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追求和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追求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中国现代文学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文化密不可分的现实关系。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自觉担负着文化批判和文明再造的历史重任，从而主动把文化的鞍革套在文学骏马的脖颈之上。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再到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在建构中国文学现代性话语的过程中，大都是围绕文学在谈论文化问题，以文化建设为第一目标，来消化（包含）文学建设的目标。现代文学中的许多论争，比如新文化派与“甲寅”、“学衡”的论争，“太阳社”和“创造社”与鲁迅、茅盾的论争，“两个口号”的论争，左联与胡秋原、苏汶的论争，左联与“新月派”的论争，等等，也基本上以争辩文化问题为主题，文学问题在其中占的比重并不大，或者说，本来以争论文学问题为起点，但在争论过程中，随着文化意识的日益强化，文学问题反倒退居为争辩的次要方面。这样，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形态，并没有通过其纯文学、纯审美的追求形式表现出来，而是通过与时代、政治、社会、历史与文化的不可分离的关系表现出来；它也不是像西方文学的现代性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现代文学表现出来，而是以现实主义为基本表现手法，通过直面现实人生，书写血和泪的文字，对愚弱国民的启蒙，对民族救亡的呼告等等形式表现出来。同时，进化论、个性解放等西方近代思想，《新青年》极力倡导的“民主”与“科学”观念，都相继铸入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框架中，成为他们的人生理想，并通过文学作品表达出来。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性特征和中国现代作家对进化论、个性解放、科学、民主等思想的坚守与文学传达，中国现代作家追求的对人的塑造和文明的再造，尽管并没有明确标示取法于资本主义的建设模式，但意旨之中无不流露出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倾慕，所有这些，都使中国现代文学体现着与世俗现代性相吻合的倾向。
同时，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总是在不断寻找建立自身合法性的途径，中国现代文学也不例外。尽管受到了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以及文化的多方因素的侵扰和围困，中国现代文学还是沿着文学自身向它提出的审美目标不断靠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涌现出了不少具有相当的审美创造力的优秀作家和具有不凡的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鲁迅、巴金、曹禺、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张恨水、穆旦等作家的出现，《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家》《雷雨》《边城》《传奇》《围城》《金粉世家》《诗八首》等作品的诞生，无不表明了中国现代文学在配合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从没有放弃过对于文学性、审美性的追求。奥克达维沃·帕滋在评价法国现代文学时曾经指出：“文学要争得它的自主性：诗情、艺术性和美变成了一些独立性的价值，它们与其他价值无关。”奥克达维沃·帕滋：《现代文学具有现代性吗？》，《文学与现代性》，伊夫·瓦岱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3页。中国现代文学虽然没有达到这种与其他价值无涉的程度，但它也为争取自己的自主性作过很大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极力让自己的诗情、艺术性和美变成独立的价值。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先锋派文学”王富仁：《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现代性与中国文学》，宋剑华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优秀作品，无不真实深刻地反映着中国现代社会的社会风情和人文景观，刻写了一代人在变革时代的心灵印记。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立身的文化土壤不是西方现代主义所站立的发达资本主义文化语境，尽管中国作家也对城市文明、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批判，但整体而言，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可以划归卡林内斯库所说的现代性面孔中的先锋派，但它的现代性不具有卡氏所说的审美现代性内涵，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性，倒很合乎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观念，是对中国现代社会“无意间置于其中的神秘美”提炼出来的结果。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现代性
