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诗的经验主义”是什么
胡适与“诗的经验主义”
作为文学革命的发起人，胡适不仅努力实践白话新诗的创作，也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诗学主张，其中包括“诗的经验主义”。胡适在《梦与诗》的“自跋”中说：“这是我的‘诗的经验主义’（Poetic empiricism）。简单一句话：做梦尚且要经验做底子，何况做诗？现在人的大毛病就在爱做没有经验做底子的诗。”由于这一主张是在一首并无代表性的诗作的简短的“跋”中提出，所以在当时并未被人重视。最初对此做出反应的是朱湘，在1926年写的《尝试集》一文中，朱湘从意境与节奏等方面对《尝试集》作了比较低的评价，并且反对“诗的经验主义”，认为它绝对不能成立。的确，胡适的《尝试集》在诗艺上并无多大成就，朱湘的反对有一定的道理，但“诗的经验主义”是因当时诗歌创作脱离生活、脱离社会而提出的，它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朱湘在另一时期的反对并不能否定它。朱自清则从另一角度肯定了“诗的经验主义”：“胡氏后来却提倡‘诗的经验主义’，可以代表当时一般作诗的态度。那便是以描写现实生活为主题，而不重想象，中国诗的传统原本如此。”朱自清把诗的“经验”当作现实生活，认为“诗的经验主义”坚持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但他没有指出“诗的经验主义”所受的西方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忽略了其蕴含着的现代意识。
后人对“诗的经验主义”的理解与评价也不尽相同。钱理群等人指出胡适“诗的经验主义”的“核心就是他所说的‘言之有物’，也即‘有我’与‘有人’，‘有我就是要表现著作人的性情见解，有人就是要与一般人发生交涉’，并认为这是五四时期启蒙主义在诗歌观念上的反映。这肯定了”诗的经验主义“的时代意义，同时又把其意义局限在特定的时代里。周晓风则把”诗的经验主义“界定为”采用实录与直写的方法“认为其”积极意义在于，它规定了诗只能写诗人感知和体验过的东西，而不能转述和说教。这是符合诗歌艺术的感性本质的。对于现代新诗后来所出现的某些严重的贵族化、概念化弊端而言，‘胡适之体’的这种平民化和经验主义特色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借鉴。但它的缺陷在于容易导致诗歌缺乏深挚的情感和瑰丽的想象，导致诗歌的写实主义和平庸化“这又把胡适的理论主张与其诗歌创作实践相混淆，因其创作成就不高，就降低了对其理论的评价。实际上，”诗的经验主义“涉及诗与经验的关系，涉及如何理解经验以及生活经验如何转化为诗歌经验等重大诗学问题，因此，理解和评价”诗的经验主义必须审视这些问题。
“经验”与文学的“主义”
“诗的经验主义”明确指出了诗歌与经验的关系，即经验是诗歌创作的基础。现代白话新诗的创作实践，无论是现实主义诗歌、浪漫主义诗歌，还是现代主义诗歌，都以经验为基础。现实主义诗歌注重对现实经验的直接描摹以反映现实生活，从早期无产阶级诗歌到中国诗歌会诗人的创作，都是如此。臧克家在《我的诗生活》中就以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为例来强调经验的重要性：“我的每一篇诗，都是经验的结晶，都是在不吐不快的情形下写出来的，都是叫苦痛迫着，严冬深宵不成眠，一个人咬着牙齿在冷落的院子里，在吼叫的寒风下，一句句，一字字的磨出来的压榨出来的。没有深湛的人生经验的人是不会完全了解我的诗句的，不肯向深处追求的人，他是不会知道我写诗的甘苦的。”臧克家不仅指出了经验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经验对诗歌赏鉴的重要性：没有经验就没有诗歌创作，没有经验也就没有诗歌的赏鉴。七月派诗人对中国诗歌会的主张进行了纠正，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突人生活”，追求诗歌的主观与客观、历史与个人的统一，但他们无疑是正视现实的，没有离开现实经验。浪漫主义诗歌注重对理想的描绘与感情的抒发，也是以现实生活经验为基础的，这是不难理解的。但现代主义诗歌是否也以经验为基础呢？
