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源寺战斗结束之后，伞兵二队就撤离了战场，把清缴武器、转运军粮以及处置战俘之类的事情都交给了游击队。
曾有读者问马甲：国军是如何处理和对待日军战俘的？国共双方所俘虏的最高级别的日军将领是什么级别？说实话，我在这方面也属于孤陋寡闻。但既然被提问了，也只能抛砖引玉地讲几句，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指教。
应该说，国军对待日军战俘还是很不错的。广西和湖南战场上被俘的日军士兵一般都送到贵州镇远的战俘营，这个建筑群就设在镇远县城里面，如今是个旅游景点，里面有宿舍教室、礼堂操场，还有“反战同盟俱乐部”什么的，比一般的军营漂亮多了。
被俘士兵中的“朝鲜日本兵”一般都不算作战俘，甄别之后单独组队，经过整训穿上新军装——草绿色制服、船形帽——编入金九领导的“光复军”。这些人于1945年10月在天津集中，然后就由美国海军陆战一师用军舰送回朝鲜去了。
至于“国共双方所俘虏的最高级别日军将领”，以马甲所知，八路军方面，晋东南分区的武工队在正太铁路炸火车的时候，俘虏了一个“中将旅团长”铃木川三郎，时间是1945年的1月中旬。但后来又有人说这个“铃木中将”是伪山西省政府的行政顾问，属于“文官挂军衔”，因此这个“中将”难免有点儿含糊；不过，国军方面就更含糊了。据称，他们俘虏了一个少将军官，而且还正是在这次台源寺战斗中抓获的，讲得有鼻子有眼，是个“副师团长”，名字叫三木郎……可马甲我觉得日军编制中好像没有“副师团长”这个职位，而且我在1945年的湖南日军将官名册中也没找到“三木郎”是个什么人物，所以不免有点疑心是不是有人把少佐的肩章误看成少将了——除此之外，马甲就没听说过在战场上还俘获过其他的将军级别的日军军官。
伞兵部队之所以迅速撤离台源寺镇，是因为担心日军增援部队有可能进行反扑。“陆军突击总队”从建立之初就被定位为“攻击兵团”，训练和作战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不停留、不防守”。换句话说，打防御战就不是伞兵们应该干的活。
部队回到了洪市镇。“中美联合部队”的营地设在机场旁边的太山村，一、二分队则与大队人马隔着蒸水，单独驻扎在河对岸的邓家台。
周之江阵亡以后，二分队没有任命新的分队长，而是统归一分队的刘盛亨队长指挥。对伞兵而言，这样的指挥方式是十分正常的。因为空降作战的时候，官兵们经常会在战场上散布得七零八落，所以在平时就十分强调“服从军衔”的理念，只要是几个伞兵聚在一起，谁的军衔高谁就是领导——前些日子空降洪罗庙的时候，大家一时找不到姜队长和刘分队长，就纷纷向周之江靠拢，现在周队长不在了，服从刘盛亨的命令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这段时间里，伞兵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大吃大喝。
听说国军收复了台源寺，四里八乡的老百姓都来表示祝贺，慰劳品成筐成担地送进军营，大红纸上写着“鬼子肉”，实际上全都是猪肉。于是乎，当兵的整天捧着肉丸子、红烧肉，从早吃到晚，由于油水太大，搞到最后都拉肚子了。
蔡智诚发现陈保国也在大口大口地啃猪蹄，不由得十分奇怪：“喂，唐僧，你怎么也喜欢吃肉啊？”
“是啊是啊，吃鬼子肉属于超度，没有罪过反而有功德。”这家伙倒还蛮会找理由。后来相处久了才知道，陈保国这个和尚只是单纯反对杀生，对喝酒吃肉却是很愿意接受的。
刘盛亨队长每天都要用对讲机与队部联系。有一天，他听到一个好消息，说美国空军在日本扔了两颗“新式炸弹”，日本鬼子顶不住，已经打算投降了。
