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寻陵误区
数百年以来，学术界在成吉思汗等蒙元帝王陵寝的寻觅上，被一些著述引入了误区，走进了迷魂阵。对成吉思汗等蒙元帝王陵寝的埋葬形制，专家、学者、包括许多学术大家，流传国内外的普遍说法是：
——据史料记载，成吉思汗，包括元朝皇帝，均实行秘葬制度，即帝王陵寝的埋葬地点不立标志、不公布、不记录在案。所以，自明代以来，关于成吉思汗陵和元代帝王陵的确切位置，就无迹可寻。
——史料明确记载，成吉思汗下葬后坟墓用土填满，再用马踏平，坟墓上面没有建立任何标志，这是蒙古皇帝的习俗。下葬后，蒙古军队还要驻守一年，直到陵寝地在来春长出草，与周围环境一致后才撤离。
——按照元代的葬制，帝陵不起坟，葬毕以万马踏平，等野草在陵上长起后，便再难寻其痕跡。
——明人叶子奇在《草木子》一书中介绍，蒙古人为了便于回来祭祀，就在陵墓上当着一匹母骆驼的面杀死它的小骆驼。来年祭祀之时，靠着骆驼辨识自己血亲的天性，以母骆驼为先导，其驻足悲鸣的地方就是大汗墓地了。
——中国历代皇帝都有皇家陵园，唯独元朝没有皇陵，这给现代人寻找成吉思汗的墓地带来诸多不便，引起众说纷纭。
上述种种说法，大多摘抄或源于明人叶子奇的《草木子·杂制篇》：元朝皇帝梓宫送至“寝地深埋之，国制不起坟垄，葬毕，以万马蹂之使平，杀骆驼于其上，以千骑守之，来岁春草即生，则移帐散去，弥望平衍，人莫知也。欲祭时，则以所杀骆驼之母为导，视其踯躅悲鸣之处，则知葬所矣。”600多年来，由于广泛传抄叶子奇的“万马踏平”、“驼母悲鸣寻祭”说，并由此推导出成吉思汗等蒙元帝王陵寝实行“秘葬制度”，“元朝没有皇陵”的种种讹传，严重影响了学术界、考古界对成吉思汗等蒙元帝王陵寝的探寻及对其葬制的研究。
叶子奇等人对成吉思汗等蒙元帝王陵寝葬制的说法到底是言出有据，还是杂以道听途说？首先须对始作俑者叶子奇及其著作《草木子》有个简单的了解。
叶子奇生于元末，元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授湖南巴陵县主簿。七年后，元朝灭亡，叶子奇成为明朝巴陵县官吏。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叶子奇因巴陵县群吏在祭城隍庙神时偷饮猪脑酒一案被株连入狱，他在狱中用瓦片研墨，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记录在破烂碎纸上。几个月后，叶子奇被释放，出狱后，他将自己在狱中记录的内容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编撰为《草木子》一书，但无力出版。明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叶子奇的后裔叶溥官至福州知府，始将其先祖叶子奇的《草木子》一书刊印出版。《草木子》出版后，遂为后世学者称引传播。1959年，中华书局将《草木子》重新出版。关于《草木子》一书的内容，中华书局在其“出版说明”中说，该书“从天文星躔、律历推步、时政得失、兵荒灾乱以及自然界的现象、动植物的形态都广博搜罗，仔细探讨，在明人的笔记中，颇为特出。尤其是关于元朝的掌故和当时农民起义的史迹，有很多是他书所没有述及的。其中当然有不少由于时代的局限，不免有浅薄鄙陋的记载和议论……”《元史》成书于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依据的史料是元代“十三朝实录”，凡涉及元朝皇帝的重大史实，它都是史出有据的，且比《草木子》早成书九年。
