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请看药圣尝百草，尝了一味又一味。又如名医试丹药，何嫌六百零六次？莫想小试便成功，那有这样容易事！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即使如此已无愧，即此失败便足记。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枉费。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
这首颇有点“打油”味道的文言诗，从古体诗的格式规范角度来说，其艺术水平是不高的，从质量上无法与陆游的原有诗歌相提并论。但是从探索诗歌创作新的路子，创造现代汉语诗歌的角度而言，胡适的这首《尝试歌》以及整部《尝试集》，又有着为中国文学开辟新天地的历史功绩。其实《尝试集》中的许多诗歌都曾在《新青年》上刊载过，代表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批创作成果，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些成果的艺术成色并不高，但是，胡适等人在当时甘愿冒创作失败之危险，“即使如此已无愧，即此失败便足记”，大胆“尝试”新的诗歌写作方式的行为，却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胡适等人的文学“尝试”，作为一种现代性的精神现象，主要体现了下面两方面的积极意义：
首先，向世人展示了敢于实验的精神。胡适创作的白话诗最早出现在《新青年》上的时间，是1917年2月1日该刊的第2卷第6号。到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则集中发表了胡适的《鸽子》《人力车夫》《一念》《景不徙》，沈尹默的《鸽子》《人力车夫》《月夜》，刘半农的《题女儿小蕙周岁日造像》等八首白话诗歌，这可说是《新青年》新诗创作阵营的第一次集体亮相。自此以后，《新青年》每期都要登载几首新诗作品，不少新文学作家如鲁迅、周作人、俞平伯等也参与进来，他们先后交上自己的新诗“试验品”，对白话诗写作的推广与普及作了有力的声援。这批作家从事新诗创作的意图并不是想着要使自己的作品名垂千古，更多的是一种“实验精神”的体现。正如胡适后来将自己的诗歌结为《尝试集》出版时，在序言里所说的那样：“我实地试验白话诗已经三年了，我很想把这三年试验的结果供献给国内的文人，作为我的试验报告。……无论试验的成绩如何，我觉得我的《尝试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供献给大家的。这一件可供献的事就是这本诗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我们这一班人的文学革命论所以同别人不同，全在这一点试验的态度。”从这段话里我们不难看出，“试验的态度”，“实验的精神”等，这在胡适的白话诗创作理念中是极为受到尊视的。
贺麟先生曾经指出：“胡适之等所提倡的实验主义，此主义在西洋最初由詹姆士杜威等为倡导人。在“五四”运动前后十年支配整个中国思想界。尤其是当时的青年思想，直接间接都受此思想的影响，而所谓新文化运动，更是这个思想的高潮。”贺麟：《当代中国哲学》，《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第4集，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8页。也就是说，胡适所看重的“试验的态度”和“实验的精神”，体现了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与中国文学变革的历史要求之间的遇合。我们知道，胡适在留学美国期间，是治哲学和文学的，而当时以杜威、詹姆士等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正是极为时兴之际。实用主义哲学属于经验主义哲学的一脉，它极力摈弃欧洲一贯以来从抽象到抽象的哲学玄辩，而强调理论的经验化、具体化，正如詹姆士所说：“实用主义代表了哲学中人们很熟悉的一种态度，即经验主义的态度。但在我看来，比起经验主义已经采取过的形式，它更加彻底同时也更难以反驳。……它拒绝了抽象和不充分的东西，拒绝了字面上的解决，拒绝了不好的先验的理由，拒绝了固定的原则、封闭的体系与虚构的绝对和起因。它追求具体和恰当，追求事实，追求行动与力量。……它意味着开放的氛围和自然的各种可能，反对教条的、人造的和假冒终极的真理。”詹姆士：《实用主义的涵义》，《詹姆斯（士）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实用主义拒绝抽象、看重实践的哲学思想对胡适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胡适后来就把实用主义称为“实验主义”，并极为认可詹姆士提出的世界实在是人化的实在、要通过人的活动才能理解的哲学观念。胡适说道：“总而言之，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宇宙是经过我们自己创造的工夫的。”胡适：《实验主义》，转引自闻继宁《胡适之的哲学》，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5页。由此可见，胡适新文学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实用主义哲学催生下的产物，反映了文学变革的历史要求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之间的亲密合作。
