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还未来得及将“新经济政策”全面付诸实施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列宁的继承者们却在列宁逝世后，提前结束了“新经济政策”，这次战略转变所确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对苏联乃至以后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主要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建立的一整套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所以也称“斯大林模式”。这种模式后来持续存在了半个世纪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扩大到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各国共产党人曾把它看成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20世纪的典型实践和重大发展，可是，在苏联东欧剧变之后，我们应该重新总结历史经验，正确评价它的历史地位，客观分析其利弊得失。这对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的深入实践，都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1.列宁逝世后的党内斗争及其影响。
列宁去世后，俄共（布）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是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还是重新回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于这个重大问题，当时党内存在意见分歧，而这种争论又掺杂进了个人权力之争。结果，争论很快就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其中，与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直接相关的大的斗争有两次：一次是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一次是反对布哈林派的斗争。
第一次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苏联能否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以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认为，没有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援助，苏联的革命是不可能持久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很渺茫的。托洛茨基断言，社会主义是在一国开始的，但是不能在一国完成。他还主张限制和消灭私有经济，从根本上否定新经济政策所确定的社会发展道路，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暂时的退却，是等待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还有就是他们主张实行超高速工业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以工业为中心，实行所谓的“工业****”，国家财力要大力支持工业，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对农民课以高额赋税等。
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我们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和农民一起去建设”。布哈林当时坚定地站在斯大林一边，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斯大林把俄国在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分为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即国内矛盾，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即外部矛盾。后来斯大林把解决国内矛盾称作建设社会主义，把解决国外矛盾称作完全建成社会主义。他认为，第一个矛盾依靠苏联就能做到；而解决第二个矛盾则要靠几个国家无产阶级都取得胜利为前提。这是社会主义在俄国胜利和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问题。斯大林把社会主义“一国建成”和“最终胜利”区分开来的思想，是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坚定了苏联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坚信并捍卫苏联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学说是斯大林的伟大贡献和宝贵财富，迄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二战后欧亚出现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其基础都比较落后，而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都未发生革命，所以，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对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其意义是现实而深远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托洛茨基派与党内多数人之间尽管思想认识上存在分歧，但并没有达到不共戴天的地步。党内认识上的分歧本来是正常的，也是可以通过争论达成共识的。在历史上，托洛茨基与列宁也早有分歧，但列宁既尖锐地批评他，又善于与他共事，并委以重任。然而，在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中，斯大林却简单地使用行政措施，利用多数派的优势削弱托洛茨基的权力并最后将他开除出政治局、开除出党，后又被流放，直至驱逐出境。因为过去列宁很器重托洛茨基，在党内威信很高，彻底打败托洛茨基，就巩固了斯大林个人在党中央的最高权力。列宁临终前曾向党指出，“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而托洛茨基“大概是现在的**********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列宁担心“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列宁真是不幸言中了！
1927年党的十五大以后，又爆发了反对政治局委员布哈林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在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展开的。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苏联应当采取什么方法建设社会主义，是继续坚持新经济政策，还是结束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斗争实质上是他们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上的重大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三个方面：
（1）关于国家工业化问题。斯大林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并把它作为区分两条不同的工业化道路的根本标志。同时，斯大林还特别强调工业发展的高速度，为了高速度地实现重工业化，要求农民为工业化缴纳“贡税”。布哈林则认为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注意综合平衡，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如果计划制定得不好，或者执行得不好，经济平衡的各种条件遭到破坏也会产生经济危机。他反对“优先高速重工业化”的观点，主张重工业和轻工业要注意平衡发展，而且工业的发展要同农业的发展结合起来。他坚决反对要求农民以缴纳“额外贡税”的办法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认为这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但是斯大林把布哈林的理论同党内的****联系起来，予以全盘否定。
（2）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不能长期建立在社会主义大生产和个体农民的小生产两种不同的基础上，要求尽快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尽快改变整个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以保证国家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商品粮。对富农要变过去的限制政策为剥夺政策。而布哈林认为解决商品粮问题固然要通过日益扩大的集体化，把个体农业生产改造为大经济，实现农业生产的社会化，但解决这个问题远远不是以忽视劳动农民的个体经济为前提的，相反，必须在个体经济也同时增长的基础上得到解决。他根据列宁的合作制理论，认为当时俄国个体农民经济还有发展的余地，反对用行政命令来改变农民的所有制，反对农业全盘集体化。
（3）斯大林提出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论点，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切成就都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并把党内决策中的不同意见都上升为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而布哈林则反对“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观点，认为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是阶级矛盾逐步缩小和最后消亡的路线，对资本主义成分应当用竞争的办法，排挤、改造，最后消灭，他还反对对富农实行剥夺政策，可以通过合作社的形式来组织和改造他们。