美国人的武器厉害，那是所有人都亲眼见过的，可要是说才丢两颗炸弹就能把小日本炸得喊投降，大家的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儿不相信。打了八年仗，谁都知道鬼子兵是一帮多么亡命的家伙，岂能够如此轻易就投降认输。
可到了第二天，也就是8月11日下午，姜键队长开着一辆美式中吉普跑到邓家台来了。这种吉普车是和机降部队一起着陆洪罗庙的，总共有两辆，在攻打台源寺的时候没有使用，现在另一辆由美国兵驾驶，这一辆就成了姜队长的座乘。姜键少校站在车子上得意洋洋地宣布：奉上峰指令，伞兵即刻开赴长沙，协助国府特派专员洽谈受降事宜。伞兵二队将成为收复湖南省城的第一支部队！
姜队长说：“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大家要注意维护国体，不卑不亢，小心审慎，既不可信口开河也不许讥笑谩骂对方，遇到重要问题应及时向带队长官报告。”他还提醒部下：“为壮观军容，每个人都必须准备一套干净礼服，以便在进城的时候向长沙市民展现我军的蓬勃士气。”
这下子，大家终于相信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那天晚上，几乎所有的伞兵都没有睡觉。官兵们擦洗枪械、熨烫军服，不停的讲话，还一个劲地傻笑，其实谁也没注意别人在嚷嚷什么，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反正每个人都在喊叫，每个人都在用激动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我们在这里！我们赢了！我们是胜利者！”
8月12日上午，伞兵二队启程前往长沙。一、二分队乘坐三辆卡车紧随姜键队长的中吉普在前头开路，其他人员的汽车则间隔一两公里跟在后面。
这些道奇十轮卡车是通过“潭衡战区指挥部”调集过来的，开车的司机好像还不大弄得清状况，疑疑惑惑地问道：“是长沙的日军要投降了，还是整个湖南的日军都要投降了？”
伞兵们告诉他：“是全中国的日军要投降了！是全日本的鬼子全部都要投降了！”
卡车司机撇撇嘴：“切！空起吹……”
车队开过湘潭附近的时候，天上出现了几架盟军的飞机。那几架战斗机在空中盘旋了一阵，又猛地俯冲下来向城里的日军据点“哒哒哒”地扫射。
看见这个场景，卡车司机难免有点儿担心起来：“喂！你们知道日本要投降，可那边的日本人知不知道自己要投降呀？”
对这个问题，伞兵们也有点吃不准了……
汽车开到长沙南郊的杨家山，正式进入了日军控制的区域。
公路边有个日军兵营，一大帮小鬼子正光着膀子在场坝上操练，“嘿哟——嚯哟”地整得蛮起劲，对轰隆隆开过来的国军部队不理不睬。于是，姜键队长就把吉普车停下了，伞兵们也纷纷下车，机枪、冲锋枪、卡宾枪全都对准了这群光膀子。
很快，从据点里跑出来一个日军大尉，手扶着军刀，撅起屁股敬礼。姜键少校就给他讲解我军的任务和政策，他讲一句，那鬼子就“哈咿”一声，从头“哈咿”到尾，却还是一脸的茫然，一句话也没听懂。
只好让刘盛亨分队长来做翻译。没想到刘盛亨这位“外语人才”是个半吊子货，平时模仿两句“枯啦”、“八嘎”还将就，一旦遇到这种专业性较强的政策词汇就傻了眼，吭哧了老半天，鬼子大尉越听越迷糊，最后还是把汉奸翻译官叫来才把事情说清楚了。
原来，驻扎在杨家山兵营的是日军第11步兵大队（大队长高宫正辉），他们已经接到了“国军洽降官员护卫队”将要进入长沙城的指令。但日军司令部原以为车队要8月13日才能到达，却没想到伞兵们提前来了。因此，这位高宫正辉大尉就征求姜键少校的意见，是否需要立刻通知司令部派“引导车”来迎接国军？
姜键赶紧通过电台请示上级。国府特派专员的意思是“天色已晚，此时进城恐怕惊扰市民”，让伞兵二队原地休息，明天一早再进入长沙。