表面来看，从新月派、早期象征主义到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的诗歌均追求一种“非经验”，也就是说，他们都不对客观现实进行描摹，而注重主观内心的抒发，似乎与经验无关。但现代派诗人“在自身内心世界中开掘着无限丰富美丽的人生经验，外部的和内部的人生的经验”，他们的诗歌创作也有经验基础，当然，这没有现实主义诗歌那么明显。由于象征主义诗歌“纯诗化”脱离现实经验与现代派诗歌“非经验”的追求，他们陷入了“诗情干枯”的境地，而借鉴20世纪西方诗歌追求“经验”的做法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1931年，梁宗岱在《论诗》中介绍了里尔克“诗是经验”的主张，强调现实经验与内在体验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性，他在后来的《谈诗》中又强调这两方面的相牛相成。李怡先生指出：“从前期象征主义到后期象征主义，直到梁宗岱所关注里尔克诗是经验，的实践，西方现代诗歌的发展已经逐渐将内在体验与外在经验的双重意义凸现了出来，到后来叶芝、艾略特的诗歌追求，更是证明了在深入外在世界的同时展示心灵活动的价值，并且在根本的意义上看，这一符合西方诗歌潮流的选择也更加利于解决中国现代新诗在30年代以后的出现的问题。”他认为“梁宗岱对于现实生活‘经验’与心灵世界的这种互动性理解接通了前往40年代中国新诗的可能，在梁宗岱与冯至以及40年代的‘新诗现代化’追求之间，也就有了某种十分值得注意的贯通关系”。正因为这样，20世纪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在“诗是经验”等西方诗歌观念及创作的影响下走向了成熟。冯至在《里尔克——为10周年祭日作》中写道：“一般人说，诗需要的是情感，但是里尔克说，情感是我们早已有了的，我们需要的是经验：这样的经验，像是佛家弟子，化身万物，尝遍众生的苦恼一般。”受里尔克“诗是经验”等观念的影响，冯至摆脱了他在《北游》之后的危机，创作了预示现代主义诗歌成熟的《十四行集》。“中国新诗派”诗人也深受里尔克的影响，同时又受到瑞恰兹、艾略特等人的影响，在诗歌创作中都强调经验的传达，把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创作推向了一个高峰，并在理论上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经验说”。
现代新诗30年的创作实践表明，经验是诗歌的基础，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由此也可以说“诗的经验主义”并不必然导致写实主义与平庸化。那么，哪些经验才能成为又如何成为诗歌的基础呢？这就关涉如何理解经验的问题。一般来说，经验是主体对客观世界认识的过程及其结果，它蕴含着“经历”与“实验”之义，强调观察，强调亲身体验与内心感受，以感性的方式来认知世界。诗歌作为一种艺术，也是以感性的方式来认知和表现世界的，在本质上应是经验的。威廉·詹姆斯认为“经验首先不是单纯的检验或证实行为，甚至不是表象（representation），而是展现（presentation），即把事物或对象引进视域的行为，面对面地与它直接接触。更确切地说，是经验者将自己融入对象，进入对象之流，与对象合而为一，去体会对象的所是（is），把握给与的对象所展示的实在性。”詹姆斯的经验主义是西方现代一种彻底的经验主义，他的理论影响了胡适。在《实验主义》中，胡适介绍了皮耳士（C.S.Peirce）、詹姆士（WilliamJames）和杜威（John Dewey）的思想，并在杜威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经验的看法：“杜威把经验看作对付未来，预料未来，连络未来的事，又把经验和思想看作一件事。这是极重要的观念。照这种说法，经验是向前的，不是回想的：是推理的，不是完全堆积的；是主动的，不是静止的，也不是被动的；是创造的思想活动，不是细碎的记忆帐簿。”他又说：“（1）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对付人类周围的环境；（2）在这种应付环境的行为之中，思想的作用最为重要；一切有意识的行为都含有思想的作用；思想乃是应付环境的工具。”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胡适的经验主义来源于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因而具有浓厚的现代意识。而认为思想是一种经验，也使胡适的“诗的经验主义”与西方现代派诗歌达到了一种暗合，如艾略特在《玄学派诗人》中就说“一个思想是一种经验”。概括来说，在胡适那里，“经验”是经历与实验，也是体验与感受，是过程，也是思想，是认识，也是创造；“诗的经验主义”中的“经验”应该具有这些内涵。
