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华东全境部队整编，撤销华中野战军番号，成立华东野战军，所属部队统一编为12个纵队。新10旅编入第12纵队，改为35旅，覃健调任纵队副司令员，谢振华任纵队副政委并兼任35旅政委，汪乃贵任35旅旅长。
为策应华中、中原战场上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作战，35旅于3月19日一举拔除了东（海）、灌（云）、沭（阳）三县边区敌占区中心据点，切断了敌重要补给线，重新打通了苏鲁通道，扭转了战局。为开展淮海区反“清剿”斗争，35旅在34旅两个团配合下，于5月发起淮沭路攻势，连克胡集、钱集、徐溜等据点，歼敌600余人，控制了北起沭阳十字桥、南至淮阴五里庄路段，迫使汤沟、沟间、西马屯据点之敌先后逃窜，收复了失地，保护了当地群众麦收。
5月底至6月中旬，12纵队又攻克灌河南岸重镇响水口和大新集，粉碎了敌人对盐阜区北部的“清剿”。仅半年时间，12纵队淮海地区共作战3300多次，歼敌7600人，缴获机枪40挺，小炮10门，枪2000余支，攻克敌据点40余处，摧毁敌区、乡政府49个，恢复失地和扩大新区4000多平方公里，争取回归分子1万余人。8月到12月，12纵队还先后进行了盐城、益林、李堡等战役，歼敌2.4万余人，恢复了苏北广大地区，改变了苏北地区的斗争形势。
1948年3月，华东野战军以第2纵队、第11纵队和第12纵队组成苏北兵团，由韦国清任司令员，姬鹏飞任政委，覃健任参谋长。调整后的12纵队由谢振华任司令员，李干辉任政委，率部进抵兖州担任阻击徐州之敌北上的任务，配合山东兵团取得了济南战役的胜利。
济南战役胜利结束后，10月9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曲阜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作战会议，传达****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谢振华等率领12纵队参加了淮海战役。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要歼灭的主要敌人是黄百韬兵团。黄兵团是******的嫡系，装备好，战斗力强，5个军11个师在徐州以东至海州沿线严密布防。华东野战军首长决心投入主力在碾庄圩围歼黄兵团主力。12纵队、2纵队和中原野战军11纵队，由苏北兵团指挥，自夏庄、赣榆地区南下，担负围歼黄兵团在阿湖、商潭沟地区的部队。战役一开始，山东兵团所属各部队，首先从北向南切断黄兵团西退后路。
12纵队受领任务从东北插入阿湖镇、新安镇地区，切断徐州至海州的铁路，阻击敌人向徐州靠拢，配合主力分割围歼黄兵团五个主力军。谢振华、李干辉立即对部队进行战斗动员，使广大指战员充分认识担负切断黄兵团西退后路任务的重要意义。
为了检查战斗准备的落实情况，谢振华亲自跑到35旅所属各团察看，他还深入到连队指导战前的准备。11月6日夜，12纵队和第2纵队、中原野战军11纵队一起，在同一个方向上发起进攻。12纵队35旅主攻红花埠，得手后向西再攻新安镇；36旅直取阿湖。35旅先头部队接敌不久，正在师指挥所的谢振华接到报告：当面之敌出现混乱状态。谢振华当机立断，乘敌混乱之机，果断命令部队迅速占领阿湖、新安镇，控制铁路线。
果然，战斗发展顺利，部队以迅猛的速度攻占了新安镇至阿湖地段的铁路。战斗进行了三天，敌人被华东野战军各进攻部队打得建制混乱，节节败退。9日以后，12纵队控制了阿湖到新安镇地段，有效实施了攻点打援的作战计划。黄兵团63军主力被逼向西撤退。
这时，谢振华马上打电话要求35旅和36旅两个旅长：要利用有利时机，从阿湖与新安镇之间向敌两翼发动进攻，切断海州至碾庄之间的联系，阻敌63军西撤与黄兵团部靠拢。在12纵两个旅的阻击下，敌63军被迫向西南方向溃退，被兄弟纵队围歼在窑湾地域。11月19日，12纵队随华东野战军主力，对碾庄圩的黄兵团主力再次发起进攻，至22日夜间，将其全歼，并击毙兵团司令黄百韬。围歼战的后期，野战军司令部命令12纵队火速南下，经宿迁、睢宁、大三集、张集向徐州东南地区急进，胁迫徐州，并从南向北侧击由徐州东援之敌。
根据野战军司令部和兵团部下达给12纵队的任务，谢振华向各旅布置作战任务时，着重强调了打下徐州机场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徐州机场是杜聿明集团同南京******总部联系的一个重要途径，打下徐州机场就能迫使徐州同南京的联系中断，把敌人从南京向徐州输送战争物资的线路破坏掉，切断敌空援通路，而且可以动摇敌人固守徐州的决心。35旅奉命接受突袭徐州机场的任务后，先以小分队展开袭击活动，打击机场的守备部队。
