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愿意告诉他：“假使你被整个社会抛弃，我也站在你的一边。”即使有千万人的喧嚣，依然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的头脑，相信什么样的人是好人，什么样的人值得尊敬和爱。
高干子弟又回来啦
最近几年，我经常有机会去一些大学演讲并和同学们交流。有一个现象让我一度非常吃惊，那就是“关系”是如今年轻的大学生们极为关切的话题。我见过几个颇为优秀的青年，在谈到对就业形势的忧虑时，都抱怨自己没有“关系”，甚至流露出对身边“有关系”的同学掺杂着愤怒和艳羡的复杂感情。似乎在他们身边随处可见的平庸人，因为有一个好爸爸而轻松地获得了令人羡慕的工作。
在我90年代中期读大学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说那时大学里没有高干子弟，但他们当时没有那么让人羡慕。虽然他们有时候也会显得与众不同，比如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出国机会，都能找到比较好的工作，可是大家并不很放在心上。甚至在我的记忆中，大学期间，几乎没有听到过同学议论谁有一个好爸爸之类的话题。我的朋友中也有一些干部子弟，比如爸爸是个市委书记或者大国企厂长之类的，也并没有人把他们视为非常特殊的群体。甚至到了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我的同学之间，也很少听说要特别找关系之类的话题。那时比较让人羡慕的工作，是到诸如宝洁、IBM这样的外企，或者一些比较出色的国内企业比如华为、招商银行。赢得这样的工作机会，基本上是依靠求职者自己的个人素质。尤其是外企，至少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位同学在宝洁谋到了工作，是因为他爸爸是里面的高管。我知道我身边有的优秀同学，家境非常贫困，几乎靠借钱上大学，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几年之内就改变了全家的经济状况，把父母都接进了城。这样的故事就发生在你的身边，总让你感觉到一个社会朝气蓬勃的希望。
但最近几年，这种情况悄然在发生变化，我们已经久违了的一个话题“高干子弟”正在变得重新引人瞩目。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的话，不管其指向是什么，一种强烈的情绪潜流也正在酝酿之中。
并不是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到现在才出现“高干子弟”。30年前沙叶新先生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就已经表现了一个“官二代”阶层在社会上享受的特权，80年代双轨制下高干子弟做“官倒”所引起的社会情绪也是非常清晰的。眼下这种情绪又回来了，而这一现象只有在近年“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才好理解。
在我读大学的90年代中期，是国有企业最不景气的年代，当时谁要找工作去国有企业，几乎是被当做没有出息的标志。个别例外是比如电力局、电信局这样的高福利单位，再就是效益非常好的电视台，他们都是国有的。当时我在电视台当主持人，自以为是靠自己的本事，一开始我会看到一些人大学毕业就能进电视台当主持人，似乎没有什么才华，长得也并不国色天香，这样的人满街大把抓，为什么要挑他们来当主持人？于是有人就会告诉我，因为他（她）是谁谁谁的亲属。但做节目主持人这样的就业机会毕竟不是就业市场的主流。
而现在，国有企业对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资源的垄断性占有，国有企业不再承担社会福利职责，相反在市场竞争中享有明显的优势特权，能够进入这样的企业工作意味着优越的福利。这样，国有企业越来越成为让人们羡慕的求职目标，现在一些重点大学的高才生，都把进中石油、五矿当做首选求职目标。而且近年以来政府手里的钱越来越多，这样各级政府都成立了大大小小的“国投公司”，它们具有普通老百姓或者民营企业都得不到的特别的大量投资机会，其中利润自然惊人。
你要是到谷歌或者IBM找一份工作，你的爸爸是谁并不那么重要，你自己能不能干才重要。但到一些因为占据垄断资源而利润丰厚的企业，旱涝保收，并没有什么竞争挑战，要我说从大街上随便找个人当总经理都不会影响盈利。在这样的企业要想找一份工作，据说抄表工都能一个月挣8000，更不要说一些更高级的岗位，你的爸爸是谁就非常重要了。尤其是一些国企的高管，他们究竟过去有什么样的业绩，使他们能得到这样令人羡慕的位置，这无疑也加剧了社会对其身世的怀疑。他们的成功对社会很难具有说服力，这种示范在酝酿着一种极为不健康的社会文化。
当就业市场中，这样的国有企业的职位成为最令年轻人羡慕的目标，从社会公正的意义来说，是这个社会在倒退。难道我们曾经以为在走向没落的高干子弟阶层，又回来了？
（2010年）
比尔·盖茨为什么不自己花钱
比尔·盖茨近日在接受英国BBC电视节目访问时表示，他将把自己580亿美元的财产，全数捐给名下慈善基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分一毫也不会留给自己的子女。这个消息在中国引起的关注比在美国还大。我看见很多报纸都报道了这个消息，话里话外透着“你看看人家”的意思。
