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似乎可以说，西瓜是在南宋绍兴年间由洪皓从金国带入中原的。然而，还是有不同的说法，如有的说，从确切的资料看西瓜传入内地，当溯源于汉代。但又说，西瓜虽然内传时间很早，但在黄河上下、长江南北大量种植还是在12世纪前后，即北宋末、南宋初。有的则先推测说，我国栽培西瓜可能始于秦、汉之际。但又列举胡峤一例，说是五代时传入我国的。也有的认为，在西汉武帝时期曾派海船远航达非洲，当时中非交通的途径已打开，因此，西瓜很可能是汉武帝时由“海上丝绸之路”传来的。也有的认为，西瓜原生于非洲，是通过“丝绸之路”传至新疆，后又由新疆传入内地。这些说法均缺乏确凿的证据。
另外，20世纪50年代后期，报刊上曾报道，在浙江杭州水田贩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有“西瓜籽”。后来该遗址的发掘报告中也明确说有“西瓜籽”。如果该资料确凿可信的话，那么我国广义上的西瓜种植史，已有四五千年以上。不过此仅一例，尚属孤证，在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后来又有人撰文，认为所谓史前西瓜种子，原来并非西瓜种子，而是葫芦或瓠瓜种子。那么，西瓜究竟何时根植于中原大地？爱食西瓜的人们大可去探索一番。
12.日本人为何传颂郑成功
明朝末年，吴三桂为争夺爱妾陈圆圆，以替明帝复仇为名，出关向满清借兵，结果引狼入室，反而促成了明朝的灭亡。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留下千古骂名。与此相反，京师沦陷以后的江南各地，涌现出不少精忠报国、救亡图存的志士仁人，其中首推抗清复明到底、收复失地台湾的郑成功。
郑成功名森，字大木，原籍福建省南安县。他的生身母亲田川氏（郑氏家谱称翁氏）是日本人。1645年，南明隆武帝赐其姓朱，改名成功，尊为“国姓爷”。
明末清初之际，我国固有领土台湾被荷兰侵略者于1642年强占，台湾人民不断起义反抗，屡遭血腥镇压。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4月，郑成功率领25000人以及数百艘战舰自金门出发，经澎湖，直取台湾。在台湾人民的支持协助下，登陆后围攻荷兰总督所在的赤嵌（在今台南境内），并击溃自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前来驰援之敌，前后苦战8个多月。康熙元年（1662年）2月1日，荷督揆一被迫签字投降。至此，被荷兰帝国主义者实施了38年残酷殖民统治的宝岛台湾终于重回祖国怀抱。不幸的是，矢志复明灭清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却在收复台湾5个月后一病不起，终年仅39岁。
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日本人对郑成功这位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却有一种特殊的尊敬感和亲近感。日本文人学士在江户末期就留下了不少咏叹郑成功叱咤风云悲壮一生的诗文。如梁川星岩的“不辞独力任颠扶，大木堂堂真丈夫”；四方赤良的“忠义空传国姓爷，终看鞑靼夺中华”等等。
日本人之所以对郑成功如此感兴趣，除了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吸引力外，还因为郑成功是中日混血儿——他的生身母亲田川氏是日本人。在日本民间流传，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有一天在平户海边拾贝壳，忽然一阵腹痛，就倚着海边一块巨石生下一个男孩，也就是郑成功。这块巨石今天仍屹立在海边，当地人称之为“儿诞石”，是平户的一个名胜，慕名前往观光的人很多……
从日本一些资料中可以进一步得知，郑父芝龙在明天启三年（1623年）随一艘荷兰商船到了平户，当时19岁。在清理船货、等待顺风返航期间，借住在比他大两岁的田川小姐家中，这对青年男女很快坠入爱河并私订终身。只是郑芝龙在郑成功出世不到一个月就随原船离去，与田川小姐分了手。后来，郑芝龙成为在中日之间经常出没的海盗，直到明崇祯元年（1628年）接受明廷招安，官至都督同知。郑成功一直到1630年，也就是他7岁时才被接回中国，返回福建老家。至今，在郑成功出生地平户（日本长崎松浦郡平户町），每年郑成功忌辰那天，还要举行一年一度的公祭。郑成功儿时的故居仍保留着昔日的原样。相传郑成功当年离日回国前亲手种植的一株椎树至今依然枝繁叶茂。
郑成功回国后开始习文弄武，学剑弄枪，从青年时期就关心国家大事，研读兵书，继承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心怀灭清复明之志。他在36岁那年（1659年），率领100000名抗清义军围攻南京，从瓜州（江苏镇江）直逼金陵城下。为明心志，他写下了一首题为《出师讨满夷自瓜州至金陵》的七绝：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断，不信中原不姓朱。这首诗力透纸背，至为感人，充分显示了他的胸襟和文采。
令人遗憾的是，郑成功短暂的一生，本应是传奇性的文学素材，却因他生在明朝末年，又是抗清英雄，故在其后200多年的满清时代，无法像关羽、岳飞、花木兰等历史人物那样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为人传诵。