经验一般被分作两类，即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强调的是主体的亲身经历，间接经验是主体对他人经验的一种经验。胡适“诗的经验主义”主张，给人的感觉是强调直接经验对诗歌创作的重要作用，但胡适没有否认间接知识和间接经验的作用。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说：“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固是极重要，但是也不能全靠这两件。例如施耐庵若单靠观察和经验，决不能做出一部《水浒传》。个人所经验的，所观察的，究竟有限。所以必须有活泼精细的理想（imagination），把观察经验的材料，一一的体会出来，一一的整理如式，一一的组织完全：从已知的推想到未知的，从经验过的推想到不曾经验过的，从可观察的推想到不可观察的。”在这里，胡适所说的“经验”不只限于直接经验，还包括间接经验，两者都是诗歌创作的基础，同时，他要求作家和诗人要有广阔的社会生活经验。叶公超也强调间接经验对诗歌创作的重要作用，他在《文艺与经验》一文中说：“知觉范围之大小就是一个人对于环境的事实认识多少；所谓灵感之深刻程度，就是对于环境各种现象的意义的了解，以及了解后的感悟。作者如能与环境中各种事实直接接触，自然有理想的机会，否则也可以间接求得相当的认识，所以文学作品里的经验未必都是作者自己经过的事……进一步说，仅仅认识了事实还是不够，主要的还是要能了解事实彼此的关系，并且对于这些关系产生一种态度与感悟。”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都是诗歌创作的基础，但不管是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重要的是在认识、了解的基础上要有深刻的感悟，才能创作出好的诗篇来。
经验是主体的经历与体验，必然带有主体的特殊感受，同时人类的经验又具有相通之处，这就是经验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问题。经验是诗歌的基础，但这种经验必然具有普遍性，而不是极端个人化的。叶公超在分析新诗单调的原因时说：“为什么抒情诗在数量与实质两方面都占优势？我想最大的原因是我们的诗人的年龄与经验都是偏于抒情感觉方面的：他们的路线大多是从书里走到自己的小小悲哀上，或再走回到书里……新诗人之所以没有在说话的节奏上探索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的经验是只限于抒情方面的。”叶公超指出了新诗创作中经验的缺乏与狭窄，一方面，诗人只局限于自己的“感伤与怨恨”之中，缺乏广阔的社会生活经验的支撑；另一方面，诗人在创作中表现的是直接的、特殊性的经验，因而存在种种不足。石灵在《新诗歌的创作方法》-书中也指出，新诗要避免晦涩，惟有“以普遍的经验为根源，不以特殊的经验为根源。把客观世界不但看作经验的源泉，而且看作认识的主体也包括在内的认识的客体。更以统一的情绪，支配诗篇”。石灵提出了经验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并强调普遍******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无疑揭示了诗歌创作的一个本质规律，也就是说，诗歌传达的经验应是人类普遍性的经验，而不仅仅属于诗人自己，它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这与艾略特“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是一致的。胡适虽然没有对经验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进行论述，但诗歌传达人类普遍性的经验是“诗的经验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从生活经验到诗歌经验
