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之后，立即宣布解散了国会，撕毁了《临时约法》，采取了祭天祀孔、制礼作乐、恢复爵位等复古措施，并用徐世昌为国务卿，又延聘了大批遗老任参政院参政。说也奇怪，民国成立之初，一般遗老旧臣都把袁世凯比作王莽、曹丕一流人物，人人口诛笔伐，恨不食其肉而寝其皮。现在见了以上种种措施，便又回嗔作喜，论调为之一变。他们纷纷称赞袁宫保“才堪应变，智足匡时”，不惜忍辱负重，以报故君。他们推论说，过去由于南方革命党人的力量非常强大，全国人心又一致倾向共和，袁不得不接受南方改建共和的条件，以保全自己的实力。而当国民党被打垮，他自己的力量足以控制全局的时候，他就准备还政清室，以全臣节。此种苦心孤诣，直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
1914年3月9日，袁世凯在北京建立清史馆，礼聘在青岛的前朝旧臣赵尔巽担任馆长。赵尔巽从青岛动身的时候，有一位遗老写了《共和解》一篇大文，托他带给袁。文中引证周成王登极时，因年幼不能理政，由周、召二公夹辅王室，称为共和政治，以此说明共和乃是君主政体而非民主政体。这位遗老就是1900年做吴桥县令，上书清政府请取缔“拳匪”的劳乃宣。他想起当年写《义和拳教民源流考》一文而大为时论所称，此时又想一鸣惊人，通过赵尔巽这个跳板，搭上袁的那条船。赵北上不久，他又写了《共和续解》一文寄去，另有函致赵说：“总统之任，必有满期，退位后无异齐民。其时白龙鱼服，无以自卫，怨毒所蓄，得而甘心，不测之灾，必难获免。项城识略过人，必早虑及此。以管见推之，以为必示人以非富天下之诚，而后足以戢纠桓之骄气。然此时遽议归政，冲主不能亲裁，别求居摄，殊难其选，实仍无以逾于项城。故愚意预定十年还政之期，昭示天下，而仍以欧美总统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福威玉食，一无所损，所谓闭门天子，不如开门节度也。还政之后，锡以王爵，则与总统退位复为齐民者不同。爵位之崇，仅下天子一等，自必堂高帘远，护卫谨严，不致有意外之患……且总统无传家之例，而王爵有罔替之荣，如是则项城安而王室亦安，天下因之以举安，是以深冀我公之上陈，项城之见听也……公谓成先朝之史，以报先朝之恩，窃谓此说得行，其所以报先朝之恩者，尤胜于修史万万。”
这位遗老歪曲经典，信口开河，绘制了这张政治蓝图。他认为溥仪仍在幼龄，袁可以居总统之名，行摄政王之实，摄政之期暂定十年。十年期满，可以受封王爵，世袭罔替。这是超出“帝制自为”或“帝制人为”的另外一种帝制，真个是：幻想在九霄云外，荒唐绝万古之伦。他不仅为袁打算，更确切的是为他自己打算：如果此说得行，他的功名富贵，当然不在话下。这位遗老还怕这封信不能送到袁的手里，又写信给袁的亲家周馥，请其代敲边鼓。信上说：“赵次帅自京来岛，谓闻项城自言：‘今日所为，皆所以调护皇室，初无忍负先朝之意。曾商之世相，欲卸仔肩，而世相言无接手之人，故不得不冒此不韪。’诚如所言，则项城之心亦良苦矣。当以《正续两解》质之次帅，问其可否代呈项城，次帅曰可，因即请其携之入都……伏思我公历事屡朝，恩深位重，孤忠耿耿，至今梦寐不忘。于项城有父执之谊，识拔之雅，近又缔结丝萝，亲同肺腑，若出一言，重如九鼎。可否将狂瞽之言，转达聪听？倘荷采择，见诸实行，非特有造于先朝，所以为项城者，亦不啻出诸九渊，升之九天也。”
为了做得更牢靠点，他又写第三封信给正在北京的袁的好朋友徐世昌说：“我公既受先朝重任，又与项城至交，此策得行，两无所负。忆己、庚之际，拳匪初萌，弟在吴桥任内，考出义和拳为白莲教支流，刊《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分布各处；又通筹办法，屡举上官，而直省台司，褒如充耳，以致酿成滔天之祸。时项城出任东抚，道经连镇，弟往迎送，以刊出原稿面呈。项城大为嘉纳，到东后一切照行，联军到京，东省卒得保全。其取义之宏，从善之勇，令人感佩。今夏在青岛蒙赐手书，尚有‘昔庚子之变，执事不惮苦心，标正论以拯危亡之祸’之语，是项城用弟言而取效，至今犹未忘也。窃谓弟今日所言，尤关重大，若荷听从，较之庚子更胜万万也。”