原地休息，在哪儿休息呀？当然是在日本军营里。
姜键对日军大队长说：“我看你的兵在操场上练得挺来劲，很好很好。这样吧，你们完全可以在训练场上歇息，营房就腾给我们住了。”
于是乎，当天晚上，伞兵们就在日军炮楼里东蹦西跳地寻开心，留下一群光膀子的鬼子兵坐在场坝里“咦呀——哭哇——”地唱日本歌。
第二天一早，日军司令部派来一个叫大西的中佐联络官，伞兵们兴高采烈地进了城。而那些在操场上哼唧了一宿的小鬼子却像霜打的茄子，再也没有继续操练的劲头了。
说起来，姜键队长对第11步兵大队算是很客气了。几天以后，杨家山兵营来了几支“别动军”游击队。一大群穿草鞋的农民不仅收缴了高宫大队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甚至把皇军身上的衬衫都扒了下来，活生生把几百位“太君”抢成了丐帮——那模样才真叫做凄惨呢。
伞兵进长沙的时候，国民政府的特派专员已经在城里了。
其实，这时候的长沙城里已经聚集了好几拨“洽降代表”，有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长官指派的18军（胡琏部）高魁元小组、有第九战区薛岳长官指派的99军（梁汉明部）王相国小组。另外，防线离长沙最近的93军（韩浚部）以及湖南省政府都派出了联络组，就连失踪一年多的前长沙市长王秉丞（1951年被镇压）也突然露了面，在岳麓区的新军路挂起了办公的招牌。
伞兵二队奉命协助的这路“特派专员”的旗号是“**************”，组长是军统湖南站的站长金远询，副组长是蔡智诚的姐夫罗照。罗照这个人虽然是黄埔1期的毕业生，但却没怎么带过兵。他底子上属于中统，先是在“战地党政委员会”里搞政工，后来当了“军法执行总监部”的督察官，现在又跑到长沙来担任“接收大员”。
蔡智诚对自己的姐夫并不十分在意，他比较感兴趣的是联络组的另一位专员——挂着少将军衔的向恺然。
说起“向恺然”，也许知道的人很少，可提起他的笔名“平江不肖生”，名声可就响亮多了。向恺然是现代武侠小说的鼻祖，而且这位大侠和金庸先生还有所不同，人家本身是会武功的，笔下的一招一式全都有来历。向恺然是留学日本出身的，日语呱呱叫；他是湖南人，还担任过“长沙自卫团”的团长，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而且这时候他正在报纸上发表连载小说《中国武士道》，说明其对武士道精神也颇有研究。因此，由他来出任这个“洽降专员”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不过，让大家感兴趣的并不是向先生的学问，而是向大侠的武功。所以，每当遇到给向专员当扈卫的差事，伞兵们都抢着去，一个个兴致勃勃，聚精会神，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生怕一不留神，这位大侠就蹿到哪家的房顶上去了。
刚进城的头两天，伞兵们的任务主要是担任“洽降专员”的仪仗。
在当时，长沙城各路大员中最威风的人物，一拨是伞兵扈卫着的这一组，另一拨是18军高魁元的那一组。因为这两个组不仅配备有美式装备的卫队，而且还有美国军官当随员。想象一下就知道，当时的长沙街头，前面开着敞篷中吉普，后面跟着十轮大道奇，身边还坐着美国大鼻子——那是个什么派头！
城里的牛鬼蛇神也瞧出了其中的门道，纷纷假借各种渠道向特派专员“表达敬意”。罗照督察官在长沙北正街看中了一套房子，人还没过去，房契就已经送到了手上。等他一进门，喝！连家具都换成新的了。
