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山海经》中记载了祈祷天地，驱除鬼神的手段和治病疗疾的一些方法。因为古代巫医不分家，掌握这些知识也是必须的。
如此看来，称《山海经》为巫书，还是有道理的。但是，它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巫书，它的价值是极为巨大的。
首先，它有极大的文学、美学价值。《山海经》中有大量的神话传说，如“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等优美的文学形象，世世代代流传，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想象之丰富，描绘之离奇，情节之生动曲折，令人赞叹不绝。
其次，它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它记叙的历史、地理等资料，虽然与实际的人和事未准确对上号，但对山川地质物产的记叙确实非常精确，详尽，为后代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线索。另外，使今人对古代中原地区诸部落的杂居、征战、互相吞并的大致情况，有个清晰的轮廓，也是难得的宝贵材料。
那么，这样一部奇书、宝书，它的作者是谁呢？
为解《山海经》作者之谜，从西汉至今的千百年来，一直众说纷纭。
西汉刘秀（歆）在《上山海经表》中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认为是大禹时代，伯益所作，肯定该书有明确的作者，时间也非常之明确。
宋代大学者朱熹认为《山海经》的作者是“战国好奇之士”，说《山海经》并非独自创作，而是根据《天问》、《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书所记的事物加以夸张描写的。不能肯定作者是谁，但肯定了大致成书年代。
近代学者基本同意上述观点，并考证出，在战国时期的《鲁语》、《晋语》、《庄子》、《周书王会》、《楚辞》、《吕氏春秋》等书中，都引用过《山海经》的内容。
更多的学者持与上述不同的观点。认为《山海经》是由民间口头文学流传而来，从荒蛮的远古，人们口耳相传，一代一代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演变增益，最后才见之于文字。成书约在战国之前，成书后仍有后人修订。因此，说它是某一时代某一个人所著都是不科学的。
由于《山海经》描绘了一些异国情调的海外风物，又引起了海外学者的遐想。
有人认为《山海经》中有长耳、奇股、三足等怪人形象，与希腊神话中的怪物相似，因此，它有可能来源于希腊。
有人认为：它的怪物图像与印度婆罗门教的怪神图像相似。据此推断，《山海经》的作者是墨子的学生印度人防巢子的作品，他把由印度到中国的沿途风物与婆罗门教神话糅合所作。
还有人认为，《山海经》是阿拉伯半岛的地理书。它的作者是古代巴比伦人，战国时由波斯带到中国，辗转笔录而成。
尤为有趣的是，有一位美国学者亨利埃特·默茨居然不畏艰险，跋山涉水徒步进行实地考察，竟发现书中所记与实际地形完全吻合，肯定了这段路程是从美洲到南美洲的山山水水。为此，他把这一发现绘成地图，并著有《几近褪色的记录》一书。
这真是谜外有谜，妙趣横生了。
老鼠是如何打败大象的？
十二生肖又称为十二属相，是用十二种动物为名称的纪时方法。比如2002年，也常被人称为马年。那么，十二生肖的纪年法是从何时开始的呢？又是如何创立的呢？
在很久很久以前，天上的玉皇大帝为了让人们适时耕作、起息，便想教人们学会纪时。玉皇大帝准备选十二种动物作为十二生肖，每过一年便递换一种动物，十二年后再重新一轮。消息传出后，天下所有的动物都想成为十二生肖中的一位，都希望能让人类记住自己，于是动物们纷纷赶往天庭，接受玉皇大帝的挑选。玉皇大帝见动物们如此踊跃，很是高兴，为了尽量做到公允，玉皇大帝命动物们进行比赛，胜者即可入选。当老鼠跟巨大的大象搏斗时，因其机敏灵活，钻进了大象的鼻子而打败大象，赢得了所有动物的掌声，并被排在了选中的十二种动物的第一位。十二生肖就这样产生了。