其次，给了人们“放胆创造的勇气”。正如许多研究者看到的那样，胡适对中国新诗的“尝试”之作，其价值并不在诗歌本身，而是在行动的意义上。杨义指出：“就胡适的尝试精神和参差不一的成果而言，他的《尝试集》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诗外，在于他为新文学运动率先试作白话诗的胆量，在于他拓展人们创造新诗的视野和勇气。”杨义：《中国新文学图志（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陈子展认为：“《尝试集》的真价值，不在建立新诗的轨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里的快感，而在与人以放胆创造的勇气。”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页。的确，放弃旧有艺术的陈规，另辟蹊径，垦拓一片新的天地，其精神可取，其勇气可嘉。胡适具有的这种“放胆创造的勇气”，体现的是一种艺术创作的先锋精神。先锋就是探索，先锋就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先锋就是打破陈规、大胆创作。如果不从诗歌的质量上来衡量，而从语言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武断地说，在20世纪初期古典诗歌站着主流地位时，胡适等人所创作的白话诗歌的出现，代表的正是当时的一种先锋诗潮，这是中国新文学的开路者，这是文学革命的先头部队。文学革命正是在“实验的精神”、“放胆创造的勇气”支配之下，不断地取得成功并最终走向胜利的。新文学也是在这一“精神”和“勇气”的感召之下，不断开拓自己的疆土，并最终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领域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审美形式。
第三 《学衡》《甲寅》对中国文学现代性发展的逆向促动
《学衡》派与《甲寅》派在中国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出现，在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派看来，是相当滑稽，不合时宜的。这两个派别出场之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新文化派们便以胜利者的身份在观看这两个派别的登台亮相，免不了发出几声讥讽，下出一截论断。针对梅光迪的批评，胡适并没有从学理上作正面辩驳，而是露出不屑一顾的心理情态，不仅漫不经心地陈述此事：“今年（一九二二）南京出了一种《学衡》杂志，登出几个留学生的反对论，也只能谩骂一场，说不出什么理由来”，还用历史宣判的口气说道：“《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地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说文学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156页。并专门作了一首打油诗来调侃梅氏：“老梅说：/‘《学衡》出来了，老胡怕不怕？’（迪生问叔永如此。）/老胡没有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一本《学骂》！”胡适：《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0页。到了《甲寅》周刊出现的时候，面对章士钊等人的反驳，新文化派们已经没有了理会的热情，都只是“懒扬扬的在招架着”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版。。胡适也用十分俏皮的话来表达对章士钊的拒斥：“我的‘受降城’是永远四门大开的。但我现在改定我的受降条例了：凡自夸‘摈白话弗读，读之弗卒’的人，即使他牵羊担酒，衔璧舆榇，捧着‘白话歪词’来投降，我决不收受了！”胡适：《老章又反叛了！》，《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304页。在嬉笑怒骂之间，新文化派将反对者的招式轻描淡写地作了化解，没有充分正视他们言说中部分合理的声音。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充满了艰难和坎坷，这些艰难和坎坷并非完全是由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引起的，相反，很可能还与新文学的话语域里不能适当容纳相异声音的特性有关。在文化发展的取向中，坚持一元是不正常的，坚持多元化才是一种正确的做法；一元化容易导致文化专制，多元化才能维持文化发展的平衡态势。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学衡》《甲寅》的历史功过，就应该在多元文化的视野之下，从维护中国文化生态平衡的角度出发，来合理公正的看待他们。
20世纪中国文化版图上的《学衡》与《甲寅》