现将关于《草木子》一书中流传的蒙元帝王陵寝的丧葬记载证之《元史》与原著，叶子奇及其后的历代著述中所谓成吉思汗等蒙元帝王陵寝实行“万马踏平”“杀驼子于其上”“驼母悲鸣寻祭”的说法实属误解与道听途说，断言元代皇陵实行“秘葬制度”“元朝没有皇陵”的丧葬方式纯属传抄猜测之言。
第二节 成吉思汗等蒙元帝王陵寝所在地史有明载
从《元史》的纪、传、志看，蒙元国史院同中国历代许多王朝的国史馆一样，对成吉思汗等蒙元帝王陵寝的所在地均记录在案。帝王、贵族、民间都有公开的、固定的皇陵、“先茔”，即陵寝、祖坟墓地。
蒙元皇帝陵寝所在地史有明载。《元史·本纪》载，蒙元十三朝皇帝均“葬起輦谷”。据明左丞相兼太子少师李善长“进元史表”所言，《元史》“上自太祖，下迄宁宗，据十三朝实录之文，成百余卷粗完之史。”成吉思汗等蒙元帝王“葬起辇谷”的史料均采自元代“十三朝实录之文”。这说明，蒙元国史院对成吉思汗等蒙元帝王陵寝的所在地都是记录在案的，不存在“不记录在案”的问题。
蒙元王室贵族陵寝所在地史有明载。《元史·特薛禅传》载：“特薛禅，姓孛思忽兒，弘吉剌氏，世居朔漠。本名特，因从太祖起兵有功，赐名薛禅，故兼称曰特薛禅。女曰孛兒台，太祖光献翼圣皇后。”特薛禅是成吉思汗的岳父，特薛禅家族世世封王，代代尚公主。特薛禅家族诸王陵墓的所在地《元史》有明文记载：
特薛禅之子按陈是成吉思汗的“国舅”，成吉思汗封其为“河西王”。“按陈薨，葬官人山。”
按陈之子斡陈，尚睿宗女也速不花公主。“斡陈薨，葬不海韩。”
按陈之弟纳陈，“薨，葬末怀秃。”
纳陈之子斡罗陈，尚完泽公主。完泽公主薨，继尚囊加真公主。“至元十四年薨，葬拓剌里。”
按陈之弟曰帖木兒，从帝亲征，以功封济宁郡王。“薨，葬末怀秃”。
帖木兒长子曰环调阿不剌，尚祥哥剌吉公主，加封鲁王。至大三年，“环调阿不剌薨，葬末怀秃。”
《元史·特薛禅传》葬地记载说明，特薛禅家族陵墓的所在地是“官人山”“不海韩”“拓剌里”“末怀秃”。
《元史·阔里吉思传》载：“阔里吉思，性勇毅，习武事，尤笃于儒术，筑万卷堂于私第，日与诸儒讨论经史，性理、阴阳、术数，靡不该贯。尚忽答的迷失公主，继尚爱牙失里公主。”阔里吉思在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西北战事中被俘不屈而死。大德“九年，追封高唐忠宪王，加赠推忠宣力崇文守正亮节保德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驸马都尉，追封赵王。公主忽答的迷失追封齐国长公主，爱牙失里封齐国公主，并加封赵国。子术安幼，诏以弟术忽难袭高唐王。术忽难才识英伟，谨守成业，抚民御众，境内乂安。痛其兄死节，遣使如京师，表请恤典，又请翰林承旨阎复铭诸石。教养术安过于己子，命家臣之谨厚者掌其兄之珍服秘玩，待术安成立，悉以付之。至大二年，术忽难加封赵王，即以让术安。三年（公元1310年），术安袭赵王，尚晋王女阿剌的纳八剌公主。一日，召王傅脱欢、司马阿昔思谓曰：‘先王旅殡卜罗，荒远之地，神灵将何依，吾痛心欲无生，若请于上，得归葬先茔，瞑目无憾矣。’二人言之知枢密院事也里吉尼以闻，帝嗟悼久之，曰：‘术安孝子也。’即赐阿昔思黄金一瓶，得脱欢之子失忽都鲁、王傅术忽难之子阿鲁忽都、断事官也先等一十九人，乘驿以往，复赐从者钞五百贯。淇阳王月赤察儿、丞相脱禾出八都鲁差兵五百人，护其行至殡所，奠告启视，尸体如生，遂得归葬。”