确实比尔·盖茨的举动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不太能够被理解的，放着世界首富不做，非要做个无产阶级，而且连自己的子女都不照顾，这是什么样的情怀？可这在美国并不算很大的新闻，我在网上查了一下美国的新闻，讨论还没有中国多呢！
这种事情在美国早就见怪不怪了。很多在发家史上被称作强盗的企业家，出于虚荣心，晚年都会把钱捐出来，成立一个基金会。这既是避免自己的子女堕落，也符合新教伦理的理性精神，而且资本家们只有靠这个才能名垂青史。今天老福特、洛克菲勒、卡耐基到底是干什么的，恐怕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了，可提起他们的基金会却是赫赫有名。在美国那几百年历史上，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成立基金会者称焉。在美国倒是希尔顿家族的继承人希尔顿小姐，今天走光，明天磕药的放浪形骸更有新闻价值，让大家看热闹：谁叫你做守财奴，报应吧！
所以比尔·盖茨把钱都捐了，在我看来，这件事本身一点也不奇怪。一般的大款，在鱼缸里养几条金龙鱼就算牛掰了，人家在家里的鱼缸里养一条鲸鲨。玩到这个份上，从个人消费来说，他已经不需要什么钱了，不捐了难道天天数着玩儿么？
让我觉得有些意思的，倒是比尔·盖茨非常保守的、传统的、毫无新意的捐款方式——成立一个基金会。他绝对是一个有想像力和创新精神的人，作为一个有想象力的人，可以有很多花钱的方法：
如果他想满足权力欲，比如在太平洋上买下一个岛，命名为比尔·盖茨共和国，自己当国王，再组织一个游说集团，说服联合国接纳其成为成员国，并实践比尔·盖茨特色的治国理念。
如果赶时髦，他可以向中国一些企业家学习，组织一个墨西哥生态协会，拉一批人，去墨西哥沙漠种树，让墨西哥沙漠披上绿装，这可以防止墨西哥的风沙刮到美国，而且当地政府也会非常支持。
以他的财力，如果为了表现爱心，他可以从世界各地至少收养10万个孤儿，让他们都接受最好的教育，十万个人都喊他爸爸是多么有成就感的事情。
如果他热爱体育事业，他还可以把钱都捐给中国男子足球队，看砸上500亿能不能让中国足球队打进下一届世界杯四强，那样全中国的球迷都会为他欢呼，这也是很拉风的事情。
而他却选择了在美国最没有创意的一种方式——成立一个拨款型的私募基金会。这样一个规模的公益基金会必然会聘请公益领域的专业人士来打理，用来资助有助于公益的社会力量，集中社会的思想来考虑金钱如何运用最能符合社会的福祉。这个基金未来必然超出他自己的控制，就像福特基金会这样的组织，今天的运作已经和福特家族的成员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安排说明比尔·盖茨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局限。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家，他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最善于挣钱的人，未必是最善于花钱的人，而这个道理就是西方国家民间公益力量得以发展的基石。
在这次地震后，中国的企业家们也大笔捐款了，有些人还给政府捐钱。不难想像未来中国也会有像比尔·盖茨那样把自己身家财产都捐了的企业家，他们恐怕有很多要迫切实现的心愿。但也许大多数人学会比尔·盖茨对待财富的理性和谦卑需要更长的时间。
（2008年）
我们这些“傻够宁”
我奶奶是无锡人，所以我们家里的官方语言是无锡话。我奶奶很有同情心，看报纸或者在街上看到一些可怜的人，就会感慨，用无锡话发音就是“傻够宁”，意思是“罪过人”。
这个词真是很有意思，说一个人可怜，表达同情，另一方面有因果宿命的意思，一个人为什么要受苦，因为他要么是今生要么是前世造了孽。潜台词是，虽然很同情，但爱莫能助，有些苦是他必须要承担的。
前几天，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朋友来看我，他是一个非常潜心学问的读书人，在马来西亚的一所大学当讲师，对文化和历史很感兴趣。我是在马六甲认识他的，这次他借来北京出差的机会，专程来我家看我。我那天下午正好也没什么事，泡了一壶好茶和他谈天说地，前面说的是上下五千年的学问和他的课题，说着说着不知怎么着聊到了眼前的柴米油盐。
他说这次来中国，发现北京现在消费挺贵的。他住在北大的一个宾馆，他觉得有些贵，我恰巧比较了解那个宾馆，在那里开过会，我的印象中，那个宾馆也并不算贵。我们都很奇怪，好像彼此的消费观不大一样。
我现在住的地方在北京西三环内，一个比较老的家属区的二手房，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的。从外面看，就像是苏联的“赫鲁晓夫楼”，是一个很小的房子，五十几平方米。我把另一处房子卖了，买了它主要是为了离国家图书馆比较近。他问，你这个房子好像才装修过不久吧？我说，是啊，去年才买的房子。他说你这个房子应该不太贵吧？我说也不算太贵，目前大概值二百几十万吧。他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什么？你这个房子能值那么多钱？也不高档，小区也乱糟糟的，走道里贴的都是小广告，要是在我们吉隆坡，这样的房子，一套折成人民币也就30万左右吧，你花这么多钱，在我们马来西亚可以买真正的豪宅了。说得我羡慕不已。