1922年1月创刊，直到1933年出了79期才停刊的《学衡》杂志，拢集了一群相当有水平的知识精英，其中包括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汤用彤、柳诒徵、王国维、陈寅恪等等。他们大都有过留洋的学习经历，深谙西方文化和文学。吴宓1917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学习，192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随后应梅光迪之邀，来到南京的东南大学任教。梅光迪21岁以庚款赴美，1919年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1921年出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胡先骕曾经是一位植物学家，起先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回国后不久，又奔赴哈佛大学进修人文学科。汤用彤1918年赴美深造，1922年在哈佛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后出任东南大学哲学系教授。柳诒徵是历史学家，曾游学日本。留学经历最丰富的就数陈寅恪了，他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所以他的学术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总之，像《学衡》这样，办刊持续10余年，作者阵营如此强大，如此整齐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其实是不多见的。
如此豪华的学术阵营，照说可以打造一片江山，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地形成一股浩大的势力，但事实并非如此，在20世纪的文化版图中，学衡派并没有劈得自己按实力可能得到的一块天地。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主观的和客观的因素都有。从主观上说，在白话已经成为部颁的国语之后，学衡派固守自己的文言表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自己观念的广泛传达，因而不可能像新文化派那样，以白话作为传输自己观点的主要语言媒介，从而一下子在广大群众之中造成很大声势。客观上来说，受西方人文主义思想深刻影响的学衡派，其理论主张与“五四”新文化派相抵牾的，尽管他们是第一批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出全面而深刻反思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反思在许多方面也不乏合理性，但仍然遭到了“五四”新文化派猛烈的反击。《学衡》出刊不久，周作人就在《晨报副镌》连续发表了《〈评尝试集〉匡谬》《文艺上的宽容》《国粹与欧化》《贵族的与平民的》等多篇文章，对梅光迪、胡先骕等人的思想观念提出批判和质疑。到1934年为孙席珍编选的《现代散文选》写序言时，周作人把学衡派同近代复古主义相提并论，并说：“只有《学衡》的复古运动可以说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真是为文学上的古文殊死战，虽然终于败绩，比起那些人来要更胜一筹。”周作人：《〈现代散文选〉序》，《大公报·文学副刊》，1934年12月1日。这里虽然对学衡派的评价较之以前略有提升，但仍然不忘对他们的文言书写形式和复古主义倾向加以批驳。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推出了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这套大系是为文学革命作的一次大规模的历史总结，是要从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上为新文化运动重新塑造合法性。大系的“文学论争集”部分由郑振铎编写，在导言中，郑振铎这样评价学衡派：
复古派在南京，受了胡先骕，梅光迪们的影响，仿佛自有一个小天地；自在地在写着“金陵王气暗沈销”一类的无病呻吟的诗。胡先骕们原是最反对新文学运动的，他对胡适的《尝试集》曾有极厉害的攻击，又写了一篇《中国文学改良论》。梅光迪也写了一篇《评提倡新文化者》。他们的同道吴宓，也写着《论新文化运动》一文。他们当时都在南京的东南大学教书，仿佛是要和北京大学形成对抗的局势。林琴南们对于新文学的攻击，是纯然的出于卫道的热忱，是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来说话的。但胡梅辈却站在“古典派”的立场来说话了，他们引致了一些西洋的文艺理论来做护身符，声势当然和林琴南、张厚载们有些不同。但终于“时势已非”，他们是来得太晚了一些。新文学运动已成了燎原之势，决非他们的书生的微力所能撼动其万一的。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6年版。
在这一段话里，郑振铎把学衡派当作与林纾、张厚载同属一路的“复古派”，并不太认可学衡派的西方学术素养，把它们看作是这一派别为自己的言论张目的“护身符”，并用“终于‘时势已非’，他们是来得太晚了一些。新文学运动已成了燎原之势，决非他们的书生的微力所能撼动其万一的”的语句来作结，宣判学衡派逆历史潮流而动从而必定走向失败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