《元史·阔里吉思传》记载说明，元代高唐忠宪王、赵王阔里吉思有其固定的祖宗陵寝。阔里吉思死去约12年后，其子术安尚能将阔里吉思真体运回“归葬先茔”。由此可见，成吉思汗等蒙元帝王陵寝绝非无迹可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元史》关于阔里吉思“归葬先茔”的记载，竟在630年后得到了考古上的认证。据报道，1999年9月至10月，河北省和沽源县文物部门在对俗传的辽代肖太后“梳妆楼”进行考古勘察时，竟发现了一座元代蒙古贵族墓葬。梳妆楼元墓位于河北省沽源县南沟村，是一处元代（公元1271年～1368年）蒙古贵族墓。墓地出土黄、绿琉璃瓦，墓中葬有一男二女。墓主为元世祖忽必烈的驸马阔里吉思，二女身份为公主。“梳妆楼”为一座坐北朝南的全砖建筑，底座平面正方形，穹隆顶似蒙古包墓穴位于楼内中央，平面呈东西长方形，早年曾被盗扰，盗洞内出土铜质押印、石板和琉璃构件。墓穴土圹内东西排列3个长方形砖室，以中室最长最宽，棺椁具全，木棺形制特殊，内部做成人形，盛装一具男性尸骨，椁内随葬有马具、铁剑、箭囊、铅灯等器物，棺内出有精美的鎏金龙纹银带饰。西侧砖室没有木椁，但顶部覆盖扁方木段，木棺完好如新，外捆三道铁箍，内底隔板有7大1小共8个圆孔组成北斗形状，随葬有大定、至大等年号的宋元铜钱多枚，棺下有一小腰坑，内置羊脊椎骨3块，这种情况较为少见，尸骨为女性。东侧木椁无底板，木棺用板拼成，棺内出有金耳环等物，尸骨亦为女性。三个棺内均出土较珍贵的衣物，如具有元代蒙古族服饰特色的质孙服和织金锦等。在西棺衣物上还发现朱书梵文咒语及其他图案。享堂楼基附近地下掘出黄绿琉璃瓦。根据报道的葬制及地面、地下的出土文物、研究结论，此陵寝墓主当为元世祖忽必烈的驸马阔里吉思。
《元史》关于阔里吉思“归葬先茔”的记载及其陵墓的现代发现证明，数百年来，学术界关于成吉思汗等蒙元帝王陵寝均“实行秘葬制度”的说法纯属以讹传讹，历史记载与考古发掘的珠连璧合，为寻找成吉思汗等蒙元帝王陵寝走出了传统误区，为研究蒙元帝王陵寝所在地及丧葬制度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信息。
蒙元贵族、民间丧葬仪规国有定制，颁行天下。《元史》载：“诸民间丧葬，以纸为屋室，金银为马，杂彩衣服帷帐者，悉禁之。诸坟墓以砖瓦为屋其上者，禁之。”《新元史》载：“品官以下墓田之制。一品，地九十步。二品，八十步。三品，七十步。四品，六十步。五品，五十步。六品，四十步。七品以下，二十步。庶人，九步。庶人墓田，四面距心各九步，四围相距共十八步。至元八年，禁墓上不得造房舍。至大元年，袁州路录事司照略案牍涂全周呈：‘江南流俗以侈靡为孝。凡有丧葬，大其棺椁，厚其衣衾，广其宅兆，备存珍宝之器物，亦有将宝钞藉尸敛利，习以成风，非惟显失古制，于法似亦未合。每见厚葬之家，不发掘于不肖子孙，则开凿于强防盗贼。令死者暴露骸骨，良可痛悯。拟请严为禁治，今后丧家，除衣衾棺椁依礼举葬外，不许辄用金银、宝玉、器玩装殓。违者，以不孝论。’中书省议从之，泰定二年，山东廉访使许师敬，请颁族葬制，禁用阴阳相地邪说。时同知密州事扬仲益撰《周制国民族葬昭穆图》，师敬韪其言，奏请颁行天下焉。”《续资治通鉴·元纪》载：“太子太师特们德尔以皇太后命，复入中书为右丞相……特们德尔以李孟初不附己，夺其秦国爵及前后制命，仆其先墓碑。”至治二年二月“辛丑，赐特克实父祖碑。”至治二年三月“己丑，命有司建穆呼哩祠于东平，仍树碑。”至治二年八月“庚寅，太师、中书右丞相特们德尔卒于家，命给直市葬地。”
《元史》关于蒙元贵族、民间丧葬形制的记载说明，国家对王室以下的官员及百姓的墓葬都有明确规定。从其规定亦可看出，坟墓不但有占地多少的规定，而且还有“以砖瓦为屋其上者”，在墓上“造房舍”的，“广其宅兆”的，树立墓碑的。贵族、民间丧葬尚且如此，元代高唐忠宪王、赵王阔里吉思陵寝上的“享堂”建筑就不足为奇了。从《元史》对成吉思汗等蒙元帝王陵寝到贵族、民间丧葬的记载来看，蒙元帝王陵寝所在地当年均有记载，有辨认标志，有的还有建筑物，绝非无迹可寻。现在所说的“无迹可寻”，应是其后各种因素的历史变迁造成的，而不是当年所谓“实行秘葬制度”形成的。