既然波德莱尔提出的现代性概念是开放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出发，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性所具有的多元化的表现形式。中国现代文学中不仅存在认同并追摩现代化的现代性，还存在抵制现代化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思考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离不开对现代文化现代性的追索与反思。由于中西文化不同的文化语境，我们在讨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追求中，就不应该完全照搬西方现代性的概念和标准，中国文学现代性有自己特定的理论视野和问题意识。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一开始就面临比西方更为复杂、更为纷乱的历史形势。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是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矛盾冲突中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同样体现着这两对势力的矛盾与冲突。对西方现代化的充分认同与大量借鉴是一种现代性，对它进行反思、抵制甚至反叛，并借鉴中国传统文化来弥补西方现代化的不足，这也同样是一种现代性的表现。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肯定把西方化当作现代化的文化主张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建设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非现代和反现代的思想因素对中国现代文学建设的宝贵意义。这是因为，“现代性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不是唯一的，并且，在现代与非现代之间，可以存在诸多交叉现象：现代性会吸收传统而丰富自身，传统也会在现代性的感召之下创造新质。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时空中，出现了传统型的文学活动，这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传统的复活，因为这些传统的文学活动是在与现代文学的对抗或对话中进行的，故其也会具有某种程度的开放性。”刘锋杰：《何谓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现代性与中国文学》，宋剑华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161页。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现代化与非现代化思想倾向，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这种反现代化倾向，不是如西方文学中的审美现代性那样，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异化、摧残人性的现代化的反驳与批判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直接维护、继承和发扬上，是传统文化情结在现代社会中和现代知识分子心间的持续或者复萌。如果说，以文艺复兴运动为发端的西方文化的现代性，是以只同眼前的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相决裂，而希望接续古希腊文化传统的部分性反传统姿态出现的话，那么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发端的中国文化现代化，其主流思想观念比文艺复兴极端得多，它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作为了打击和反对的目标。“打倒孔家店”、“重估一切价值”等口号的提出，都是这种对传统进行彻底和决绝的反叛的意识的反映。我们可以理解这种希望与传统一刀两断，从而让中国文化发生新的突变的心理，毕竟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欺侮和蹂躏的残酷现实，使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对古老中国的贫弱和衰败产生了强烈的心理认同和本能厌弃，他们激烈的反传统态度并非就是一种认为中国传统确实一无是处的真实心理反映，这种激烈态度只是一种姿态，一种急欲救国于水火之中的心理焦虑。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种心理焦虑的意识背景，不难发现，它其实源自于对中国传统文明的自恋心态，源自于认同中国文化曾极度辉煌的思维逻辑。这样，我们惊奇的洞察到，中国现代文化中激进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们身上有着对传统的反叛与对传统的深深眷恋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态，体现出一种心理悖论和人文生存悖论。在对待传统的潜意识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现代性思潮，与现代化思潮是一致的，都对中国古代文明传统表现着深深的眷顾之情。只是，在处理传统文化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两者有着显著的不同。无论是“学衡派”，还是“甲寅派”，他们在处理传统文化与现实的关系时，不是表现为对传统不假思索的全盘否定，而是表现为对传统的某些认可，并在文化建设策略上，主张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相发明，主张有选择性的移借传统文化，就像有选择性的移借西方一样，来作为现代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
