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胆大妄为的最后一步
1979年，新年刚过，已被囚禁于成都狱中十多年的胡风获释走出了高墙。自1967年从秦城监狱出来，又如放逐似的被迫离开北京以来，他在四川已经又过了十多年的囚徒生活。据胡风当时写给友人的信函中可以知道，胡风出狱是受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和当时的四川省领导人赵紫阳的直接过问。
他可以去哪里呢？北京的家早已没有，妻子梅志与他长期在狱中相伴，三个孩子都天各一方。何况，此时他的去向还由不得他选择。胡风被临时安排在成都四川省政府的招待所中，他自感到好比是“养尊处优的客人”（致熊子民信，《胡风全集·书信》第599页）。孩子们被允许到这里来临时团聚，成都的友人们获知消息也陆续前来看望。隔绝多年之后，胡风与外界有了直接的联系。
由四川传到北京、上海等地的有关胡风的确切消息，让北京的绿原、牛汉，上海的何满子、贾植芳、耿庸，武汉的曾卓，杭州的冀等同案难友不无欣慰。在这以前，他们不止一次听说过胡风已经去世的传闻。而更令人鼓舞的消息是，传闻胡风案将要复查。这个消息虽然没有得到证实，但显然不是没有一点依据。胡风在1966年被判14年徒刑后在1970年加刑到无期徒刑，这意味着他将被终生监禁。即使到“四人帮”被打倒后，文艺界在“文革”和“反右”中被“打倒”的许多人已经复出，但文学界内仍有身居高位者在一些会议上说，胡风案是毛泽东亲自定案的，是翻不了案的。而胡风获释住进省政府招待所并允许亲友探望，这无疑是给外界一个重要的信号。同时，因此案受牵连较深的一些人也都相继恢复工作也给人带来了新希望。
7月，胡风的名字上了四川省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名单。此时，“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结论却还没有改变。这一年，文学界名声显赫的领导者茅盾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仍然称胡风是“暗藏的反革命”。“反革命分子”与“参政议政者”两种身份并存，这也是一个时代所特有的存在。
尽管自身的社会身份还不明确，尽管还居无定所，但走出高墙的胡风似乎为迎面而来的一阵新鲜的空气倍感兴奋。几十年来遭禁锢的思想似乎可以解放了，几十年来企盼的文学的生机似乎已经到来。他仿佛又恢复了他的率直。
胡风满怀激情地写了许多陈述资料，涉及到文学史实、文学论争和文学体制等方方面面。那情形似乎与他在1954年写“三十万言书”颇为相似。此时，胡风已被允许和朋友通信，朋友中有不止一人劝胡风出言和行为应当谨慎，胡风回信则说，他对于要谨慎是理解的，但他又说，有些必须要做的事还是要做的。他在给熊子民的信中甚至说，他必须“走完胆大妄为的最后一步”。
9月，听说文代会即将召开。胡风写信给北京的楼适夷：
听说要开文代会，我认为根本问题还没有定出大是大非来，一些新生力量照例被利用，现不到真正的拨乱反正。其次，文艺运动的组织形式要检查历史教训，作全盘考虑。急于开一次夹生饭的大会，重建起那套官僚机构，那等于把党的文艺事业仍然□□地交给以庸（俗）政治教条主义做武器的宗派头子们。这是一种极危险的做法，可否向胡耀邦政委反映：会似乎非开不可，但不应开过去那种形式主义会。改名为“文艺工作整顿、商讨、团结会议”之类。先召集有关的少数人（如一二百），对几个无法统一的大问题倒（列）出所有代表材料来讨论以至争论，中央这就可以取得第一手材料，做出初步判断，再开全体代表大会，把这些交付讨论。中央将能够基本一致的问题结合起来（和党的原则与当前政治要求贯通起来），作为这次会议的共同意见，供工作共同参考。在组织上应尽量交换意见，成立一个机构，负进一步清理整顿工作的调协，代行过去“文联”应该做而做坏的职责，向中央负责。这个机构工作到十二大之前，再开一次正式大会，成立一个真正民主集中机构，向中央献礼。现在这个机构，要请罪行累累的宗派主义官僚们回避。我以为你可以和雪峰问题一起，向胡耀邦政委提出，请考虑。或者请他给你一次面谈的机会。
（《胡风全集·书信》169～170页）
与世隔绝了二十多年的胡风显然对于现实缺乏真正的了解。他对于自己实际有多大的发言权，也缺少合乎客观情况的估计。胡风仍然没有懂得政治世故，长期与社会现实没有直接接触，他对于实际不过是表象的事实，更是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他的这封信虽然写得满腔热忱，赤胆忠心，却是一厢情愿，完全不合时宜。
