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里的这一“化”的概念，与前者“生”的概念有所不同，它比“生”更为玄妙奇幻，在于它不是肉体的传递，而是灵魂或精魂的转借变化，其实质与“生”是不同层次的造物幻想。在这里，把生与化这两种造物创世的思想提到一定程度上，与老子哲学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的理念相呼应，这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一个重大特征。
《山海经》将人类物种起源或创始，融于人性、神性和兽性之中，体现了先民的原始思维的哲学理念，那种把《山海经》完全局限于巫书范畴，则是不够全面的，而所谓巫书应该说这只是它的表现形式，究其内容其中是具有不少哲学理念的实质的。
二、老庄哲学的“混沌”思想
老庄哲学术语中的“混沌”一词，《老子》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而生。”对此，有关历史文献写作“昆成”、“混沌”，《史记·五帝本纪》作“混沌”，《左传·文公十八年》作“浑敦”。最早或较为深沉之词见于《西次三经》：
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浑沌死。
袁珂先生在其《中国神话通论》一文中，解释这则神话中的“倏”与“忽”时说：“倏、忽，譬喻的是一瞬间的时间。当宇宙还是混沌一团的时候，就连一瞬间的时间观念也不会产生。直到混沌开辟，才有时间观念的产生。”由此可见老庄哲人将混沌喻作宇宙，而作为宇宙之一的倏与忽产生之前，原是浑沌的世界，当宇宙产生了，从此也就结束了混沌状态。因此，《西次三经》这则神话中的浑敦无面目的帝江，是隐喻先民的世界观对宇宙认识的原始思维。于是，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说《山海经》这部古籍的性质，仅从它所反映的哲学理念着眼，便不能单纯地以巫书类对待。它是具有哲学理念的古书。这样评说是不为过的。下面再简要地搜索发掘一下《山海经》里所包含的我国儒家和道家的另一哲学理念——“天人合一”思想。
三、“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主要内容，即《周易·系辞》强调说的“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所谓“天之道”说的是自然的变化规律。所谓“民之故”讲的是社会与人类关系，二者合一，就能观经中这一人格化的神浑敦，不论写作昆成、混成、混沌或浑敦，皆同义。如何理解和解读这一关系到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的关键词语呢？为此，向来史家有不同的解释。杜预《左传》注：浑敦为“不可通之貌”。有的学者说：《老子》的“有物混成，先天地而生”，意思是说，有那么一个物体，在混沌当中形成，先于天地而生。这自然是指浩瀚无边的自然天体，而形象的比喻，说者多引《庄子·应帝王》云：
察和掌握自然与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有利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运动。它是我国古代内陆型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哲学理念。人们早就意识到土地是“财之本”，不误农时是“货之源”，“天”（自然）和“人”（农业劳动者）相结合就构成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所以，不论儒家还是道家都十分重视“天人合一”，如荀子在其《天论》中说：“天利有常，不为尧存”，庄子在其《天下》中也说：“以天为宗，以德为本”，又《逍遥游》“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为一”，可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要是围绕“天”和“人”进行的。司马迁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正是这一传统思想文化的中心。
对老庄哲人所追求的崇高的“天人合一”思想，在东周时期被重视和释放，不是空穴来风，无本之木。究其根源，其发端在《山海经》中已见其端倪。《山海经》中屡见不鲜的世间人格化的帝与妻生天上日月的神话，就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雏形。例如《大荒西经》所载人格化的帝俊有三个妻子：羲和、常羲和娥皇；前者经文云：羲和“生十日”，后者经文云：常羲“生月十有二”。这里告诉人们，日与月是同父异母的兄妹，都是人格化帝俊所生。又这些人格化帝的子孙分别管理其他天体星辰的运转工作。例如《大荒西经》云：“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印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这些人格化的神观察监督日月星辰的运转，其管理方式是以家庭分工进行的，将天上、人间、地下的关系交织在一起，是多么的富有亲和性。
此外，《山海经》中表现远古“天人合一”思想还反映在史前氏族部族间的战争上，例如《大荒北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由此可见，这些人格化的帝求助利用天体自然的现象及风雨和与天体相结合的现象，将“天人合一”原始思维的雏形显现无遗，而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延伸和发展，在跨入历史时期后，发扬光大者，则是《易经》。
四、《山海经》与《易经》的比较
研究表明，《山海经》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生动地跃然于《山海经》的许多神话之中。笔者发现该书与同为东周时成书的《易经》，无论是性质和内容，尤其是其中的一些哲学观念，均有相近之处，可以说许多地方是《易经》传承发展了《山海经》中的哲学思想，只不过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山海经》同《易经》相比，前者文字显得简略粗糙、杂芜，述事说史表物不连贯，凸显了原始粗犷的野蛮思维；后者文字清晰又条理，说事连贯，思维近乎文明，具有一定的思辨逻辑系统。这里仅就二书有关的哲学理念作扼要的比较。
（一）体制
