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府对新兴民营工业的全力支持和东北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尤其是欧战爆发之后，英法德俄等国几乎放弃了对华经济侵略，反而大幅度提高了从中国市场进口纺织、面粉等轻工业产品，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民营工业的迅猛发展。
例如：以辛亥革命前1903年——1908年为例，新工业公司在旧商部注册的为二百六十五家，平均每年注册的企业为约四十四家。而1913—1916年，仅在奉天一省注册的企业就高达五百六十四家，平均每年注册的约一百一十家。而且投资额更是出现了大幅度增长的现象，辛亥革命前1895—1911年间厂矿投资总额为一亿一千一百三十一元，而1913—1916年四年之中投资总额就达一亿四千二百八十六万五千一百三十四元，比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十六年之间的投资总和还多三千多万元。
像荣氏家族，1902年在无锡创办了保兴面粉厂（茂新前身），只有石磨四套，日出面粉不过三百包，由于外粉倾销，颇多亏折。辛亥革命后形势好转，营业大有起色。1912年茂新获利十二万八千两，转亏为盈，除付还各欠外，尚余数万。荣家依此扩大生产，于1912—1914年创建了福新一、二厂，随后到锦州投资办厂，到1916年，荣家仅在东北就发展到锦州、奉天、葫芦岛等三个分厂，粉磨增加到一百零一台，比创办时增长二十四倍多。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欧洲各国粮食生产减少，迫切需要面粉，中国所产面粉运销英、法、土耳其、日本、东南亚等地，从而促使中国面粉工业得以迅猛地向前发展。致使整个中国面粉业，在欧战期间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1912年，中国面粉进口尚高达三百二十万担，而14年下半年就有入超变为了出超，到1918年达三百万担，1920年更猛增为五百万担，其中仅东北就占据了面粉出口的半壁江山，其余的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
除了面粉行业外，东北发展较快的轻工业还有榨油和火柴业。
中国新式榨油工业，在东北形成了以葫芦岛、营口为中心，华北以青岛为中心的两大生产基地。由于东北以出产黄豆盛名，以生产豆油为主；山东出产花生，青岛是花生油生产的中心；江浙产棉籽，上海多产棉籽油；汉口为桐油集散地。辛亥革命后特别是欧战期间，油料为各国所需，我国旧式油坊不能满足需要，新式油坊应运而生。东北大连1913年有新式榨油工厂五十二家，1916年葫芦岛、锦州两个港口区又形成了八十二家（其中大多数为华商所开办的工厂）。油料输出也逐年增加，以豆油为例，1913年输出为四十九万一千担，1916年增加到一百五十六万五千担，四年之间增加了二倍多。
而火柴工业的发展也较快。据统计，1905—1913年我国的火柴厂开设了52家，1914—1918年增加到113家，十年时间就增加了61家，比1913年前增加了一倍多。由于国产火柴的增长，部分满足了人民的需要，进口的火柴不断减少。据统计：1913年火柴进口为五十六万八千九百六十三箱，1914年就降为四十七万六千七百十五箱，1915年降为四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八箱，1916年更降为四十一万二千四百十四箱。若以1913年进口指数为100，到1916年进口火柴指数降为72.5％。当时经营火柴的工厂，“无不获利倍蓰。即如北洋一厂，开办时资本不过二万元，到1917—1918年间竟获利十万余元”。被人们称为“中国的火柴大王”的刘鸿生，于1920年创办了鸿生火柴公司，最初资本不过十万元，后来发展为规模巨大的大中华火柴公司，所产火柴行销长江流域和两广、闽浙地区。
与轻工业迅猛发展相比，重工业的发展虽然较前清仍然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是更多地是集中在以官僚资本和外国投资者上，民族资本相对薄弱。
虽然辛亥革命后政府公布的《矿业条例》，鼓励人们从事采矿业，因而采煤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据统计：1912年向农商部领取的矿照为二十一件，1913年为三十二件，1914年为五十八件，1915年猛增为一百五十三件，其中以领取煤、铁、金、银矿照的居多。例如领取采煤的矿照，1912年为十四件，矿区面积为五千一百四十五亩；1913年为十九件，八千三百九十七亩；1914年《矿业条例》公布后，就上升为二十七件，二十五万三千五百四十二亩；1915年更增为五十六件，二十四万一千八百十四亩。四年之间领取的矿照增加了三倍，矿区面积增加近五十倍。机械采煤量也从1912年的五百一十六万吨，增加到1919年的三千二百八十多万吨。但是在新增产量中，除了东北政府控制下的阜新等东北煤矿产量高达八百万吨外，后来在山西、河南、徐州等地形成的大型煤矿也都有政府背景的大资本家所控制，这是后话。