收到信的楼适夷，为慎重起见，将信转给了胡耀邦。
胡风当然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回复。他在之后给楼适夷的信中不无感慨地说自己“不懂世事”。
2．拨云见日实不易
1979年11月，中国第四届文代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文革”结束后文艺界第一次盛会。经过了长期政治运动之后，汇集到此的文艺界的人士各有各的心情。
丁玲、白桦在会上的发言，批评了文艺界长期以来的宗派主义，引起会场的热烈掌声。会上，周扬对于将陈企霞等人打成“反革命”“右派”表示“诚恳的”“道歉”。但他对于聂绀弩、吴奚如要求复查胡风案的发言却加以阻止，理由是中央会作出结论。聂绀弩、吴奚如发言受阻，但文代会却是开得热热闹闹，仿佛真是“文学春天”到来了一般。然而，在这样的盛会上，却完全回避胡风案的问题，正是表明胡风案较之文艺界的其他“冤、假、错”案更具复杂性。
胡风案牵连到的人以作家居多。无论从涉及的人数还是事件本身的影响来说，胡风案的平反应不仅仅是对于当事人影响重大的事，也应当是文学界的一件大事。自50年代定案时起，就有不少文学界人士对此有异议。著名美学家吕荧就因此受迫害致死。也有不少人因此在1957年以“为胡风分子辩护”的罪名而被定为右派。粉碎“四人帮”后，到1978年，文学界提出胡风案应该复查的仍不乏其人。然而，同时，也是从文学界发出的另一种声音，使人感到，恢复胡风及其他受株连者的名誉似乎还有着重重的人为阻碍。
1979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发表茅盾的文章：《需要澄清的一些事实》。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冯雪峰的，其中也有不少涉及到胡风。
他说，……鲁迅对左联一些人的作风也是不满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胡风正是利用了鲁迅的这些不满。……
他又说，我真不理解，胡风何以有这样的魅力，竟使鲁迅听不进一句讲胡风可疑的话。
茅盾所不能理解的正是他本来可以重新作出结论的依据。而真正使别人不能理解的倒是，这个在1979年还被他称作“暗藏的反革命”，直到1983被换称为左联时“不是一个团结因素”而且“人品不能令人信服”的胡风，在1936年曾受鲁迅之托为茅盾的小说《子夜》英译本出版之事写过相关资料和文章，当时茅盾是接受的。
1936年初，史沫特莱有意将《子夜》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请鲁迅代为写序，鲁迅将此事托给了胡风。1月17日，鲁迅给茅盾写信道：“关于材料，已与谷说妥，本月可以写起。”（《鲁迅全集》第13卷第390页）这一小事情和其他许多事实一样，确实显示出鲁迅对胡风的信任。茅盾对此不仅是了解的，也并没有什么异议的。史沫特莱的计划没有实现，但胡风是完成了鲁迅之托的。此后，茅盾曾希望鲁迅请胡风再写一篇文章，鲁迅也应诺了并立即给胡风写了信。从《需要澄清的一些事实》一文中却可以看到，1935年，茅盾就向鲁迅说胡风“形迹可疑”并“与国民党有关”。既是如此，对于鲁迅请胡风写《子夜》译序这一点，茅盾为什么不加拒绝？其实，有的事实原本就简单，所谓“澄清”却是越澄越不清。
1979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还发表了周扬的访谈录：《周扬笑谈历史功过》。其中继续强调，胡风在“左联”时期“在地下党和鲁迅之间做了许多挑拨的事”。
将自己视作党派或组织的代表，仿佛神圣而不可侵犯，这是左翼文坛的一些领导人常有的做法。周扬说胡风“在地下党和鲁迅之间做了许多挑拨的事”，与林默涵说胡风“攻击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都是同样地打击别人的方式。“地下党”与鲁迅之间的关系岂是胡风能挑拨得了的。1936年，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明确地表明了他对于因为“鲠直”而“易于招怨”的胡风的信任和对“轻易诬人”的周扬的“憎恶”，几十年后，再看看这旧文，更令人感佩鲁迅的洞察力。