1月26日，35旅105团在敌人毫无觉察的情况下，隐蔽摸进了徐州郊区敌机场。敌机场空勤人员寥寥无几，主要指挥官逃离机场，徐州国民党军总司令刘峙已逃走，副总司令杜聿明下令突围。谢振华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战机，立即派出侦察分队确实弄清敌人的动向，并将敌情报告野战军司令部张震参谋长。与此同时，他不失时机地向部队发出了出击命令，向突围之敌猛攻。当谢振华指挥部队进抵萧县和永城之间的公路两旁时，当面之敌恰是杜聿明总部的自属队。敌人不堪一击，眨眼间，被俘数百人，重炮、汽车等战备物资均被缴获。由于华东野战军多路纵队的包围和阻击，杜聿明30多万军队突围成泡影。
12月2日，12纵队迂回到大回村、五户张集一线，又遇敌李弥兵团的部队企图向西突围，谢振华指挥部队予以沉重打击，歼敌千余人，堵住了敌西逃永城的通路，为华东野战军主力继续围歼杜聿明集团创造了有利态势。
从1948年12月4日起到1949年1月10日的30多天，华东野战军主力从四面八方向徐州突围之敌紧缩包围圈，12纵队则从萧县以南转到青龙集、李石林、陈官庄以北地区，和兄弟纵队一起，把杜聿明集团全部合围于狭小的地域。这时，敌黄维兵团已被中原野战军歼灭，杜聿明集团成了“瓮中之鳖”，在广播******主席《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遭拒绝的情况下，华东野战军主力于1949年1月6日下午，向杜聿明集团发动了总攻。
12纵队作为总攻部队之一，在夏岩、夏庄地区，对国民党五大主力军之一的邱清泉第2兵团主力新5军展开进攻。36旅从夏岩西北面投入战斗，35旅配合华东野战军1纵队攻打夏庄。36旅执行命令非常坚决，不惜牺牲，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于1月7日晨前打下了夏岩，歼灭了新5军一个团。在夏庄，35旅以103、104团配合1纵队于6日发起攻击，仅用一天时间，打了一个歼灭战，歼敌1000余人。这时，敌李弥兵团部向北突围，正好落入12纵队布下的口袋，由李弥亲自带领的1100多人的军官教导团，除李弥逃跑外，其余全部被俘。华东野战军经过四昼夜激战，1月10日全歼了杜聿明集团。
根据中央军委实行全军统一编制番号的指示，华东野战军于1949年2月初，在徐州东北的贾汪召开了纵队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军委的整编指示和南下作战的行动部署，会上宣布12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军，谢振华任军长，李干辉任政委，饶守坤任副军长，夏光任参谋长，刘仲华任政治部主任。会后，谢振华等率领部队南进，准备渡江作战。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百万雄师强渡长江的伟大战役。30军在芜湖对岸以北突破长江天险防线后，由军政委李干辉和副军长饶守坤率两个师，随兵团主力向东追歼逃敌。谢振华奉命在芜湖市担任军管会主任，率军直属机关和一个师，负责清查残余敌人和芜湖市的治安工作。不久，第2野战军第10军军长杜义德带领部队来芜湖市接替，谢振华率所部继续南进，到嘉兴平湖地区，与先行南进的两个师会合，积极进行解放上海的准备工作。
遵照第3野战军首长的指示，在上海战役中，30军担任向上海守敌侧后实施迂回的作战任务，截断上海守敌从浦东向海上逃窜的要道，为进攻市区部队全歼上海守敌创造有利条件。
5月10日，兵团司令部发布作战令，30军为迂回作战的第一梯队，5月16日24时前攻占川沙、白龙港地区。谢振华和李干辉马上召开各师师长、政委会议，决定88师、89师为军的第一梯队，由谢振华带精干指挥所随行指挥。
5月13日下午4时，第一梯队兵分两路，由平湖出发，沿公路、海堤向川沙、白龙港急进。时值梅雨季节，道路泥泞，部队行进艰难。谢振华弃马步行。军长和大家一样步行，广大指战员深受鼓舞，使他们更加坚定了胜利的信心，不顾一切疲劳，你追我赶，奋力前进。两天不到的时间，部队经金山，夺奉贤，取南汇，边走边打；扫除小股敌人的阻挠，行军200多华里，终于比野战军司令部规定的期限提前一天赶到川沙以南的江家路镇。谢振华不顾劳累，迅速看过地形，他还从战俘口中了解到，敌51军已于前三天进驻川沙、白龙港地域，现正忙于作顽抗准备，川沙城里只有不足千人的敌军和地方土顽部队。经过深思熟虑，他乘守敌设防薄弱之机，当即命令89师先头部队265团直扑川沙。守敌猝不及防，惊疑飞兵天降，顿时陷于混乱，被歼700余人，仓皇放弃川沙县城。
攻占川沙县城后，谢振华命令88师两个团，冒雨插入敌后，向北迂回，拿下顾家路镇，截断敌51军和敌12军的联系。与此同时，谢振华用五个团的兵力，向当面之敌51军发起进攻。午夜12时许，敌51军及暂编第8师被压缩在东西4公里、南北5公里的狭窄地区。经一阵短兵相接之后，敌发觉30军的重火器因道路难行，尚未赶到，便组织三个团的兵力，在重炮掩护下进行反扑，企图杀出重围，与12军重新连接。