第三节 成吉思汗等蒙元帝王均有固定“山陵”
蒙元皇帝晏驾之后均归葬固定“山陵”。成吉思汗逝世后，蒙古汗国选择了埋葬成吉思汗的“山陵”寝地。此后，埋葬成吉思汗的“山陵”寝地便成了蒙元帝王专用“山陵”寝地。蒙元历代帝王逝世后，都追随成吉思汗归葬其“山陵”寝地。
《元史》本纪载：
太祖成吉思汗“葬起辇谷”。
太宗窝阔台“葬起辇谷”。
定宗贵由“葬起辇谷”。
宪宗蒙哥。蒙哥汗（元宪宗）攻宋死于四川钓鱼台前线，他的儿子阿速带斡忽勒“亲自带着父亲的灵柩”，“把他葬在被称为也可忽鲁黑的不儿罕合勒敦地方的成吉思汗和拖雷汗的陵寝的旁边”（《史集》）。【周按】据此，宪宗蒙哥亦葬起辇谷。
世祖忽必烈“葬起辇谷，从诸帝陵”。
成帝铁穆尔“葬起辇谷，从诸帝陵”。
武宗海山“葬起辇谷，从诸帝陵”。
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葬起辇谷，从诸帝陵”。
英宗硕德八剌“从葬诸帝陵”。
泰定帝也孙铁木儿“葬起辇谷”。
明宗和世琜“葬起辇谷，从诸帝陵”。
文宗图帖睦尔“灵驾发引，葬起辇谷，从诸帝陵”。
宁宗懿璘质班“葬起辇谷，从诸陵”。
元代十四帝，其中十二帝追随成吉思汗“葬起辇谷”。这样，“起辇谷”共埋葬成吉思汗等蒙元皇帝13位，只有顺帝妥欢贴睦尔，国亡，“帝因痢疾殂于应昌……太尉完者、院使观音奴奉梓宫北葬”。《元史》未载顺帝妥欢贴睦尔的葬地。
《元史·后妃传》载：“裕宗徽仁裕圣皇后伯蓝也怯赤，一名阔阔真，弘吉剌氏，生顺宗、成宗……成宗即皇帝位，尊后为皇太后……大德四年二月崩，祔葬先陵，谥曰裕圣皇后，升祔裕宗庙。”阔阔真是皇太子真金的妃子，元成宗的母亲。皇太子真金先于阔阔真而死。元成宗即位后，尊封其父真金为裕宗文惠明孝皇帝，其母阔阔真为皇太后。阔阔真逝世后，元成宗将其母阔阔真合葬于其父真金的“先陵”。皇太子真金死葬于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阔阔真死葬于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先后相差15年。阔阔真15年后能合葬于其夫真金的“先陵”，这说明元裕宗文惠明孝皇帝真金的“山陵”有特定标志可寻，否则何以开陵合葬？
《续资治通鉴·元纪》载：元统元年十一月“辛亥，追谥济雅尔皇帝为圣明元孝皇帝，庙号文宗。时寝庙未建，于英宗室次权结采殿以奉安神主。”秦汉以来帝王陵上的祭祀建筑称“寝庙”或“寝殿”，起于墓侧。《礼记·月令》有“先荐寝庙”，注云：“前曰庙，后曰寝。”庙以藏主，以四时祭；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以荐新物。所谓“时寝庙未建”是说元文宗陵寝所在地的寝庙暂时还未建筑起来。这就是说，成吉思汗等蒙元帝王陵寝所在地也是有寝庙建制的。由此可见，所谓成吉思汗等蒙元帝王陵寝“万马踏平”“无迹可寻”确属无稽之谈。
第四节 成吉思汗等蒙元帝王“山陵”专置守陵使
蒙元皇帝陵寝置有专门的守陵使。《续资治通鉴·元纪》载：元仁宗刚死，第三天葬起辇谷，“太子太师特们德尔以皇太后命，复入中书为右丞相……时特们德尔日思报复仇怨，诛戮不已，张思明谓曰：‘山陵甫毕，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杀戮，人皆谓丞相阴有不臣之心，万一诸王、驸马疑而不至，奈何？’特们德尔乃止。”所谓“山陵甫毕”，即说元仁宗的陵寝工程尚未完毕，这说明蒙元帝王确有山陵建筑。《元史·伯答沙传》载：“伯答沙幼入宿卫，为宝兒赤。历事成宗、武宗，由光禄少卿擢同知宣徽院事，升银青光禄大夫、宣徽院使，遥授左丞相。武宗崩，护梓宫葬于北，守山陵三年，乃还。”据《元史》，武宗海山“葬起輦谷，从诸帝陵”。以上记载证明，蒙元帝王埋葬有其专用的固定“山陵”寝地，其“山陵”寝地都在“起輦谷”。伯答沙为元武宗海山“守山陵三年”。守陵使为皇帝陵寝守陵，皇帝陵寝附近必有一整套守陵机构和护陵军队。守陵机构和护陵军队的遗址、遗迹、遗物不会全部灰飞湮灭，总是有迹可寻的。
