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济民
2006年3月，杨栋来电话说：“杜济民张罗约几位在沈阳的老战友到抚顺去看你。”我感到非常高兴。自从2002年我们七八位抗美援朝的老战友，一同去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凭吊烈士之后，我与杜济民有三、四年没见面了，只是在我去上海住院期间通了一次电话，真是很想念他。这次他能来抚顺，我既高兴又有点意外。前几年听说他病得很厉害，又是住院又是抢救，闹腾得挺吓人的。因此我们有几次活动都没通知他，也没通知患脑溢血刚痊愈出院的马安荣。
在陪几位战友去酒店的路上，我与济民挽手而行，相互询问病情和生活起居情况。
我与济民相识早于其他战友，那是我们参军前的1950年初秋，我到沈阳大北门第五中学，去找小学同学侯振声，商量一同参军的事。见面后，他将我介绍给他的同班同学杜济民，我俩在握手时，济民以少年老成的口吻说：“久仰，久仰！”就在这久仰声中，谁也没料到，我俩竟成了同日参军，同日入朝的生死战友。而这种跨世纪的战友情谊，已距“六十年大庆”不远了。
我与杜济民相知也深于其他战友。那是在1955年春我调入军械处，与济民同在弹药科工作，有了较多的交往机会后开始的。
济民的知识结构好，文学功底深，驾驭语言文字能力强，聪敏好学、记忆力超强等综合素质在我等战友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济民有过目不忘、异于常人的记忆能力。就拿玩麻将来说吧，“和”了，将牌推倒现数“番”，什么“断幺、门清、平和”等等。可济民眼睛一扫，根本不用数，马上就能报出番数来。战友张希武玩麻将时，常有闹“诈和”的笑话。他要是抓到一手好牌，或者手里有两个“混儿”，就不会玩儿了。立马紧张、激动起来，甚至摸牌、出牌的手都有点哆嗦。有时会听到一声颤抖的大叫：“和了！”然后他把牌一推。济民不经意地一瞥，说了句：“诈了。”我们大家都帮张希武摆，可怎么也摆不出“和”牌，真是“诈和”！大家不由一阵哄笑。后来弄得张希武一和牌，没等推倒，就先不由自主地看杜济民。济民笑：“你当我有透视眼啊，看我干啥，推牌啊。”
杨栋说，我走南闯北多年，要说打麻将水平，还是三分部军械处最高。这是指杜济民快速“数番”的本事。
济民很少喝酒，但爱看杨栋、柴玉林和我三个人喝五吆六地喝酒划拳，不管你划得多快，他也能看出输赢来。他常不无感慨地说，易世良不会喝酒，划拳倒挺厉害。杨栋说三分部军械处划拳水平也最高，当然是指我们三人了。
在战友中，杜济民是与我谈论文艺作品、臧否人物、谈人生论前途最多的人。
济民在日常生活和同志关系中，有意无意流露出一种清高、冷傲的性格。他时运不济，命运多舛。一生坎坷的经历，其实与他高傲的个性大有关系。始作俑为恶者，就是1955年时，军械处的头头在肃反运动结束时，在档案中让杜济民背上了一条莫须有的“罪名”，以致先是新乡军械学校以“政治不合格”为由，将其退回三分部，令人不解的是军械处也表示，不愿再留杜济民。在此期间，济民在给我的信中，以“难中人”自称，足见其欲哭无泪的凄苦悲愤的心境。我与杨栋、吴景旭等战友，对济民勇于面对现实，笑对磨难的精神，无不表示赞佩之情。最后他被三分部分配到驻山东的炮十二师某炮兵营任军械助理员。虽然也混到了中尉的军衔，但1971年他37岁时，也不得不脱下军装，一家三口回到沈阳在电缆厂享受三级工的工资待遇。
济民在七十岁前后，因其子小微在商海中小有所有，不仅在沈阳滑翔小区购得已超过小康水平的住宅，而且还有了这次来抚顺乘坐的小汽车……
晚年生活的闲适优裕，也算是对济民大半生艰难坎坷生活的一种补偿和安慰。这倒应了那句古话：“天将与之，必先取之。”
反正我相信，好人必有好报，如是而已，岂有他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