到了吃饭时间，我们去街上饭馆，两个人点了三个家常菜，喝了两瓶啤酒，结账一百多。他又大惊小怪：这么贵！这在吉隆坡花上三四十块钱就够了。
他接下来又问，那你们在北京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啊？我说，这差别很大。他又问，那你们一般大学生刚毕业的能挣多少钱啊？我说普通学校的，刚毕业平均大概能挣个两千来块钱。他又感慨了：这么低啊，我们马来西亚大学生毕业了，折成人民币最起码也挣个五六千。
外面人确实会很难理解，中国到底是怎么了？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说法“刘易斯拐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应该伴随着普通劳动力工资的大幅度上涨。这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起飞阶段都遇到过。这个拐点是个好拐点，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赶上这个拐点的年轻人是最幸福的，简直是投胎投好了时代，工资比上一代大幅提高而且不愁找工作，就业岗位抢着要年轻人。在日本和韩国，包括台湾经济起飞期都有这样的情况，像日本当年经济增长中，年轻人被称作“金蛋一代”，自我感觉特别良好，感觉舞台特别大。
也许算一个中国奇迹的是，中国持续多年的ＧＤＰ高速增长，成为“世界工厂”，但另一方面，中国年轻一代的就业却丝毫不乐观，除了到富士康这样的工厂去卖苦力，而大学生的就业更是老大难的问题。如果刘易斯还活着，看到中国大陆的这种特色，一定会有浓厚的兴趣，这是对他现有理论的一种实证挑战，简直是匪夷所思。
最近这些年，大陆在校大学生自杀的案例增多，这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是非常罕见的，90年代大学生自杀，充其量是因为失恋。而现在造成大学生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学费高昂，并且就业困难，让他们感到前途无望。
找到工作的人也相当辛苦。我在日本、韩国，都常见到这样的家庭，先生在外工作，不过是个普通公司职员，太太在家，有两个孩子，活得挺潇洒，感觉生活也不吃力。在中国就可怜多了，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是正常现象。我跟我这个年龄的不少夫妻交流，两口子都在工作，也一点儿没觉得家庭经济有安全感，一说孩子上学，老人看病都愁得要死。这还是白领，要是干苦力的，就更没法过。我最近几年在做一项对北京和上海务工的农民工家庭的大样本跟踪调查，统计发现，夫妻两个人在北京或上海一起工作，收入大概4000元左右，听上去倒也不算低。但要细看，夫妻双方加在一起的每周工作时间，超过13天半，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也就是说，他们在城市除了拼命工作外，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就这样终日劳作，他们常常只能一家子挤在5平方米左右的租房甚至地下室里，孩子还上不了公立学校。这背后的问题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政府财政超高速增长背后，留给普通国民的公共福利实在太少了。通常来讲，马来西亚的华人对于神州大陆是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的，而这位伙计说着说着，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无限悲悯，就像我奶奶感慨“傻够宁”的时候的那种表情。他最后问，我特别想知道，你们在中国，买什么都比我们马来西亚贵，但是赚的钱却没我们多，你们怎么忍受得了？这个问题真是太严肃了，我不得不严肃地回答他，情绪也有些激动。
我问他：你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忍受不了呢？你觉得我们中国大陆人，什么消费都贵赚得还少，要知道我们今天毕竟还有商品房住，我毕竟还能在餐馆没什么困难地掏腰包请你吃一顿饭。要知道在我小时候，我还经历过买根油条要拿着粮票排队，我大多数同学都是过年才换一身新衣服。直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有的同学家5口人才住十几平方米的房子。我们这一路走来，有什么不可忍受的呢？而且永远别为中国人操心他们能不能忍受。在生存能力方面，我们中国人至少是全世界最顽强的族群之一。同样的问题，当年我们最早一批同胞，被当猪崽一样送到南洋在锡矿里当奴工的时候，比这惨多了，他们怎么忍受得了？他们还不是熬了过来，很快就成为当地经济最成功的族群么？所以永远别替中国人操心，只要不到山穷水尽，我们总会有办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