当然也有例外的，如纯为民族资本创办的山西保晋煤矿公司，产量就增加很快：1912年产量为二万一千多吨，1916年上升为七万一千多吨，1920年猛增到二十二万五千多吨，比1912年增长九倍多，企业也由亏损一变而为盈利。该矿在1916年以前年年亏损，1916年盈利达四十三万元，占资本总额的15％，1919年盈利也有十一万九千余元。随着煤产量的增长，进口煤逐渐减少，出口煤不断增加。据统计：1914年进口煤炭价值为八百七十万海关两，出口煤炭价值为九百二十六万海关两。出入口相较，出口额已经超过了进口额，煤炭业的发展“猛进无绥”。
而1911年全国总产量为十二万一千多吨的钢铁业，到1916年发展为九十一万四千吨（其中铁为七十六万九千吨），赤峰钢铁厂和马鞍山华美钢铁公司产量均突破了三十万吨。与此相比，钢铁进口量也在减少，1911年入口为二十一万九千吨，1915年降为十二万五千吨，降低了约43％，1917年更降为不足十万吨，且多为技术含量较高的钢材。随着钢铁产量的增加，国内铁矿需求相应增加，铁砂产量也随之增长，出产的铁砂除满足国内需要外，还有出口。如1912年铁砂的产量（机械开采）为二十二万一千多吨，净出口为二十万另四千多吨；1916年突破百万吨，净出口更是超过了四十万吨。从铁矿开采手段来看，也有显著进步，机械开采和冶炼的比重都有所提高。1912年机械开采的铁矿只占30.6％，机械冶炼生铁只占4.5％。1916年机械开采的铁矿上升为55.6％，机械冶炼生铁上升为53.8％。由华商经营的制铁工厂也有增加，先后在上海新成立了和兴钢铁厂、大冶的济华铁矿公司（1917）、汉口的扬子公司以及后来的石景山炼铁厂等。
锑、钨为军事战略物资，欧战期间价格猛涨，我国出口猛增，获利倍蓰。1912年纯锑产量为一万五千吨，1917年增至三万三千吨。钨在1915年始发现，1916年产量就达二千吨，1918年猛增至一万余吨。钨主要输往美国和日本。它主要产于湖南，产量占全国产量的90％。湖南的锑砂和纯锑在欧战期间为各参战国所争购，纯锑一吨价值由一百四十六元上涨至一千元。据统计：1914年锑砂出口十五万六千九百七十九石，总值二十五万五千多两，1916年纯锑总值为四百六十三万四千七百二十五两，生锑总值为四百六十七万多两，1917年生锑出口为三十二万多石。湖南用机械开采锑矿的华昌公司，在此期间利润收益猛增，因此于1915年扩充商股至九十六万两，1916年冬又加入商股二百另四万两，总资本达到三百万两。该公司除在长沙设立冶炼厂外，另于益阳、安化、新化等县设立采矿场及生锑制炼厂，并在上海和美国纽约设有分售处，直接对外贸易。由于锑价猛涨，该公司1916年的纯利竟达到一百二十七万两。
此外，以从欧洲进口为主的水泥业，由于欧战的原因，欧洲水泥来源断绝，因此国内水泥工业得以发展。除原有唐山启新洋灰公司、湖北大冶水泥公司、广州的广东士敏土厂三家水泥厂外，又新设了上海龙华的上海水泥公司，南京龙潭的中国水泥公司与无锡的太湖水泥公司、河南的六河沟水泥厂四家水泥厂。这期间，水泥生产异常有利，每桶水泥由市价五元涨到十元。
除了东北以外，民族资本随着经济的发展，也从集中在天津、武汉、上海等少数城市逐步蔓延的全国较大城市，而且随着铁路和航运的进一步发展，铁路沿线及港口城市也逐步形成了小规模的工业区。
这里需要点明的是，相对于政治敏感性很强的铁路，中国商船在欧战爆发后增加较快。1910年，中国共有轮船八百八十五只，总吨位为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吨。到1916年，猛增到一千三百四十三只，吨位上升为十万零二千七百五十七吨。1919年轮船数达到一千四百一十只，总吨位上升为十五万二千五百八十五吨，与1910年相比，轮船增加五百二十五只，吨位增加六万三千六百九十七吨。这期间我国船数虽然增长较快，但增加的大多数为小轮船，而且以4吨以下的居多数，所以中国的轮船只能在沿海和内河航行，航行外海的很少。这说明中国的航运事业虽有发展，但仍很落后，中国内河航运和外海运输仍然操纵在帝国主义国家轮船公司手中。以长江为例，中国的运输船只和运输的吨位各只占26％，而英国船只占38％，总吨位占40％，日本次之，船只占31％，总吨位数占31％。
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出口经济的迅猛发展和1915年的到来，东北政府的财政问题得到的极大的缓解，虽然前两年新建工厂按照减半的优惠政策收税，但相对于上一年全面免税来讲，财政收入仍然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过去那种完全依靠外国借款度日的财政中，本地税收已经能够占到日常开支的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