这时候，一般亡国大夫口口声声大谈其忠义气节，他们把青岛、大连一带的外国租借地当做他们的“首阳山”，而当袁政府聘请他们担任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或参政院参政的时候，他们又有“幽谷逢春”之感，纷纷命驾前来。劳乃宣明明知道，袁世凯出身于清朝总督，最重视有同等资历的老官僚，因此削尖脑壳写信给三位总督大人，请求代达他的意见，这三封信都到达袁的手里。袁虽觉得劳的文章做得文不对题，倒也别出心裁，即下条子聘为参政院参政，叫徐世昌代为促驾。这样一来，一般遗老和复辟派都认为劳乃宣真正摸到了袁的底子，于是刘廷琛撰写《复礼制馆书》，宋育仁公开发表“还政清室”的演说，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后来有人称民国三年为复辟年。
1914年11月10日，肃政史夏寿康提出检举复辟谬说案，袁世凯批：“交内务部查明办理。”接着，参政院参政孙毓筠也提出查办复辟谬说案。袁世凯用转移目标的手法，无中生有地说：“你们莫错怪了前清遗老，这都是国民党散布的谣言。前些日子，政事堂接到一个怪电话，说什么京内将有兵变。这也是他们制造的谣言。”
此后，由于复辟之谣愈传愈广，全国反对复辟之声愈唱愈高，袁家走狗也认为不能置之不理，纷纷提请查禁。11月23日，袁世凯发表了禁止紊乱国体邪说的申令。申令说：“参政院以讹言萌动，骇人观听，列举淆乱国体，离间五族，危害清室，惹起外交，酿成内乱，请查照新刑律内乱罪从重惩治，以弭祸患。又都肃政史、肃政史全体以邪说惑民，紊乱国宪，请明令禁止，并饬严拿治罪。又各省将军、巡按使先后以莠言乱政，害及国家，请饬各省从严惩禁……清孝定景皇后外观时势，内顺舆情，不忍以家天下之私，贻害万众……崇德隆轨，中外同钦……本大总统受事三年，心力交瘁，勉维救国救民为重，不得不力任其难……有人谬托清流，好为异论，不特为民国之公敌，且并为清室之罪人。惟本大总统与人以诚，不忍遽为诛心之论，除既往不咎外，用特布告中外，咸使闻知。须知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说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谣言或著书立说及开会集议以紊乱国家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以固国本而遏乱萌。”这道申令一发表，所有复辟派和前清遗老才知道他们撞了木钟，害怕因主张复辟而惹祸上身，于是有的闭门不出，有的仍回青岛、大连一带“避嚣”。劳乃宣正在兴致勃勃地由青岛走到济南，也吓得掉转头退回青岛去了。这种情况，和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一般西装革履之士，害怕犯有乱党嫌疑，因而深居简出，正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这道申令发表后，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搔不着痒处，纷纷通电反对复辟。其中反对得最厉害的却是辫子军大帅张勋。他在电报中坚定不移地说：“国事非等于弈棋，政体岂同乎儿戏！”
关于查禁复辟谬说一案，究竟是真是假，内务部也弄不清楚，但既奉到批示，自不能不公事公办一下。他们检查了宋育仁的“还政清室”的谬论，认为“该员年老荒谬，精神瞀乱，但无着手实证，拟请递回四川原籍，交地方官妥为安置。”这似乎是一种“递解回籍”的处理，所不同的，不是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而是妥为安置。袁批：“如拟办理。”一面派人致送程仪三千元，并电令四川地方官按月致送休养费三百元，这就说明不是“递解回籍”而是“礼遣还乡休养”了。
其实想肃政史夏寿康这些本想拍袁世凯复辟帝制马屁的前清遗老，都是看到袁世凯祭天、制定新宪法，尤其是14年7月份的更改新官职，看出来复辟帝制的迹象，只是一巴掌拍在了马腿上，因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是真，只是这个复辟的王朝应该是袁家天下而不是爱新觉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