30军263团经一天苦战，把敌反扑的三个团打垮。在抗击敌反扑的同时，谢振华已根据敌情的变化调整好各师的部署，掉在后边的军炮兵团克服了河川及道路泥泞的困难赶了上来。当晚7时谢振华指挥30军发起总攻。267团直插敌军心脏，连续拿下清敦镇、林家码头，又猛扑敌军部所在地白龙港。敌人很快陷入混乱，首尾难以相顾。30军只用一个多小时就攻占了敌军部，打乱了敌指挥系统，俘虏了敌51军中将军长王秉钺及其军部全体人员和一个山炮团，并把敌40师及113师分割成两块。为了更有力地杀伤和摧毁敌人，30军把军炮兵团和从敌山炮团缴来的18门火炮一起编组，向敌人猛轰。这一夜，炮声震天，杀声不断，战至17日拂晓，30军全部歼灭了敌51军和敌暂编第8师，仅俘敌即8000人。
攻下白龙港，截断了上海守敌经白龙港向海上逃跑的退路。紧接着，在31军协同下，30军发起了围歼高桥守敌第12军的战斗。攻占高桥后，谢振华指挥30军继续向黄浦江口追击，配合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完成对整个上海的全面合围。上海外围被摧，逃路已断，龟缩在上海市区的国民党军，士气低落，军心动摇，已无抵抗能力。发起总攻后，30军配合各兄弟部队，势如破竹，经过三天三夜激烈战斗，于5月27日上午9时，全歼守敌15万余人，迫使国民党军上海地区守备总司令汤恩伯仓皇逃遁，副总司令刘昌义投降，大上海宣告解放。
1949年的年底，为加强人民解放军的海空军建设，将30军的军部机关改为海军东海舰队的领导机构。90师调空军组建了空军第1师，30军的88师和89师分别调归20军和26军建制后参加了赴朝作战。谢振华调任由陈毅兼校长的华东军政大学一总队政委。他和总队长聂凤智一起，负责培训军队选送来的优秀青年干部和从京、沪、杭招收的大、中学校参军的学生。1951年元旦，以华东军政大学为基础，在南京创建解放军军事学院，谢振华又调任学院基本系主任兼党委书记，在刘伯承院长的领导下负责培训全军的团、师干部。1952年，谢振华进入该院培训军以上高级指挥员的战役系学习，毕业后调任正在朝鲜战场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1军军长。1958年8月，作为第二批志愿军归国部队，谢振华率领21军团以上干部到平壤接受金日成首相的欢送，并以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致答谢词，祝中朝两国人民友谊万古长青。回国后他率部进驻山西省。不久，21军奉调西北剿匪，谢振华改任69军军长。1962年2月，中央军委根据周总理的提议，先后在广州、北京召开全军整编及装备会议，各大军区各兵种各派一名团长、师长、军长参加，谢振华作为北京军区的军长代表参加了会议，参与研究了全军的编制装备方案和整编工作方案。
“**********”初期，山西的武斗不断升级，地方各级领导班子先后瘫痪。为稳定局势，69军奉命于1967年4月进入山西支“左”。谢振华出任支“左”领导小组组长，统一指挥山西军区和驻山西的28、63、69军的支“左”工作。武汉“百万雄师”事件后，山西掀起“揪军内一小撮”的风潮，在太原召开了“声讨山西军区走资派张日清罪行大会”，省军区的副司令员、副政委都被揪斗，许多军分区和各县武装部被砸，主要领导干部被揪斗，部队十几个连的枪支被造反派抢夺了，解放军战士被打伤数百人。
1967年12月，******总理亲自主持召开解决山西问题的第三次会议，强调严禁打砸抢抄抓，立即刹住武斗歪风，拆除一切武斗工事，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揪斗、围攻解放军人员。但是，山西的武斗事件有增无减，形势越来越严重。为此****中央于1969年7月，发布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七二三”布告，任命谢振华为****山西省核心小组组长。后经省党代表大会选为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同时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山西军区司令员、山西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主持山西省全面工作。
谢振华根据“七二三”布告精神，经中央军委批准，动用了20多个团的部队，在全省收缴了各种武斗队的武器7万多件，拆除了武斗工事，解散了武斗队，制止了山西省长达两年之久的大规模武斗，初步恢复了社会秩序，稳定了局势。在此基础上，谢振华积极做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促进了两派的大联合。根据******总理指示，谢振华解放和起用了99%以上的老干部，使山西成为全国落实干部政策最早最好的省份之一。