显然，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的分歧，是带根本性的路线分歧。斯大林的方针实际上是要结束新经济政策，根据国家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计划，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而布哈林要求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按照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1929年4月，斯大林在党中央全会上作了《论联共（布）党内的****》的报告，批判布哈林执行了一条****的机会主义路线。同年7月，布哈林被撤销中央政治书记处书记等职务，11月被开除出政治局。1938年又被作为“反苏的****和托派联盟”的头目在莫斯科受到公审，被判处死刑。
实际上，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间的分歧属于联共（布）党内领导人之间不同意见的分歧。布哈林的许多主张和观点是正确的，即使在今天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比如他关于工业化速度要适中；苏联要保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要和市场相结合；反对对经济实行过度集中的管理等思想，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是了不起的伟大突破，他的经济思想是很富有闪光点和火花的。
斯大林所取得的党内斗争的胜利，对后来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使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偏离新经济政策的道路，为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准备了政治条件；其次，助长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左”倾，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带来了不良后果；再次，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政治生活，把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上纲上线，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外科手术式的办法进行清洗；最后，在党内形成了斯大林的个人集权制，并使个人崇拜盛行起来。
2.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形成与特点。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是伴随着高速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和大清洗三大运动形成的。
早在1925年，俄共（布）十四大就通过决议，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极大地鼓舞了苏联人民。到1937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已跃居欧洲第一位，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这标志着苏联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苏联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成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使苏联从根本上摆脱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依赖；改变了苏联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缩小了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大大促进了国防工业的发展，增强了苏联的防御能力，为夺取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但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也充满了坎坷和曲折，发展中也现出了许多问题。如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引起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人民生活得不到相应的提高；中央集权过多，地方和企业缺乏自主权；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盲目追求高指标，使苏联工业化走向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的道路；在利用西方技术援助方面指导思想不明确，引进和消化脱节，等等。可以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特定的国内外环境中实现的，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较大的牺牲和代价。特别是在苏联开始形成了重工业过重、农业和轻工业过轻的畸形经济结构和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
在农业方面，斯大林通过大规模建立集体农庄运动，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这种集体化并不是基于农业本身发展的需要，更不是基于农民的要求，而是为配合国家工业化运动而实行的一种措施。这就违背了农民自愿的原则，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消灭富农阶级的手段过激且范围过大，严重侵犯中农的利益等，使苏联农业生产力受到很大损伤。这些错误后来虽然得到一定纠正，但农业生产的过分集权，农民的政治、经济自主权的缺乏，粮食征购上的超经济强制手段，以及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的被忽视等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致使苏联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落后和停滞的状态。当然不可否认，农业集体化也使苏联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建立了巩固的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推动了苏联由农业国向社会主义工业国的转变。
不论是工业化运动，还是农业集体化运动，都是由国家采取行政命令手段推行的，一度导致社会关系紧张、党群关系紧张，这必然引起党内外有意见人士的怀疑和不满。而大清洗运动就是为了压制这种不满而展开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清洗运动是高速工业化运动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衍生物。当然也不能把大清洗运动说成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它是险恶的国际环境、激烈的党内斗争和斯大林的个性缺陷等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早在1927年开除托洛茨基派、1929年清除布哈林派，就已经开始了政治大清洗。到了30年代，党内以基洛夫为代表的一部分领导人认为：原有的反对派集团已被击溃，政治形势已经好转，在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的情况下，应尽快结束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努力团结更多的力量，改善党内外关系，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些主张和看法得到党内多数人的支持，在1934年党的十七大上，基洛夫的得票数高于斯大林，并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但同年12月，基洛夫却被人暗杀在办公楼内。此案后来并未彻底查清，留下许多疑点和漏洞。斯大林利用基洛夫事件，采取了大规模的镇压措施。从1934年底到1938年秋的近4年时间，苏联先后出现两次大规模清洗的高潮。大清洗运动表现为三个特点：一是它的指导思想是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二是它的运作过程脱离党的领导和撇开司法机关以及司法程序；三是它的主要打击对象是党政军高级干部和知识界精英。党内早先的那些反对派人物首当其冲，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均被当作帝国主义特务、人民敌人处死，就连1929年已被逐出国门的托洛茨基也未能幸免，苏联保安机关于1940年派人在墨西哥将其暗杀。不仅如此，就连一向支持斯大林方针的一批干部也成为清洗对象。1934年1月党的十七大，其代表、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等都是按斯大林意图安排的，也是拥护斯大林路线的。然而在大清洗中，参加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被捕；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捕或被处决。这场大清洗运动，滥用权力、破坏法制、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在党内外造成一种可怕的恐怖气氛，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放弃了党内争论的民主传统，扼杀了干部和群众的创造性与积极性。