第五节 成吉思汗等蒙元帝王陵寝公开祭祀
成吉思汗等蒙元帝王“山陵”由皇室公开祭祀。《元史》载：元代帝王“车驾行幸上都，太仆卿以下皆从，先驱马出健德门外，取其肥可取乳者以行，汰其羸瘦不堪者还于群。自天子以及诸王百官，各以脱罗氈置撒帐，为取乳室……又自世祖而下山陵，各有醖都，取马乳以供祀事，号金陵挤马，越五年，尽以与守山陵使者。”元代皇帝“山陵”专门饲养有供祭祀“山陵”使用的挤奶马，挤马奶祭祀“山陵”，称之为“金陵挤马”。元代皇帝“山陵”专门配置有供祭祀“山陵”挤马奶使用的专车，称之为“醖都”，“每醖都，牝马四十。每牝马一，官给刍一束、菽八升。驹一，给刍一束、菽五升。菽贵，则其半以小稻充。”祭祀皇帝“山陵”使用的挤奶马，只用五年，五年过后，全部赐给守山陵使者。蒙元皇帝“山陵”公开祭祀，说明蒙元皇帝陵寝所在地不是秘密，世人是知道的。南宋使臣徐霆实地考察“成吉思汗陵寝”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一点。《续资治通鉴·元纪》载：“自世祖建太庙以来，历十四年，未行亲享之礼，拜珠乃言曰：‘古云礼乐百年而后兴，此其时矣。’帝悦曰：‘朕能行之。’敕有司上亲享太室仪注。至是礼毕，诏群臣曰：‘一岁惟四祀，使人代之，不能致如在之诚，实所未安。岁必亲祀，以终朕身。’”“帝（元英宗）御大安阁，见太祖、世祖遗衣，皆以缣素木棉为之，重加补缀，嗟叹良久，谓侍臣曰：‘祖宗创业艰难，服用节俭乃如此，朕焉敢顷刻忘之！’”大安阁很可能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元世祖忽必烈的寝庙。河北省和沽源县文物部门在对俗传的辽代肖太后“梳妆楼”进行考古勘察时，发现元世祖忽必烈的驸马阔里吉思的陵寝竟埋葬在享堂下面。元上都邻近地区庙宇众多，并不排除其中一些属于蒙元帝王的寝庙。
第六节 成吉思汗等蒙元帝王陵寝有迹可寻
蒙元帝王葬俗同中国历代帝王葬俗一样，都有固定的陵寝。对陵寝的所在地，亦记录在案。不同的是，蒙元帝王是按照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举行丧葬仪轨，如陵墓不起墳头；按照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举行重大祭祀活动时，禁止特定民族、氏族的人员参加，如“皇族之外无得而与焉”，汉族官员“告退”，“非别速、札剌尔、乃蛮”等氏族“不得与列”。这是蒙古民族的“国俗旧礼”和特定时期的民族心理，并不是什么“秘葬制度”。
蒙元帝王丧葬有棺有陵。棺材是将香楠木从中一分为二，在里面刳削为人形以入殓尸体。皇陵是在陵寝穴地挖土成块，下棺依次掩复。