蔡智诚曾经在姐夫那里遇见过伪“长沙市长”唐令欧。这位唐市长又名唐天德，是日本士官学校17期的毕业生，曾经当过何键部的团长。日军占领长沙后，他不仅担任了伪长沙市长、“复兴会主任”，还署理过伪湖南省长。可他这时候却找到军法督察官，解释说自己是奉军统密令出任伪职的，还表白自己有惩治汉奸、救助美军飞行员等等大功劳。
罗照当面敷衍说：“很好很好，你们地下工作者都是无名英雄。”可等到唐令欧出了门，他就在屋里破口大骂：“戴雨农这家伙，自己干了缺德事，却让我来给他擦屁股！”
后来，唐令欧名义上被判了五年徒刑，实际却没进监狱就到香港定居去了。他虽然能够化险为夷，得享天年，却也送了不知道多少礼，光是蔡智诚就从姐夫那儿转手捞到了一块“劳力士永动型金表”，也就是不用上发条的自动手表，在当时是十分新潮高档的玩意儿。
1945年的8月份，守备长沙城的日军部队是第2独立旅团（代号“开部队”），下辖从第7到第12总共六个步兵大队。可在8月15日以前，日军好像对是否投降还颇有点拿不定主意。因此，不仅第20军的首脑不愿意与“洽降专员”正式接触，就连长沙市的警备司令冈岛重敏少将也躲起来不露面，只派出一个中佐级别的大西参谋，人前人后地上窜下跳胡乱应酬。
这种状况维持了没几天，形势就发生了变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8月16日，久不露面的冈岛重敏司令官终于出现了，他跑来向国民政府的“洽降专员”报告：长沙日军已经接到了派遣军总部的投降命令，自即日起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严格遵从中国政府的各项指示——这下好办了，专员们再也不必“洽谈”什么，直接下命令就可以了。
那一天，整个长沙城都沸腾了。
抗战期间，长沙城经历了“四战一火”的劫难和日寇占领的蹂躏。昔日繁茂的古城早已变得满目疮痍，城市的大部分建筑只剩下了断壁残垣，湘江两岸满是焦土废墟，处处是一片破败荒芜的景象。可是，在8月15日这一天，街道上却聚满了欢呼雀跃的人群，人们跳着、叫着、笑着，把瓜子、花生和茶水塞到伞兵们的手里。一个被日军毒气熏瞎了双眼的伤残军人扑上来，摸着伞兵的衣服和武器，嘴里说着：“打得好，你们打得好啊。”蔡智诚还看见，一位白胡子的老人家趴在地上嚎啕大哭，一定要给国军将士们磕几个响头……
路边的树上挂满了鞭炮，有的鞭炮很长，在树杈上绕了好几圈，伞兵们走到哪里，爆竹声就响到哪里。整整一天，蔡智诚的耳朵里都充满了这喜庆的“噼啪”声，许多年以后他还幸福地回忆说：“从来没有听到过那么多鞭炮，湖南人就像爆竹一样的热情刚烈，湖南省真是个花炮之乡。”
从这一天起，伞兵二队就担负起新的任务，他们首先接管了日军宪兵队。
长沙日军宪兵队设在教育会坪（今湖南省农业厅），队长是古川武大尉。8月16日，姜键少校正式宣布接受日本宪兵的投降，命令对方提交人员、武器、装备器材和军需物资的清单，并提供军事设施和办公机构的位置图，同时强调不得藏匿、隐瞒任何档案材料，更不得毁坏、丢弃任何武器装备。
日本宪兵队里除了日本人还有中国汉奸，并且还兼管着伪警察局。对这些人，伞兵二队当时的措施是：把日本兵转移到军营里管理；把宪兵队里的外省人（主要是跟随“开部队”进入长沙的湖北人，他们大多是武汉“复兴会”总部的汉奸）羁押起来（这批人后来都被枪毙了）；而宪兵队和警察局里的长沙本地人则继续留用，照常上班。
这个办法显得有点偏袒本地人，但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伞兵们都来自于外乡，连长沙的街道都认不清，不依靠本地警探就没办法维持正常的治安——比如“八大汉奸”之一的邓笃恭，日军到来之前他就是警察局长，长沙沦陷期间他也是警察局长，日本投降以后他依然当着警察局长，真是捧上了铁饭碗。
蔡智诚的主要工作是清理核查物资。