胡适认为经验就是生活，但生活经验并不就是诗歌经验，从生活经验到诗歌经验必然有一个转化过程。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把这一转化过程归纳为“体会”、“组织”、“整理”和“推想”。石灵则在《新诗歌的创作方法》中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剪裁”。“中国新诗派”诗人袁可嘉和唐浞也对生活经验转化为诗歌经验的过程进行了阐释，而他们主要是受瑞恰兹和艾略特等人的影响。瑞恰兹在《诗的经验》中写道：“诗人写作并不像一个科学家。他用这些文字，是因为情境所激起的兴趣聚合起来把它们（就是这样）引入他的意识中作为一种工具以整理，管束和团结整个的经验。经验本身（即横扫过心灵的冲动底关系），乃是文字底本原与制裁。”“文字是经验底一部分，把经验组合起来，给它一种确定的结构，并且防止它仅仅成为一种散漫无关的冲动底乱流。”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说：“诗歌是一种集中，是这种集中所产生的新东西。诗歌把一大群经验集中起来。”瑞恰兹和艾略特强调在诗歌创作中对经验的“管束”、“团结”与“集中”，实际上是说诗歌不是生活经验的实录，必须对生活经验进行整理和转化，使其成为诗歌经验，才能进行诗歌创作。这些论述使袁可嘉、唐浞提出了经验的转化与综合的重要观点。
袁可嘉说：“如果把‘生活’作为个人的生活经验解：毫无疑问，诗的经验来自实际生活经验，但并不等于，也并不止于生活经验；二种经验中间必然有一个转化或消化的过程；最后表现于作品中的人生经验不仅是原有经验的提高，推广，加深，而且常常是许多不同经验的综合或结晶；一个作者的综合能力的大小，一方面固然决定于经验范围的广狭，深浅，尤其决定于他吸收经验，消化经验的能力”。在袁可嘉看来，吸收经验并非要经历一切经验，重要的是诗人要充分调动一切感官能力去注意宇宙运化、人生百态，去思索，去体验。在此基础上，要对吸收的一切经验——无论是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进行提炼与综合。唐浞也强调诗人不必经历过一切他所写的东西，并提出生活经验必须转化成文学经验：“只有在生活经验沉入潜意识的底层，受了潜转默化的风化作用，去芜存精，而以自然的意象或比喻的姿态，浮现于意识流中时，浮浅的生活经验才能变成有深厚的暗示力的文学经验……只有如此，艺术才能进入完整成熟的炉火纯青境界。”唐浞认为，诗歌创作就是一个由生活经验的触发，到生活经验的潜入，经过生活经验转化成诗的经验，最终完成意象的创造与诗篇的形成的过程。
无论是瑞恰兹、艾略特的“管束”、“团结”与“集中”，还是胡适的“体会”、“组织”、“整理”和“推想”，也无论是石灵的“剪裁”，还是袁可嘉、唐浞的“转化”与“综合”，都强调诗歌是经验的提纯与升华，都强调在经验基础上的创造，他们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当然，这并不是说胡适的“经验”与袁可嘉、唐浞的“经验”没有区别。首先，二者的针对性不同，“诗的经验主义”是针对20世纪20年代诗歌创作脱离社会、脱离生活的现象而提出的，“中国新诗派”诗人强调“诗是经验的传达”是对20世纪30年代现实感薄弱的“纯诗化”倾向和抗战诗歌通俗直白的“大众化”、“政治化”倾向的反驳。其次，虽然胡适的“经验”包含着一种哲学品格，但“诗的经验主义”侧重于外在的经验，强调社会生活的反映；袁可嘉、唐浞等“中国新诗派”诗人的“经验”是一种“综合”的经验，是现实与玄思的综合，是外在经验与内在经验的综合并侧重于内在经验，因而“更多一些‘形而上’的内容”。尽管现实针对性不同，内涵也不尽相同，“诗的经验主义”与“中国新诗派”诗人的“经验说”都揭示了诗歌创作的某种本质规律，所以都具有超越时代的重要意义。
至此，我们可以引申性地来理解“诗的经验主义”：第一，诗歌创作必须以生活经验为基础，这里的经验既是亲身经历与体验，也包括间接经验与内在经验；第二，诗歌创作必须对所吸收的一切生活经验进行整理、组织和综合，使特殊经验上升为普遍经验，并把它转化为诗歌经验，这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由是观之，胡适“诗的经验主义”是中国新诗发轫期对诗歌创作规律的一种准确把握，它在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史上应该具有深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