《元史》》载：“凡帝后有疾危殆，度不可愈，亦移居外氈帐房。有不讳，则就殡殓其中。葬后，每日用羊二次烧饭以为祭，至四十九日而后已。其帐房亦以赐近臣云。凡宫车晏驾，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刳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殓用貂皮袄、皮帽，其靴袜、系腰、盒钵，俱用****皮为之。殉以金壶瓶二，盏一，椀楪匙筯各一。殓讫，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舆车用白氈青缘纳失失为帘，覆棺亦以纳失失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骑马，牵马一匹，以黄金饰鞍辔，笼以纳失失，谓之金灵马。日三次，用羊奠祭。至所葬陵地，其开穴所起之土成塊，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复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则远置他所，送葬官三员，居五里外。日一次烧饭致祭，三年然后返。”蒙元帝王陵寝是开穴起土，所取出之土不但要成形“成塊”，而且还要将所取出的土块“依次排列”放置在墓穴外面；待棺材放入陵穴后，就将先前“依次排列”放置在陵穴外面的土块按取出时的原状将陵穴“依次掩覆之”。掩埋陵穴后剩余的土块，则搬运到远离陵穴的地方去（远置他所）。这样，蒙元帝王陵寝望如平地。依《元史》记载，蒙元帝王陵寝并无“万马蹂之使平”，“杀骆驼之母为导”寻其陵寝“葬所”祭祀之说。
《元史》所载蒙元帝王陵寝的以上丧葬形制，为寻找成吉思汗等蒙元帝王陵寝提供了宝贵线索。
蒙元帝王陵寝的丧葬形制提示之一：根据文献记载的蒙元帝王陵寝葬制线索，凡有人工土块或异土的地方肯定绝非元代皇帝陵寝所在地，如有大土堆或貌似古坟堆的地方。既然如此，若以从帝王陵寝取出的“人工土块或异土”为线索，寻觅蒙元帝王陵寝所在地也不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从帝王陵寝取出后没有用完的“人工土块”虽然“远置他所”，但“远置他所”的这些“人工土块或异土”，对于所置地方的地貌土质来说，则为与该地不一样的他乡之“人工土块或异土”。若与成吉思汗死亡地点有关联的某地发现遗存有与本地原生地貌土质不一样的“人工土块或异土”的特征，则成吉思汗等蒙元帝王陵寝就有可能存在于“人工土块或异土”的周边地区，不会距这些“人工土块或异土”的遗存地十分遥远。
蒙元帝王陵寝丧葬形制提示之二：根据元代皇陵“挖土成块”、下棺“依次掩复”的土质要求，蒙元帝王陵寝埋葬地必须选择在能够挖土“成块”的黏性黄土地带，用宁夏农村俗语说，应是“立土”地带。这样的黏性黄土地带，大多在河套地区的黄土高原上。显然，沙漠、沙土、湖滩碱地对蒙元帝王陵寝是不适宜的。据此，成吉思汗等蒙元帝王陵寝很有可能埋葬在河套及其毗邻地区的黏性黄土高原地带。
第七节 成吉思汗等蒙元帝王陵寝防范盗墓
元代为了防止盗发帝王陵寝，规定了严厉的保卫制度。
《黑鞑事略》载：成吉思汗死后不久，南宋使臣彭大雅考察成吉思汗陵寝后说：“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如平地。若忒没真（成吉思）汗之墓，则插矢以为垣，阔逾三十里，逻骑以为卫。”《黑鞑事略》中的“以马践蹂，使如平地”纯属传闻，无据。“其墓无冢”，“逻骑以为卫”应为事实。罗马教廷使节说：“除了被委派在那里看守墓地的看守人以外，没有一个人敢走近这些墓地。”《史集》记载守卫成吉思汗墓地的是蒙古兀良哈部的一个千户。
《元史·刑法志》载：“诸盗发诸王驸马坟寝者，不分首从，皆处死。看守禁地人，杖一百七，三分家产，一分没官，同看守人杖六十七”。
《元史·刑法志》所说的“禁地”即指蒙元帝王陵寝所在地。元代以国家法律规定打击盗发帝王陵寝的人，成吉思汗陵寝周边驻札有巡逻的骑兵，这都说明蒙元帝王陵寝所在地民间都知道，盗发帝王陵墓的事件也曾发生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