上面所言，只是一个生动的神话而已。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早在六千年前，我国古代人民就通过对天象的观察而发现太阳和月亮一年要会合十二次，每次会合的位置不同，所以古人将太阳运行一圈的轨道分为十二等分，即十二宫，以“子丑寅卯”等代表一年的十二个月，周而复始，并以“甲乙丙丁”等与“子丑寅卯”等相配使用，用以纪年、纪日。这便是“天干地支”的由来。“天干地支”纪时的方法非常方便实用，为什么还要用十二生肖与之配合呢？比如说“子鼠丑牛”等等，有什么道理呢？
一些史学家认为，以十二生肖纪时的原因是因为古代人民非常崇敬动物，对大自然中或活泼、或凶悍的动物有一种图腾情结。比如我国少数民族像蒙、维、藏族等，均有自己民族的十二兽法用以纪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图腾情结就与天干地支联系了起来，并用于纪时了。
今天，我们虽然仍在使用这种纪时方法，但还是无法确切地破译十二生肖之谜。
丰乳肥臀中暗藏玄机
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都有古老先民留下的岩画。这些岩画在人迹罕至的山野中，在崇山峻岭的崖壁上，用简单而粗糙的线条描绘着飞禽走兽，描绘着狩猎、舞蹈，描绘着宗教仪式……，反映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充满了他们对未来的向往。
按形形色色的岩画内容，可分为动物岩画、生产岩画、娱乐岩画、人物岩画、战争岩画和宗教岩画等。
在北方的岩画区，绝大多数是动物岩画。如在阴山、贺兰山、黑山、阿勒泰、昆仑山等山区的崖壁上，反映动物形象的岩画，不仅数量多，种类也很可观。如阴山岩画，可以确定的动物种属就有40种之多。
在南方的岩画区，人物画约占半数以上。这些人物都生动形象，有狩猎、放牧、舞蹈、作战、杂技、踢毽、钓鱼等等。人物的形体和服饰都有其民族和地域的特征。如西南地区的人物，四肢很细，身躯呈倒三角形，仅作示意表现。云南沧源的岩画人物，身着羽毛装饰的舞装。四川珙县麻塘坝人物岩画则穿裤穿裙。
战争岩画则出现在内蒙古、宁夏、云南、新疆等地，画面都以互相厮杀、执弓对射等为主。如青海省天然县卢山，有一幅交战图，两人面对面，弓箭交接在一起，两人的生殖器挺举，以示具有充沛的生命力和男子汉所独具的阳刚之气。
娱乐岩画中，主要是舞蹈。有狩猎舞蹈、战争舞蹈、操练舞蹈、集体舞蹈、仿生舞蹈、爱情舞蹈和宗教舞蹈等。这些舞蹈岩画几乎遍布所有的岩画地区。看到这些舞姿优美的画面，就像见到一个个或一群群精灵天使，把人们带到了遥远的历史时代。
生产岩画则主要反映当时人们的狩猎和放牧为主的生活。富有生活情趣的狩猎岩画，用简单的图画描绘了终日驰骋于深山幽谷的猎人们行猎的场景。牧畜岩画则展现了古代伺养家畜、牧羊放马、役使牲畜的场面。这类岩画以北方地区居多。
最为奇特的是宗教岩画。它的题材以各种崇拜为主。有动物崇拜、神像崇拜、天体崇拜、祖先崇拜、印迹崇拜等等。尤其以动物崇拜最为普遍。崇拜的动物有野兽也有家畜。还有一种生殖崇拜，完全是赤裸裸的男女****的图像，反映了远古居民希求人丁兴旺的愿望。
以四川南部的都掌蛮人的岩画为例，可以看出在那怪异的图画上面，还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都掌蛮人的岩画中，有大量的马、骑马的人物和野兽的形象，还有怪人、怪兽，以及铜鼓和太阳的图案，内容十分丰富，形象栩栩如生。
岩画中的鸟，有的在奔驰，有的在嘶鸣，有的在缓步行进。骑马的人则挥舞手中的战刀，跃马奔驰，潇洒自如。还有的人高傲地骑在马背上，有人在前面牵马开路。这些都显示了都掌蛮人崇尚骑马善战。把他们的形象画在崖壁上，可能是再现他们生前的荣光，供后人瞻仰，也可能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也能这样勇武雄壮令人敬仰。
岩画中还有虎、豹、犀牛、鹰、鹤等飞禽走兽，还有各种各样的狗。这些狗，肯定是他们狩猎时的有力工具和帮手。除此而外，还有形态各异的鱼，有的鱼单独出现，有的鱼已经上钩而鱼线还在口中，有的鱼则已被捕鱼者钓起……。
铜鼓的形象出现得也相当多。据说，铜鼓是被都掌蛮人视为具有神奇力量的宝物的。一面好的铜鼓可以换回1000头牛。谁拥有二、三面铜鼓，谁就可以称王了。铜鼓的号召力特别强，只要在山上敲起铜鼓，四面八方的都掌蛮人就全自动聚集到铜鼓周围。正因为如此，如果在战场上铜鼓被对方缴获，都掌蛮人就会失声痛哭，认为自己的命运终结了。据说，明王朝在剿灭了都掌蛮人的武装之后，缴获的铜鼓就有93面。当时，他们的首领阿大悲痛欲绝，说：“鼓失，则蛮运终矣！”