为整顿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谢振华报请中央批准惩处了罪证确凿的杀人、放火和打砸抢的首恶分子。在此期间，谢振华凭自己的觉悟，顶住了批“唯生产力论”的黑风，坚持抓工农业生产，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他每年抽出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基层，两年内对山西省100多个县进行了调查，并勘察定点修建太原新火车站和汾河大坝工程，得到周总理的称赞。在他的努力之下，山西1970年粮食产量第一次突破百亿斤大关。工业生产，尤其山西的煤炭生产，也得到大幅度的恢复和发展。他还坚定地贯彻执行了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在全省范围发起批无政府主义和批极“左”思潮的活动，对消除极“左”流毒，扭转山西形势起了很大作用。谢振华的这些作法，触怒了“******”。
在学大寨的问题上，谢振华抵制了一些极“左”的做法。这更使“******”及其在山西的代言人大为不满。1974年2月，山西省晋剧团带着江青直接控制的中央文化组派人选中的《三上桃峰》，到北京参加华北地区文艺汇演。3月8日晚，江青带着******、******、******等突然来到剧场，宣布“三上桃峰》是一株‘大毒草’，是为刘少奇翻案的黑戏。”“这是谢振华支持的。”江青还加重语气强调：“今天，我是特意穿上军装来‘炮轰’谢振华的，你们应该起来和他斗。”文化组的于会泳亲自坐镇，按照“******”的指示，在北京西苑旅社召开了山西到京汇演的全体人员大会，对谢振华进行批斗。同时在全国开动以各种舆论工具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对谢振华横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政治诬陷。不久，******以****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召开了山西省委常委到京汇报会，江青在会上指着谢振华大发雷霆：“你在延安时是我们大队长，那时你就凶得很，你就镇压群众，现在你是山西的土皇帝，新军阀！”“你再不认账，不好好检查，我一句话，就叫你这个省委第一书记成光杆司令！”果然，谢振华回到山西就靠边站了，连续被围攻、批斗60多天。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谢振华向毛主席写信报告情况，经毛主席亲自过问和在周总理亲切关怀下，他才免遭继续受迫害之苦。但是，他的全家却受到株连。
1977年12月，中央军委命令免去谢振华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职务，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谢振华在沈阳军区工作期间，****中央部署清查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山西省委将所谓“谢振华路线”和“反大寨”两个问题作为山西两个阶级、两条********的焦点，并作为清查工作的两项重要内容，而对曾经支持和同情谢振华的广大干部，对大寨极“左”思潮表示不满的干部和群众，进行清查，大抓所谓谢振华的帮派体系。省委组织部58名干部，有15名因与谢振华有牵连而被列为清查对象，各厅、局和地区也依照省委的作法抓各自的帮派体系。省委抓了全国工业劳模王体和全国农业劳模李顺达两位常委，太原市抓了********张华亭等四位负责人，省公安厅抓了正副局长，许多县和基层单位也都照此办理，大抓帮派体系，使谢振华和山西的大批干部遭受不白之冤。
****中央领导同志对山西问题十分关心，在新任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到山西任职前，******找霍士廉谈话时曾说：“谢振华对‘******’不‘感冒’，他执行的是周总理的指示，所以‘******’就比较恨他。‘******’支持陈永贵和王谦夺他的权。你到山西任第一书记，罗贵波同志任第二书记兼省长，到职后要重视解决这个问题。”******还派出了以毛铎、刘家栋为负责人的工作组，协助霍士廉、罗贵波解决山西问题。在******、****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自过问下，****中央于1981年签发了第10号文件，为谢振华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被“******”颠倒的是非终于颠倒过来了，山西开始走上了安定团结的道路。
