了“革命”，恰与“竹林名士”的不同，却又“无奈何”，在我看来也实在有趣得可以，不禁想，“国粹”不独继承并且发扬光大到如此地步，却是出乎列祖列宗“意表之外”的事。“革命”而至于此，也真难为了我们的“革命者”。无怪公款吃喝禁而不止，无怪苏东坡有“酒食地狱”之叹而院籍不愿儿子效法他的“酣饮为常”。
“好出门不如赖在家”
中国人有句俗话，叫作“好出门不如赖在家”。这是一句很迂腐保守的话。人生在世，倘一辈子就在一个窝里不动，不晓得外面的世界是怎么回事，实在也是一个终生的遗憾。
出去走走，可以使人开阔眼界拓展思想增长见识，特别在我们这地处偏远条件差经济落后的大西北贫困地区，走出门才能知道我们与人家有着怎样的差别。组织有关人士到国内发达地区开放城市去让他们见世面，派官员飘洋过海瞅瞅，这是宏观上的事情。对于微观上的个人而言，同样也是这个理，我们试比较，出过门的人，在言谈上就不同于别人，那是他见多识广的缘故。就好比读书，读书与不读书，对于一个人大不一样。读书是不出门的旅行，而走出门是实地旅行。明朝有个徐宏祖，不肯做官却偏热心于出去走走，二十多岁即离家远游，历三十多年，行十六省，遍览名山大川，著《徐霞客游记》很受后人赞叹。
出门是件好事，但须先有一个条件，就是经济上的保证——有钱。如徐霞客，倘不是出身豪门也便是富贵，否则，别说是三十多年，三天他也游不下来。就算他能一路乞讨而走，却哪有游山玩水的情趣，更不用说那洋洋二百多万言的游记文字，无论如何是做不出的，何况今日之世界，更是离了钱则注定寸步难行。
予生也晚，至今不曾到过东南沿海开放地区和特区，照年岁算，也是“半身遗憾”了。常听人说及外出观感，心中不免生出羡慕仰叹之情。然虽渴而望之却又望而怯之。何故？皆因一个“钱”字。听人说：当今发达地区，其消费是惊人的，一张报上说：在深圳，一碟炒素菜30元，一碗粥15元。我的妈呀，这“价值规律”咱是不敢贸然领教，只好窝在原地以待时机，兴许那一天能捞个公差。
中国的有些事实在让人想不通。就说这消费罢，“特区”是该“特”一些，但它毕竟是中国的特区，在中国的地盘上，中国人到中国的地盘去，一抬脚的工夫便会有这样大的差别。
或说，没钱你别去。话是不错，只苦了国家，人总是想出去走走，有钱人又有几个，自个儿消费不起，只好变着法子打公家的主意，一个国家里有着这偌大的消费上的差别，公费旅游公费吃喝何以禁止得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