都掌蛮人崇拜太阳。他们用红色画的圆形图案，象征太阳给他们带来了温暖的生机。
他们崇拜的生命之神则非常特殊。这个神奇的人物只有一张网状的脸，没有口、眼、耳、鼻，有四只胳膊两只手。特别是男性的生殖器很长、很大。可能是希望死去的人们早日再生吧。
还有一些怪人怪兽至今无人能够破解。如在麻塘坝有个长有四个胳膊没有身体的人；在猪圈门有一个长有双角的人；在狮子岩有一个鱼身而长有四腿的怪兽……。
再以新疆的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的岩画为例，可以看出古代先民生殖崇拜的神秘色彩。
这里山势突几，石壁豁开，山色赭红，岗峦重叠，宛如一座荒凉的古堡。在一片红色的砂砾岩上，大大小小的男女形象占据了长14米、高9米、面积120平方米的平整的岩面。
岩画上的人物大的有真人大小，小的仅12厘米，分布密集，错落有致。有群女****、群男****，生育祈祷等图画。图中的裸体男子面部大嘴高鼻、威武有力，尤其特意刻画了男性生殖器的****和硕大。裸体女子则眼大鼻高嘴小，肩宽腰细，臀部肥硕。这一切都表明了男性为主体的社会里，人们祈求人口繁盛的愿望。其中一些身体被涂成红色的人像，可能是巫师一类的人物，在他的引导下，人们载歌载舞，沉浸在神秘而圣洁的仪式之中。
这些千姿百态的、历经千年风雨侵蚀的岩画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他们为什么把画刻在岩壁上？许多画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画面中神奇的人物和动物是神话还是真实的再现？画画的人早已消逝，画谜的答案又在哪里呢？
小妹妹愿把绣球抛情郎
元代著名剧作家王实甫在《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一剧中，叙述了洛阳富绅刘仲实欲为女儿月娥择婿，但想到“姻缘是天之所定”，就决定以抛彩球的方式“凭天匹配”，“但是绣球儿落在那个人身上的，不问官员、士、庶、经商、客旅，便招他为婚。”不料绣球竟中贫士吕蒙正，于是演出了一段悲喜故事。关汉卿《山神庙裴度还带》叙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只是关剧中的一对男女早巳确定联姻，男的金榜题名，奉皇帝之命完婚之后，以抛彩球的方式作为完婚的礼仪。这不同于王剧的刘仲实抛彩球是基于不信人事，惟听天命。另外还有女子看中某男，抛球择婿的。如《西游记》第九回三藏之父陈光蕊被相府公主相中而抛球成婚就是一例。
这种婚姻方式在汉族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吗？史学家和民俗学家各执己见，至今难下定论。
持存在论的学者认为，抛球成婚的风俗是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周礼·周官·婚氏》记述：“仲春令会男女，奔者不禁。”此言虽语焉不详，不像元代以后文学作品所描述的盛况，但可能就是这种风俗的雏形。至于为何以后的史书、地志及诸家笔记中绝少言及此种风俗，乃因为此种风俗随着社会物质的进步，婚姻礼仪渐趋繁复而逐渐衰微。明人梁玉绳《黔苗词》注云：“孟春合男女于野，谓之‘跳月’。男吹芦笙，女振铃为节。奔而不禁……”又云：“未娶者插白鸡羽跳月；又以五色布为球，谓之‘花球’，视所欢者掷之。”梁氏所描述的虽是苗家风俗，但与《周礼》所言有相似之处。可能是这种风俗由汉族传人苗族。明代诗人高启见过宋时一幅描绘南宋时期抛球掷婿的盛况的画，高启《观顾蕃所藏宋赐进士丝鞭歌》一诗较详细地记叙了当时新中进士游街、富家抛球择婿的情况。诗中有“天街直拂花枝过，择婿楼高彩球堕”的诗句。清人金檀引《宋状元录》注高诗云：“高宗绍兴二十一年辛未，策试进士赵逵等及第、出身有差。上御集英殿拆号，唱进士名，各赐绿袍、白简、黄衬衫；赐状元等三人酒食五盏。三人……骏马快行，……自东华门至期集所，豪家、贵邸竞列彩幕从观。其有少年未有室家者，亦往往于此择婿。”又注“择婿楼高彩球堕”一句云：“苏轼诗：‘眼乱行看择婿车’。”从此看来，宋时汉族有此风俗。其所言与小说、戏剧中的情况极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