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对一个人具有一定的认识基础以后，人们往往会形成一定的认识思维模式，在一个抽象的框架内，逐步完善认识。一般情况下，人们的这种认识方式所专注的焦点全集中在某人的长处或短处上，认识主体也大都是被动地期待着被认识人的表现，可以说这一过程是平淡且漫长的。但就好像一颗石子突然投入平静的水面会激起层层涟漪一样，认识客体在某一特定活动中的表现将会吸引主体更多的目光，不管这样一次活动的本身是否具有多少反映客体性格、气质、能力、素养的代表性，认识主体所产生的认识效果能将产生一个极大的震动。古语也说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有时候，只需要一次考验便可形成对一个人认识的雏形。
素以“儒将”闻名于世的叶剑英元帅，他的文韬武略颇为毛泽东所欣赏和器重，还习惯地称呼他为“我们的叶参座”。毛泽东也多次夸奖叶剑英是能上能下，任劳任怨的好干部。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经党组织安排，于1928年底赴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1931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并担任中共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部长。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于1934年开始长征。遵义会议使红军确立了正确的发展道路。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南下还是北上的问题出现分歧。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依仗人多势众，向党闹独立，极力提议南下，向川康发展，其分裂红军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而党中央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提出的战略方针是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重大分歧，1935年6月下旬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同时，中央为了团结四方面军，促进相互的配合，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党中央、毛泽东率领，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具体指挥，同时并进北上。
但事态并未朝预料的积极方向发展。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对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一直犹豫不决，一切等待张国焘的电令。同时，张国焘不仅不率左路军北上，反而进一步向中央提出红军主力全部南下川康，甚至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那天，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正在作报告。当叶剑英看到电令后，立即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感到事关重大，便借故离开会场，带着电令来到党中央驻地，把它交给了毛泽东。在得知张国焘企图分裂南下的企图后，党中央立即磋商，为了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中共中央决定率一、三军团迅速离开右路军驻地巴西，准备北上。
与此同时，叶剑英还到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找到了当时唯一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省地图，以备党中央和一、三军团北上时急用。叶剑英自己也利用张国焘要求南下的电报，以“打粮”为由，带领军委纵队赶去与党中央会合。随即与一军团会合。
叶剑英在这次反对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危害党中央的斗争中，不但及时地揭露了张国焘的阴谋，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脱离险境，还机智地率领军委纵队北上，可以说是功不可没。毛泽东后来曾多次提到此事。1937年3月，在延安党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长征中左、右路军的问题时说，叶剑英同志将那个电报拿来给我看，我们便单独北上了。因为，这个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建国以后，毛泽东对此也念念不忘，多次提到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并且称赞他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有一次，毛泽东摸着自己的头，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1972年6月，在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也说到叶剑英将电报报告党中央、毛主席，因而使中央脱险，立了大功的事。他说：“…就是说，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要不是毛主席出来制止，那个局势就很坏了……在关键时刻方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嘛！”
正是叶剑英在关乎整个党中央和红军的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表现出的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表现出的临危不惧和果敢机智，才会让毛泽东如此念念不忘这位老帅立下的这次奇功，让毛泽东一再地称赞其诸葛亮般成熟稳健、踏实谨慎，吕端般的镇定自若、明辨是非。经历了这次事件以后，毛泽东对叶剑英更是格外赏识和器重，叶剑英也以解放华南等一系列战役中的出色表现回报了毛泽东对他的赏识和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