然而在日本，号称“日本莎士比亚”的著名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曾写了一部名为《国姓爷合战》的歌舞伎剧，风靡一时，而且在日本出版界开创了一门“国姓爷文学”。其后，日本连续出版很多取材于郑成功的文学作品，形成一个系列。直到二战以后，日本出版界仍对郑成功情有独钟。不仅上田微古馆的《郑成功的盔甲》一书是日本男女老幼津津乐道的通俗演义，中山光义的《国姓爷合战》还被收入青少年世界名著文库。这多少让中国人有些意外。
13.名妓赛金花出使西欧
在中国历代名妓中，最风光的要数赛金花了。提起她的名字，无人不晓；谈及她的生平行事，却又众说纷纭。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赛金花都是受各界瞩目的新闻人物，有关她的采访记、传记、诗词、小说、话剧、回忆录等等，光目录就可开出一大串。在所有关于赛金花的谜中，争论最多的还是她与瓦德西的关系。
赛金花原是安徽人氏，名赵灵飞。从小就窈窕风流，后来家道中落，她就穿梭于秦淮河的花船之上，化名“傅彩云”，不用人逼迫，自己卖笑为乐，许多富商显贵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同治七年（1869年），出身苏州的洪钧中了状元，在探亲途中看到了赛金花，一见便不能割舍，几天以后就把她娶回家做了三姨太。此时的洪钧已经50岁了，赛金花只有16岁，但两人相处得十分协调融洽。光绪十四年（1889年），洪钧带着赛金花一同入京，很快便奉命出使欧洲。洪钧带着赛金花先后访问了德、奥、俄、荷四国。赛金花凭着她天生的交际才能和东方女性的温柔在欧洲的上层社会出尽了风头，不仅遍身珠宝貂裘，而且还有多个丫环随侍左右。可是年轻的美女并不能满足于此，洪钧平淡乏味，年老多病，赛金花觉得自己很是“屈才”，于是与一些高大俊美、金发碧眼的社会名流有了暧昧的关系，其中就有德国陆军中尉瓦德西。光绪十六年（1891年），洪钧回国，3年后病逝。赛金花移居上海重操旧业，她的生意非常兴隆，每天都是车马盈门，直到有一天一个叫钱润身的熟客暴死在她的卧房，她为了躲避官司北上天津。但她的“光辉岁月”并没有就此结束，她靠着户部尚书立山的关系来到京城，在高碑胡同开起了风月场所。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德兵闯入赛金花居处，赛金花懂得点德语，打听过去在德国结识的几个名人，包括瓦德西的情况，士兵很惊奇，于是不敢胡来，回去报告联军统帅瓦德西，瓦德西于第二天接赛金花进兵营，昔日的旧情人相见分外热情，以后来往频繁。赛金花曾经自述道：“在北京相见时，瓦德西与我虽然10年阔别，但我的容态依然不减当年贵为使节夫人的时候，瓦德西隐约间还认得我。”“后来各国的军粮也由瓦德西介绍，都归我办”，“他们除军粮外，还要很多货物，还要女人，女人要漂亮，又要没有毒的。我又替他们找了二十几个良家妇女……这样联军的食色问题我都替他们解决了。”赛金花还向瓦德西细诉民众之苦，恳求瓦德西下令停止杀戮抢夺，“瓦将军便下令不准兵士违律妄行”，“嗣后北京民众皆得安宁矣”。“我之所以能为北京万民建立一点功绩，将彼等从屠杀中拯救出来，即是如此。”
但也有人认为，赛金花没有见过瓦德西，就是偶尔见过一二次，她也不敢跟瓦德西谈国事，因为她那几句德国话就不够资格，再说联军总司令不过是只管军事，至于一切国事的交涉，仍有各国公使进行处理。而对于赛金花与瓦德西在北京相见的时间也存有疑问，赛金花自述是在洋兵侵入北京后到京，没几天就遇到德国兵来骚扰，又过一天见瓦德西。但把时间尽量放宽来算，最多不会出8月底，而这时瓦德西根本还没有到北京。八国联军是8月15日攻陷北京，而瓦德西迟至10月17日才赶到（见瓦德西《拳乱笔记》），中间相差到一个半月以上，这就极可以证明赛金花那段自述，其真实性是有问题的。
《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由西安回銮，众大臣竞相请功。洪钧的同窗好友孙家鼐不想让赛金花在京城给洪钧丢脸，就找了个借口把她逐出京城。
赛金花回到苏州以后，仍旧干老本行，但这时的她已经徐娘半老了，再难与昔日的光彩相比。过了几年，她同以前认识的一位熟客魏斯炅一起回到北京，住在前门外的樱桃斜街，民国六年（1918年）她才正式嫁给魏斯炅。平静的日子才过了5年，魏斯炅就因病逝世了。赛金花一个人度过了余生，在寂寞凄凉中死去。她死后，曾朴以她的一生为原型，写了一部小说《孽海花》。
14.中美外交的“握手”事件
1971年7月，基辛格博士在他的秘密中国之旅当中，特别注意握手言和之礼仪。他在《白宫岁月》一书中写道：“9日下午4时，周恩来来到，我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把手伸出去。周恩来即微笑和我握手。这是将旧情嫌隙抛到脑后的第一步。”
当尼克松首次访华走下飞机时，也是首先把手伸向了周恩来。他们为什么对普通的握手礼仪给予如此的重视呢？这就要从中美外交史上众说纷纭的“握手”事件说起了。
1954年4月，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处于敌对状态的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的两位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和杜勒斯国务卿，作为各自的首席代表在此相聚。