日本人实在是讨厌，他们的清单内容十分庞杂，连一双竹筷子、一个破脸盆都要罗列上去，真是烦琐得要命。可对方既然写出来了，自己就必须查验，于是蔡智诚就被这些鸡毛蒜皮搞得焦头烂额。可检查了几天之后，蔡上士才突然发现，表面上很细致的日本人原来并不老实，他们把许多装备物资，甚至一些秘密仓库都隐瞒起来，没有开具在清单里。
弄了半天，小鬼子原来是想利用脸盆筷子做掩护，企图瞒天过海呀！蔡智诚气得拍案大骂，当即报经金远询专员批准，把古川宪兵队长关了禁闭。
宪兵的手里除了物资清单，还有人员名单。监狱犯人的档案全都移交到军统的手上，由金远询站长决定放谁或者不放谁。
在那段时间里，警探们不停地抓人，又不停地放人，头天接到举报说某人是汉奸，隔两天又说证据不足让他回家了。蔡智诚埋怨说：“这不是瞎折腾么？”而潘崇德却看出了其中的门道：“你别看这些人进进出出，来去匆匆，可只要在大堂上走一道，留下的就是钱呀……”
还真是这样。
比如，长沙城里有这么两个人物，一个叫张芝文，原先是杂货店的老板，一个叫凌云卿，是黄包车工会的头目。1944年日军占领长沙时，这两个家伙就打着“欢迎皇军”的旗号主动上门讨好。据说，他俩的初衷是想得到日军的许可，组织人手收埋在攻城战斗中遗弃的尸首（当时城里的尸体确实很多）。可没想到，日本太君一高兴，就让张芝文当了“治安维持会”的会长，让凌云卿当了副会长，这两个家伙也就变成了汉奸。
国军接管长沙警务之后，张、凌两人当然就被抓了起来，可没过几天又被释放了，说是证据不足。蔡智诚对此很不理解，在姐夫面前发牢骚：“他们都当上维持会长了，还有什么证据不足的？”可罗照却笑着说：“你不懂的就不要议论。”
原来，这两个维持会长有“立功表现”——他们透露了日本“亚光公司”秘密仓库的地址，那里面存有不少日军从湖南各地掠夺来的贵重物品——接收大员们因为这个情报收获颇丰，光是罗照的手里就分得了四十多部珍版古籍，其中有一本手书的曾国藩日记，后来送给了谷正伦。
伞兵们只负责监管日本宪兵，对其他日军部队的事情，除非是正巧遇上了，一般并不主动管理。
长沙市东区的二里牌有一个停放日军骨灰的“神社”。在以前，中国老百姓从那里经过的时候都必须对着房门三鞠躬。现在日本投降了，大家就邀集起来去砸烂那些牌位。
那天上午，伞兵的车队正巧经过二里牌，看见几个日本兵正和一群市民在“神社”门口对峙，其中有个鬼子军曹的手里还握着军刀，“咿呀哇啦”得十分歇斯底里。日军官兵在兵营之外持有武器是违犯规定的行为，姜键队长立刻没收了这把军刀。不一会，日军大队长也赶来了，一照面就“噼哩啪啦”给了军曹几耳光，逗得围观群众呵呵直笑。
第二天，伞兵们又从二里牌路过，看见“神社”门前横眉竖眼地站着一伙日本兵，四周的群众却畏畏缩缩地不怎么敢靠前。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昨天的那个军曹在小屋子给自己开了膛，剖腹自杀了。
姜队长觉得再这样闹下去不是个办法，就通知日军大队长把那屋里的坛坛罐罐全都清理干净，再用粗绳子拴在房柱上，道奇卡车一发动，立刻就把这座混蛋“神社”给拽倒了。
不过，日军中像这个军曹一样的死硬分子毕竟是少数，大部分都还比较守规矩的。
那时候，在日军兵营门口站岗的还是日本兵，只不过手里没有枪，而是拄着一根两米长的细木棍，看见有人来了就站得笔直，立正敬礼。
日军的军需仓库都被查封了，兵营里很快就断了粮。国民政府的接收专员懒得理睬这些事，小鬼子就吃了上顿没下顿，最后饿极了就学着“做买卖”。在那段时间里，长沙市民晚饭后的一大乐事就是去逛“日本夜市”——鬼子兵出卖的物品，除了大衣、毯子、床单之类，还有食盐（湖南是个缺盐的省份）和“旭光牌香烟”，老百姓就用食物来交换。
伞兵和警察也不愿意眼瞧着日本人被饿昏了闹兵变，所以对这类买卖并不制止，反而还帮着他们维持秩序。