我们来看看“学衡派”的文化主张。“学衡派”麾下集中了一批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化建设理想是：新创建的中国文化，应该是一种中西融通的文化形态，既保留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又能成功地借鉴西方文化的思想精华。这就是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被称为“哈佛三杰”的陈寅恪、吴宓、汤用彤等人曾提出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在他们看来，国粹和新知并不冲突，是可以共同参与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的。国粹和新知相辅相成，互相参佐，国粹给新知的吸纳以一个合理的参照，而新知又为国粹的昌明提供有效的资源。作为“学衡派”主将之一的“白屋诗人”吴芳吉还明确声称，他们的主张既不是西化，也不是复古，而是在西化和复古之外的文化创新。在《再论吾人眼中的新旧文化观》一文中，吴芳吉写道：“复古固为无用，欧化亦属徒劳。不有创新，终难继起，然而，创新之道，乃在复古欧化之外。”吴芳吉：《再论吾人眼中的新旧文化观》，《学衡》，1923年9月。他们文化建设的本意是不错的，而且，他们的文化思想也是一种具有现代品格的思想体系，这正如高玉所说：“本质上，‘学衡派’是现代保守主义或者说理性保守主义，它具有现代品格，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高玉：《论“学衡派”作为理性保守主义的现代品格》，《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可见，我们过去在看待“学衡派”时，长时期都认为他们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文化守旧分子，这种观念是存在很大偏误的。
在文学表现形态上，旧体诗词、现代通俗小说等，都表现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亲和关系，然而它们因为从与新文化主流不同的角度，侧面地表现了现代社会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存样态和文化理想，也同样是“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它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出永恒”（波德莱尔语），因此也具有着不容忽视的现代品格。在新文化运动之初，作为一种文化策略，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本着扶植白话文学的目的，把矛头对准了两个当时占据主要位置的文学形式——古体诗歌和通俗小说。古体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艺术样式，在近代仍然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成为人们文学认识中的重要审美范式。胡适等倡导的白话诗创作要想站立起来，成为新型的被人们普遍接纳的文学样式，首先就必须将自己最危险的敌人——旧体诗打倒在地。其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通俗文学的受众面是相当大的，人们对“鸳鸯蝴蝶派”的文学作品抱有很大的阅读热情，通俗刊物《礼拜六》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新文化运动要想顺利展开，迅速地深入人心，也必须同“鸳鸯蝴蝶派”展开激烈的斗争。新文化运动派和“同光体”诗人、通俗小说家们的激烈争斗，是以新文化运动的最终胜利而告终的。这以后用文言文写作的诗歌，就被命名为旧体诗，成了一种“旧”的文学样式，以区别于用白话写作的新诗。而通俗文学，则不再被纳入以后的文学史叙述之中，成为被历史长期遗忘的文学形式。其实，只要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就应该认识到，不论是旧体诗还是通俗文学，其艺术价值都是值得肯定的。一方面，现代社会生活是复杂多样的，人们的审美趣味也各自不同，白话文学可以部分地但不是全部地反映出社会现实，满足许多人的审美期待，但并不能给所有人的文学渴求带来满足。而旧体诗词和通俗文学无疑会在反映社会现实、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上，给白话文学以有力的补充。另一方面，作为与传统文学联系更紧密的文学体裁，旧体诗和通俗文学都不同程度地容涵着传统文化基因和传统文学创作规则，这也对现代作家们构成了极大的诱惑。许多现代作家都曾采用旧形式写下许多的文学作品，也许跟这种旧形式的诱惑有关。借用旧形式，作家们反映出自我的另一种人文栖居，表达出与白话文学作品相异趣的别样现代情绪，同时也在情感上与传统取得某种牵连与沟通，也从某个侧面对倾泻而来的西方现代文明进行一定程度的抵抗和回击。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旧体诗还是通俗小说，都在亲近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具有了某种反现代性的色彩，但是，既然它们言说了作家的某种人生存在、某些心灵隐秘，又书写了现代社会的某些人文景观，并同现代社会之间构成了某种张力态势，我们就不能不说，这种反现代性的文学作品，也体现出一定的现代人文品质，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重写文学史”：一个没有终结的现代命题
20世纪80年代末期，对旧有文学史观念的质询和重新书写文学史的呼唤，一度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热点。呼吁“重写文学史”的学术冲动和思想激情，意味着学者们在文学意识、学科意识和学术研究的独立自主意识等方面的醒悟，折射出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者强烈的现代性自觉。作为一个极富冲击力的现代命题，“重写文学史”的话语蕴涵中牵涉到对文学、历史以及文学与政治关系等若干范畴和问题的全面清理与重新认识，也牵涉到各个学科，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在现实中的重新定位和今后的学术走向。“重写文学史”命题提出之后，极大刺激了中国文学研究的视角更新和学术增长，使文学研究各个领域尤其是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许多令人欣喜的学术成果，可以说，随着这个命题的提出以及对它的认识的不断深化，新时期学术研究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变甚至腾跃，从这个角度而言，“重写文学史”命题提出的积极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