杜勒斯敌视新中国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他亲自向美国代表团下令：禁止任何美国代表团的人员同任何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握手。会议期间，就有周恩来总理要同美国国务卿握手，被杜勒斯拒绝的传说。1958年4月15日在全国外交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周恩来就明确说过：“我们不能像杜勒斯那样笨，到了日内瓦还规定一条：‘不许握手。’”那么，日内瓦会议是否出现过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场面？
长期在外交部门工作的王炳南曾就此进行了澄清，他在其撰写的《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中写道，“实际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他认为这是以讹传讹。在整个日内瓦会议期间，王炳南说自己始终在周恩来左右，据他认为，总理非常审慎和严谨。针对美国的态度，周总理为中国代表团也做了规定：第一，我们不主动和美国人握手；第二，如果他们主动来握手，礼尚往来，我们不要拒绝。当时在总理身边做俄文翻译的李越然也否定了杜勒斯拒绝和周恩来握手的说法。李越然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跟随周恩来参加会议，在走廊，在休息室，曾与杜勒斯几次走对面，周恩来总是面色庄严而不失柔和，从容大度。杜勒斯不同，每次相遇，杜勒斯苍白的脸立刻板紧，目不斜视平视前方。但是，他的动作明显变得僵硬机械，肯定浑身不自在，外人看来不免像小肚鸡肠的女人一样可笑可怜。所谓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事根本没有过，周恩来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主动去与杜勒斯握手。
如此说来，中美外交史上这一流传甚广的著名的“握手”事件岂非成了无中生有、空穴来风了吗？其实，事情远比表现出来的微妙，这里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新情况。4月26日会议开幕式后，英国代表团成员杜威廉（英国驻北京的谈判代表）找到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说，艾登外相有一个设想，在第二次会议的会前或会后，由艾登外相介绍杜勒斯国务卿同周恩来相识，彼此握手致意。如果周总理同意，艾登外相再派人询问杜勒斯先生的意见。宦乡请示总理后答复杜威廉说：“周总理赞赏艾登外相的设想，既然在一起开会，理应互相接触。”但在第二天一早，杜威廉对宦乡说，杜勒斯先生表示，不能接受艾登先生的建议。所谓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对于在会议期间，有没有周恩来主动伸出手来，而被杜勒斯所拒绝呢？答案也是肯定的：没有此事。当时多国记者的许多报道可以加以证实。比如，在杜勒斯离开日内瓦的当天，即5月3日，美联社当天报道说：“一位美国发言人说，虽然杜勒斯差不多每天都和周恩来在同一间屋里，但是他从来没有和他碰头，也没有和他谈过话，甚至没有朝他那个方向看一眼。”杜勒斯自己在会议第一天对他的一位密友恶狠狠地说，他与共产党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只有在我们的车子相撞的时候才会见面”。实际上，周恩来后来多次提到“握手”一词，已越出了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这一事件的本身，而是具有更为广泛的内涵了。所谓“握手”即“和解”或“承认”之意。周恩来和外宾谈话时，多次以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顽固表现，特别是不许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的僵化无礼的强硬规定，抨击当时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
历史的发展给了美国人扭转形象的机会。在尼克松上台后改善中美关系的过程中，都是美国政府领导人主动与中方握手，以示补偿与和解。在周恩来同尼克松第一次会谈时又提到了杜勒斯拒绝握手一事。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你刚才不是在毛主席那里已经说了么，我们握手了。杜勒斯就不敢这样做。”尼克松接过来笑着说：“总理也不一定愿意同他握手。”周恩来肯定地说：“不见得，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也会跟他握手的。”尼克松说：“那好，我们再握一次吧。”于是他们隔着茶几又伸手相握，在座的人都笑了。这段对话更生动说明了周恩来握手的真实含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