在继茅盾、周扬的文章之后，1980年《文学评论》第一期发表夏衍的文章《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从夏衍这篇文章不难看出，他心中对于鲁迅和冯雪峰的积怨是不浅的。其实早在1957年反右运动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次会议上，夏衍就作过一次“爆炸性发言”，《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不过是二十多年前发言的继续和重复。对于胡风，他虽然没有用“反革命”这个词，但胡风在他笔下简直就是左联的破坏分子，鲁迅被胡风利用，冯雪峰也被胡风利用。他也引用了茅盾的“胡风何以有这样的魅力”那句话。
可以认为，夏衍发表此文时，胡风案还没有平反。就在他的大文发表前几个月，即1979年11月，第四届文代会上，就已经有了重审胡风案的提议。虽然当时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但中央将为胡风案平反的消息时有传出。当时身为中国文联主要领导、中国作家协会顾问的夏衍当然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他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公开发表这样的文章，是缺少应有的责任感的。事实上，对于积怨心头已久的往事，他在1980年就说“早该忘却”，却一直没有忘却。1991年，《新文学史料》发表了夏衍访谈录《夏衍谈左联后期》。对于30年代在上海发生的与鲁迅、冯雪峰、胡风等人的恩怨，与他本人在1980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的《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一样依然耿耿于怀。在他说了“早该忘却”十一年后，他仍然“未能忘却”。这一年，夏衍九十一岁。四年后，他去世。人们可以相信，他所说的“早该忘却”的“往事”至死都未能忘却。
夏衍于1995年去世。他生前死后受到的溢美之词不是许多中国作家可以享有的。他的许多作品为人们所熟知。但对于三十年代的旧事，尤其是与鲁迅、冯雪峰、胡风之间的是非恩怨，他却执著于成见，不能不令人遗憾。
八十年代初期，虽然中国的社会还未完全摆脱“文革”的许多观念阻碍，但毕竟有了变化。夏衍的文章一发表，就引起文学界许多人的异议。当时的《鲁迅研究》连续几期发表文章，反驳夏衍。然而，尽管《鲁迅研究》上的反驳文字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事实上都很具有反驳力，但是，《鲁迅研究》当时只是一个没有封面包装的内部刊物，而《文学评论》则是当时在一般读者中颇有影响、在文学刊物中也地位甚高的公开发行杂志。这两个刊物作者的地位和在读者中的影响相差也很大，因此，反驳的文字再强烈，实际影响却很有限。
就在几个月后，中央宣布为胡风案平反。再几年后，对于所谓胡风“历史问题”也作了澄清。不知夏衍对此持什么意见。此后，他从没有为他在五十年代所言所为表示过有重新反思的必要，也当然不会为他在1980年发表那样的文章有过歉意———这歉意不仅仅对胡风、对冯雪峰而言，更是应当对当时把他视作为文坛大师的读者们。
3．劫后重逢
文代会结束没有几天，胡风就因前列腺炎发作住进了医院，而且不得不接受一次大手术。由于在时间上的巧合，以后多有人认为胡风这次病倒是因为文代会未邀请他参加而受到的打击。但这个因果关系的推理似乎过于简单。胡风内心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会议召开，他当然也并不期望去参加这个会。但文代会真正的影响无疑给了激情复燃的胡风吹了一次冷风。文学的环境与他想象中的是有着不小的距离的。胡风于11月30日住院。在11月26日，胡风给上海的朋友贾植芳、耿庸、何满子写了一封长达5000字的信，谈了当时的心情。
……
你们语重心长，我能够体会。浩劫之后，首先是要取得合法身分，没有这个身分就一切无从谈起了。但是，此案关系当权势力和根本原则，性质无法打折扣，而且有限的妥协也是决不能解决当前的处境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