与此同时，使权力日趋集中，个人崇拜不断升级，斯大林的个人权力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个人专权。到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已初步形成了以党代政、党政军权集中于政治局和书记处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中的政治格局。这些，对斯大林体制的形成也起了促进作用。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形成起始于20世纪初期斯大林上台执政，完成于斯大林执政晚期，它的形成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1924年斯大林开始执政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是斯大林模式初步形成阶段。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是苏联由执行新经济政策到放弃新经济政策。1924年1月，列宁逝世时，斯大林表示将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到1929年底，斯大林宣布：“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新经济政策到30年代初已基本被终止，这就标志着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开始形成。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是社会主义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阶段。1934年，斯大林在党的十七大上连任总书记，大会还决定撤销工农检察院，把中央监察委员会降为**********的一个附属机构，并改组了中央各部委，进一步加强了斯大林的个人权力。1936年宪法以法律形式确定了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1939年通过肃反扩大化清除了反对派，通过党的******，又巩固和强化了斯大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从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是斯大林模式的稳定阶段。卫国战争爆发后，斯大林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重大问题都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这一时期的经济管理体制仍然是以部门为主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只是更侧重于军事工业的发展。战争结束后，尽管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其政治经济体制仍然没有实质性变化，仍处于战前和战争中的稳定和僵化状态。
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从国际上看，帝国主义的包围和战争危机的迫近，要求全党全国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的集中统一，要求全国人、财、物力的高度集中。从苏联国情上看，在经济文化落后，社会经济结构是小生产占优势的基础上，家长制、个人集权、个人崇拜容易盛行，官僚主义容易滋长，排斥商品经济的自然经济思想也容易被接受。从历史传统看，俄沙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沙皇的高度君主集权的****主义政治传统、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对外扩张的传统，以村社占有为主要形式的封建宗法经济的传统，都对形成高度集权的模式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从理论影响来看，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存在教条主义的理解，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另外，斯大林个人素质上的缺陷，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形而上学对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也起了一定作用。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特点，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其基本特征就是高度集中、高度集权。
在经济体制方面，表面为：
（1）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国家所有制是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形式、高级形式。集体农庄等合作社所有制是劳动者的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低级形式。个体小私有经济是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限制乃至禁止的。
（2）实行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即以“条”管理为主，中央部门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决策权于一身，直接支配企业的人、财、物和供、产、销大权。企业是国家机关的附属品，企业职工无权参与管理，企业干部由上级国家机关任命。
（3）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主要计划指标由中央统一编制；国家计划指标无所不包，囊括一切领域、部门和一切经济活动过程。排斥和否定市场调节的作用，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具有法律效力。
（4）以行政手段为主管理经济。国家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对国民经济实行统一领导和直接管理，包括对企业和经济活动的集中统一计划、组织指挥、调节和监督等。
（5）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
在政治体制方面，表面为：
（1）高度集权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国家的权力过度集中于党，国家完全隶属于党，党总揽一切，党是政权的核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而党的权力又过度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过度集中于个人，总书记一人说了算，形成了个人集权制和终身制。
（2）自上而下的干部委任制。选举制流于形式，干部的权力不是来自下层选民，而是来自任命他们的上级机关或领导者个人。干部们的工作实际上不是对人民负责，而是对上级负责。
（3）软弱而低效的监督机制。1934年，苏联解散了群众性的监督组织，降低了党的监察委员会的职能和地位，对党政机关和领导人的监督软弱无力，使官僚主义、滥用权力、特权以及各种腐败现象滋生发展。
（4）国家安全机关地位特殊。斯大林时期，国家司法机关在组织上隶属于行政机关，司法不独立。而国家安全机关权力无限扩大，代替了司法机关的职能，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整套庞大的、自成体系的机构，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不受监督、不受约束，成为个别领导人控制的工具，包揽了从侦察、逮捕、审判、监禁到处决的整个司法程序，使公民乃至高级干部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
在文化体制方面，表现为：
（1）高度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党掌握着对文化领导干部的任免权，并控制着思想文化领域的业务工作。文化管理机构也高度集权化，社会主义团体也行政化，使其变成准国家机关。
（2）意识形态和国家精神生活领域中的个人崇拜。斯大林拥有对思想文化领域问题的最终裁决权，他的思想和言论被绝对化为真理的标准。连一些学术问题的争论也由他定性。个人崇拜的盛行，使思想理论领域教条主义严重，科学文化的发展受到限制，缺乏活力与首创精神。
（3）文化生活整齐划一。为了维护领袖和现行体制的权威，苏联的文化体制实行高度控制，运用行政命令、高压手段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争论问题。斯大林时期，思想文化界曾开展过两次“批判运动”，通过批判和清理，把俄国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著作与精辟独到的理论观点清理一空，以统一思想。这些运动对于确立和强化斯大林模式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3.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历史地位。
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实践探索形式。这种模式产生之后显示出的巨大优越性和示范效应，加上苏联的有意推广和强化，使之一度成为后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学习样板与唯一模式，它的功绩与弊端都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必须肯定这种模式具有重要的历史功绩，它在苏联乃至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中所产生的巨大的历史性积极作用是不容否定的。