1982年谢振华奉中央军委命令调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同时担任军区党委书记。昆明军区情况复杂，“**********”期间云南两派对立严重，昆明军区是受派性斗争影响的“重灾区”。谢振华到职后，军区内部形成的对立仍未消除，有些单位仍以派性代替党性，以派划线，任人唯亲，排除异己，结帮营私，严重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危害着军队的团结和建设，更不利于边防的斗争。中央军委对此情况很担心，在谢振华到昆明前，中央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杨得志总参谋长和总政余秋里主任，均亲自向他交代，昆明军区地处越南、老挝、缅甸三国邻界，军内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当前要消除派性，增强党性，统一军内思想。遵照军委领导人的指示，谢振华在昆明任职期间，着重抓了带动全局的几件事：
第一，结合整党狠抓克服派性，增强党性，要求全军区干部战士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根本前提。他向指战员剖析派性危害时说：“****”中的两派，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论哪一派，都是在“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都是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活动的，所以都是错误的，根本不存在哪一派正确的问题。他要求少数闹派性的人不要把自己的一派打扮成正确的，争个我高你低。要彻底否定“**********”，彻底否定两派，才能彻底消除派性。他殷切地希望“****”中参加过两派组织或倾向过两派的同志，各自看到自己的问题，严格要求自己，总结经验教训，消除派性，增强党性。经过一系列的教育和组织调整，昆明军区的局面有了明显好转，为后来的整党和取得“两山”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对此先后作了专题报道。通过整党，昆明军区出现了一个团结一致、奋发向上、勇于创新、朝气蓬勃的新局面。
第二，军队建设在革命化的前提下，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是在现代反侵略战争中取胜的重要保证。他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军队的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最中心的问题就是领导班子年轻化”的指示精神，狠抓了团以上各级班子的年轻化，大胆地把优秀中青年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与此同时，他下大力抓了部队的科学文化学习，努力把干部战士培养成为军队、地方两用人才。他亲自带领工作组深入团以上部队考核干部，半年时间深入部队103天，走遍了驻云南边防的所有团以上部队及80多个县的武装部，具体指导和帮助各级领导班子的选拔、调整和配备。他还深入到南起网佤山麓、西至玉龙雪山几千公里沿线部队，在1983年春节前夕到滇南驻军和中越边境前哨检查战备工作，迎风踏雪登上扣林山看望前线指战员。当他得知夜晚战士放哨寒冷时，亲自打电话给后勤部火速给哨所赶送棉大衣。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对军区的工作获得了主动权和发言权。他把40多岁的优秀师长何其宗、廖锡龙提升为军长，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全军区经过调整，野战师的领导班子平均年龄42岁，团领导班子平均年龄32岁。当军委******副主席和余秋里主任视察西南边陲时，很高兴看到年轻化的一代指挥员经过战争的锻炼正在健康成长，并把何其宗推荐到总参任副总长，廖锡龙升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
