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把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首先放在了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并没有把它作为普遍适用的、世界上一切地区和一切国家及民族必须遵循的固定不变的模式。他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也注意到了历史发展进程的复杂性。恩格斯就说过：“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特别是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鉴于西欧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衰退和沉寂以及对东方社会的探索，逐渐把视线和研究的重点转向了革命运动方兴未艾的东方国家，进而提出这类国家有可能走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的新思路。马克思发现，东方社会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点。东方民族大都集居于大河流域，由于灌溉和兴修水利的需要，那里普遍存在着土地公有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这就是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这两个特点结合起来，就使得东方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原先所归纳的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例如东方社会很少有古希腊、罗马那种典型的奴隶制形态，奴隶制与封建制度的区别不太明显。再如，由于土地公有制和中央集权的制约，农民脱离土地的自然进程极其艰难，致使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当缓慢，结果是西欧已经普遍实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而东方社会仍处于前资本主义形态。那么，东方社会是否会重复西欧资本主义的老路呢？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能也不应该把它排除在自己的视野之外。马克思对此作了大量艰苦的研究工作，但是在尚未形成有关东方社会的完整理论时就与世长辞了，只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思想。这些思想可以整理出以下思路：
（1）对自己过去的研究成果做了严格限定，反对别人把自己关于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道路的历史概述当作教条。马克思说，如果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那么，“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指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2）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是多线条的，是多样性的统一。像俄国的“农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就被广泛地保存了下来，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并存；而在西欧各国，这种原始的“农村公社”基本上早就不存在了。因此，历史进化是具有多样性的，人类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演进也未必只有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途径，东方社会或许会走上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3）东方社会，特别是像俄国、印度等国存在着两种进化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在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中，认为俄国村社的发展存在着两前途：“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1861年俄国开始了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资本主义得到了缓慢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发展直接冲击着俄国原始的土地公有制。马克思说：“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但历史的发展确实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即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独特结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即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这“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但是，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是有严格的条件的。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写道：“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即俄国很快爆发革命，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使公社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而且俄国革命又引起了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二者遥相呼应，相互支持，在欧洲无产阶级胜利并帮助俄国的情况下，才可以避免俄国的资本主义化。
（4）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同意俄国民粹派的观点，即把俄国农民看成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把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是同大工业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离开过资本主义来探讨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他们认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每一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恩格斯承认，当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留着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度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西欧国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但这样做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能够做出榜样并给予积极支持，特别是借鉴“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恩格斯特别强调：“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
通过上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不发达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确实探索了像俄国这样的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有可能超越完备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免除资本主义制度所必然带来的灾难，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些事实表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地区、国家和民族要走向社会主义，并非一定要遵循西方国家业已走过的老路。他们的这个思想既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相一致，又是对这一原理的补充与深化。另外，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所提出的条件说明，他们当时是把实现社会主义设想的着眼点放在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期望这些国家首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然后再扩大到其他国家。这同后来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是有区别的。考虑到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认为俄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不止存在着一种可能性，既有可能走向社会主义，又有可能发生民主革命，但最后认定俄国还没有达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因此，不能把他们的这个思想无限拔高，认为他们已经系统地解决了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