（1）确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列宁逝世后，在斯大林和联共（布）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剥削阶级，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这毕竟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它极大地激发了人民对社会的责任感，整个社会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它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使苏联从一个传统落后国家迅速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强国，完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才实现的社会工业化目标，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苏联不仅在很短时间内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而且人们的道德情操和精神面貌也健康向上，与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形成鲜明对照，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毫无疑义，在苏联时期的所有实践，以及取得的巨大成果，都是与苏联当时的体制分不开的，即同斯大林模式分不开的。这种模式的历史作用主要在于努力探索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众所周知，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对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问题进行过探索，而斯大林则在实践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不管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斯大林模式真正使落后的、农业占优势的俄国赶上了西方列强。斯大林曾预言苏联将用十多年的时间走完西方一两百年实现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可以肯定地说，斯大林实现了自己的这个诺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高度集中的战备体制显示出巨大的威力，苏联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军。战后的经济恢复工作也十分迅速。正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显示出的巨大威力，使二战后一系列欧、亚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占世界土地面积1/4，人口1/3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不仅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直接帮助东欧一些国家打出一片社会主义新天地，而且以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对抗了马歇尔计划，用150亿卢布援助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为第三世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最终导致帝国主义旧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斯大林在世期间，这个制度的主要作用是积极的，它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2）探索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保证了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虎视眈眈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军事上处于危险境地。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东西方两个战争策源地形成，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法西斯实行绥靖政策，力图把祸水引向苏联。这种国际形势要求它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建成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力量，尽快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水平，因此，速度问题成为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不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和高速工业化的战略，苏联就难以生存下去。为了解决工业化需要的大量资金，处在资本主义封锁之中的苏联，只能自力更生，依靠内部积累，集中调配有限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高积累、低消费。工业化奠定了苏联全面迈向现代化的基础。“一五”计划期间，苏联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19%，“二五”期间递增17%。从1928年至斯大林逝世，苏联全部工业几乎增长了20倍。苏联工业化的实现，奠定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建成了强大的国防力量，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工业化使苏联在科技方面居于世界前列；工业化体现了社会主义巨大的优越性，为社会主义苏联在世界上发挥进步作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3）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拯救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拯救了人类文明。苏联迅速实现工业化，大力发展国防工业，为卫国战争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并确保在战争爆发后迅速转入战时轨道。斯大林模式在迅速动员人力物力投入战争方面发挥了极高的效率，经过艰苦的较量，重创了在欧洲所向披靡的法西斯德国，成为战胜法西斯的主力。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战争的性质，取决于人心的向背，但也是物质力量的较量。即使正义的战争，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也是难以取胜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显然更能适应当时战争的需要。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人类进步力量的伟大胜利，是苏联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之一，它极大地提高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威望，向全世界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
事实证明，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在当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有效的，它是特定历史的产物，有其特定的历史合理性，也有过伟大的历史性贡献。它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第二次飞跃中的重大理论成果之一，它仍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范畴。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尽管它有这样那样的弊端，带有教条主义的倾向和不科学的因素，带有当时特殊历史条件的痕迹，但是其主流、基本方面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在实践中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当然，社会主义苏联模式，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从一开始就是优点与缺点并存的，不能将其绝对化和神圣化。其缺点是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体制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人民生活不能得到较多的改善，工农群众生产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不能充分发展；人们的思想遭到禁锢，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限制。特别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进入和平时期以后，这种备战型体制的弊端也越来越暴露，其束缚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当这种模式在苏联长期延续并在战后继续推行时，便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后来，社会主义苏联模式被强制推广到欧、亚社会主义各国，也给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严重后果，使这些国家的改革步履艰难。因此，改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探索适合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便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