第三，在新的形势下认真抓好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是部队建设的基础。他以积极的姿态，领导部队进行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高干部战士防腐蚀的能力，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无私无畏的英勇精神。他运用自卫还击作战的英雄事迹和现实生活中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好人、好事教育部队。为实现军队党风好转，他要求从领导干部做起，从领导机关做起，要“动真”的，不搞两面派，言行要一致，行动要兑现。他还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清查自己的不正之风。他提倡领导干部要有鲜明的原则性，要敢于斗争，绝不容忍任何人搞不正之风，更不能看着败坏党风的人和事不闻不问。
第四，把开创新局面同对敌斗争、教育训练、边防建设、农副业生产、群众工作以及支援和参加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密切结合起来，把每个边防连队和前哨点建设成为对敌斗争的钢铁堡垒和干部战士生活的美丽家园。他要求部队要从实战出发，认真研究热带山岳丛林地的作战经验，针对作战对象和对敌斗争任务，大力搞好训练改革，练出过硬本领。他同时组织部队发挥驻守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山多地广的优势发展农副业生产，改善生活，增强部队体质。他还注意加强军民联防，积极支援云、贵两省发展生产，繁荣民族经济，帮助培养民族干部，树立热爱边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思想。
1985年6月中央军委召开精简整编会议，把11个大军区改为7个大军区。在研究昆明军区和成都军区合并后的定点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当时昆明军区所担负的自卫反击作战任务还没有结束，总参的初步方案和昆明军区领导及与会军以上干部都主张把合并后的军区领导机关设在昆明。谢振华当然也有同感。但他考虑更多的是长远的利害关系，整体战略的利弊。因此，他执意赞成成都军区提出的把合并后军区领导机关设在成都的意见。他的意见得到中央军委和成都军区的赞赏。经过会议充分讨论，中央军委主席******于1985年8月14日发布命令，昆明军区与成都军区合并整编为成都军区，机关设在成都。按照中央军委的通知，昆明军区的领导班子和机关于1985年8月30日停止办公。
1985年12月，****中央、中央军委委托谢振华协助成都军区做好原昆明军区精简整编工作，特别是要纠正突击提职、分钱分物和违反规定处理退役汽车等不正之风。谢振华以磊落的胸怀，严肃认真地完成了军委委托的工作。1986年6月2日，驻昆明的各军、独立师、省军区的领导同志座谈半年工作小结时，大家一致认为：两大军区机关顺利合并，谢振华和工作组做了连接工作，发挥了连接作用，半年时间卓有成效，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信任。
半个多世纪以来，谢振华从一个初涉人生的求知少年，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干部，久经革命战争和国内历次重大政治斗争的考验。他始终胸怀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他多次受****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委派，到最艰苦困难的地区，到敌后开辟工作的新局面，从不计较职位的高低和个人的得失荣辱。他无私无畏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坚持原则，公正清廉，不徇私情，以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深入干练的作风，赢得了广大干部战士的支持和信任，并多次受到******总理、中央军委和上级领导的称赞。
1955年10月，谢振华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九大代表。1972年8月他当选为****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1982年9月，他当选为****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7年他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8年8月，他荣获一级红星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