蔡智诚看见一个卖“炸糕”的小贩用大米换了一床毛毯，看看日本兵可怜，又白送给他几块“油炸粑”，把那小鬼子感动得直鞠躬：“中国大大的，日本小小的……”，小贩乐呵呵地摸着鬼子兵的脑袋（日本兵都剃光头）说：“娃仔，你们要早晓得这个道理就好了嘛。”惹得周围的人都哄堂大笑。
日本兵容易对付，游击队却不大好办。
长沙城外有几十路游击武装，什么“自卫团”、“别动军”、“正义军”、“挺进军”、“复仇队”……五花八门，从8月15日以后就自发地进城来接受投降。
这些人进到城里，见到物资就搬，见到好房子就贴标签，甚至连中山东路的何键私宅也挂上了十七个单位的接收条。国民政府的特派专员们顿时着急了，连忙在各个路口张贴布告：“各地下军速回原地驻防待命，在指定区域等候国军先遣军入城……”伞兵二队也因此增添了一个新任务——“劝阻”地下军。
“劝阻”的基本程序是，先把游击队的一帮豪杰们请到饭馆里喝酒（当然是由长沙商会负责买单），在酒桌子上详细讲解中央政府的方针政策。吃饱喝足之后，如果觉悟提高了，就由伞兵派大卡车把各位英雄送出城去；如果继续执迷不悟，对不起，伞兵的美式装备也不是吃素的，守住饭馆门口缴掉枪械，照样押送出城。
游击队没防备国军会来这一套，所以刚开始这“劝阻”的办法还比较有效。可这帮人物哪里是这么容易听“劝”的，这一拨刚哄走，那一拨又来了。到最后，干脆嚷嚷着要“武力进城”……
简直是无法无天！政府官员们气得直拍桌子。
游击队想进城，政府高官可以发脾气，伞兵们也可以尽量“劝阻”。可正规国军部队也想进城，大家可就拦不住了。
99军想进长沙，因为他们奉有第九战区薛岳长官的指令；93军也想进长沙，不仅因为他们距离长沙城最近，而且还因为他们都是湘中子弟，在历次保卫长沙的战斗中付出了巨大牺牲（长沙市里现在还有93军的阵亡将士墓）。这两路人马开到城下，伞兵也好，专员也罢，统统没有办法。
小官没办法，大官却有办法。王耀武在蒋总裁面前告了一状，薛岳长官的老脸终究比不上嫡系的学生，只好收兵撤退——于是，王司令长官一声令下：“湖南全境由第四方面军负责接收，第18军开进长沙受降！”
王牌主力第18军开过来了。没想到，刚开到长沙城边却又出了事。
按18军军长胡琏的意思，首先进城的应该是他最亲信的第11师（陈诚、黄维和胡琏都担任过这个师的师长，这时候的师长是杨伯涛）。可谁知道，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18军118师师长戴朴是个长沙人，眼看到了自家的大门口，心里一激动就忘了天高地厚，居然带着自己的人马抢到了11师的前头，大摇大摆地准备衣锦还乡了。
城里的高魁元参议官见此情形赶紧给胡琏发电报。胡军长是个陕西人，哪里会在乎戴师长的乡情，立马命令118师停止前进。戴师长不服气，胡军长就立即上报方面军总部，直接撤了戴朴的职——倒霉的戴朴后来只好投奔了湖南老乡廖耀湘，辽沈战役时的青年军207师师长就是这位想抢11师风头的仁兄。
于是乎，1945年9月7日，“土木系”的灿烂招牌、国军精锐中的精锐、嫡系中的嫡系、号称驰骋疆场无敌手、打了胜仗很正常打了败仗纯属意外的“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8军第11师”，在他们的英明领袖、那位得到无数后人景仰崇拜和怀念的、料事如神英明勇武即使全军覆没也能孤身突围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最后成功守住金门岛的——胡琏胡伯玉陆军少将的带领下，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长沙城。
而就在11师进城的当天，伞兵二队也接到了开拔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