《山海经》称经，《易经》也称经，经的命名不是随意的，必须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着作才能称其为“经”。称经者，按文意，应是史的升华与提炼，是更高级的产品。《说文解字》云：“经，织也”，经纶也，经纶万古也。《山海经》在当时（东周）是一部重要的经典着作，《山海经》可以与中国古代的《诗》、《书》、《易》、《礼》、《春秋》媲美并列。它是一部反映中国古代史实的重要着作，也是一部记载原始社会史料最早的文献。时下有一些学者说“《易经》是先秦思想文化的源头”，此说似与事实不符，我认为其源头应是比《易经》还古老的《山海经》。
（二）性质
《山海经》和《易经》两书的体制表述形式、内容侧重点等不甚一致，但其性质却有相近之处。《山海经》一书的性质，前面我不止一次地提到，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这是因为它记载的内容广泛，涉及天文、地理、历史、民族、动植物、医药、神话等，可谓天上、人间、地上无所不包。
而《易经》的性质，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皆可援易以为说。”而今我国《易经》的研究者也无不视《易经》为“中华文化的百科全书”为是。可见《山海经》与《易经》在性质上是很相近的，均可堪称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部经典。
（三）内容
《山海经》和《易经》都以有着浓郁的迷信内容为其特色。前者以鲁迅和袁柯为代表，界定为“盖古之巫书”；而后者以为大多数研究者公认是卜筮、占卦之书，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所谓：“《易》则寓于筮，故《易》之书天道以明人事者也。”说明两书皆被鬼神迷信所包裹。但二者的表现形式却有所不同。《山海经》多以惊人骇世、荒诞不经的神话传说巫事见长，而《易经》则多以卜筮、占卦、爻辞、思辨为其特征。如若剥去它们的神秘迷信外壳，则殊途同归，而都凸显出中国古典哲学的光辉和古人的思想智慧。《山海经》多体现着中国上古传说时代初民的宇宙观——“物我混同”的原始思维，而《易经》则多表现着辩证思想、阴阳理论、化生观念等哲学理念。《易经》中的许多哲学思想和对宇宙认识的智慧可称之为是对《山海经》的传承。时下一些《易》学的研究者视为“《易经》的占筮是中国古代哲学之母，预测学之鼻祖”。我认为实则《山海经》才是哲学之母，预测学之鼻祖（下详）。
（四）哲学思想内容
《山海经》与《易经》的哲学思想相若者，大凡有“天人合一”、生化理念、预测思想（即忧患意识）、阴阳和合等，下面择其要者，约略述之。
其一，首先说“天人合一”思想。这一哲学思想在《山海经》里是通过神表现的。例如《大荒东经》云：“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大荒西经》云：“帝俊妻常羲，生月十二”。这种人神化将人与天体日月交织结合在一起，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雏形。而《易经》主要是讲日、月天地阴阳运动之书，故《系辞》多处提到“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所谓“天之道”即是讲自然变化的规律。“民之故”是讲人和社会的关系，以此观察进而掌握自然和社会发展变化的道理。《系辞传》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出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以此去指导人们的活动，趋吉避凶，如此这般天道、地道、人道的“三才”合而为一，就成了《周易》的主要内容。因此观之，《山海经》所表述的人与天体结合的思想，是人类“物我混同”幼稚的原始思维。而《易经》所讲的“天人合一”思想，是要使人们知道自然天体的变化，掌握它的规律进而有利于人的生存。在这里便不难认识到历史时期所讲的“天人合一”，是思想境界的一次飞跃，它从原始神话发展成认识天体使之有利于人类的哲学理论。从而也就可知，中国儒家津津乐道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植根我国史前先民“万物皆我”或“物我混同”的思维，将自身与天体等同而产生。这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天人既无二，于是亦不必分别我与非我，我与非我原是一体，不必且不应将我与非我分开。于是内外之对立消弭，而人与自然融为一片”。由此所见，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山海经》可说是“源”，《易经》当说是“津”，这是十分清楚的。
其二，生化理念。大家都知道，世界上生命的起源，按照达尔文的说法，无论是细菌，还是人类、苔藓、树木，都是从一个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而我们的祖先对自身的生命，却有一种感生和自然界动物互化的神话。这一类神话在《山海经》中随处可见。
在感生方面，例如《海内经》云：“鲧腹生禹”。历史时期，这样的历史记载可谓不乏其例，如《诗·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履帝武敏歆……载生载育，时维后稷。”《史记·周本纪》：周祖“姜原出野，见巨人迹……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这是感生。而人和动物互生者，《海内经》云：“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这虽是神话，但都反映了中国传说时期的先民对自身的生产观念。
在动物的互生互化方面，《山海经》中也屡见不鲜，例如《中次三经》云：“禹父之所化”，是说大禹的父亲鲧变化为一异物。何物，《海内经》注引《归葬启筮篇》：“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又《西次三经》：“钟山。其子曰鼓，其状人面而龙身，是与钦杀葆江……帝乃戮之……钦化为大鹗……鼓也化为鸟”，这是人格化之神化为异物鸟之例。还有与水中动物互化者，不再列举。这是《山经》所记传说时代先民的生化观。
而《易经》的生化观，已由原始思维“万物皆我”的思想特点发展为人和自然界宇宙、社会关系的理念。《易》曰：“生生谓之易”，是《易经》的核心。其生化观，据《系辞下》：“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生。”是说天地二气互相会和，万物感应，精纯完固。万物之中，雌雄男女形体交接，遂而生生不息。这宇宙万物互相影响生化观，但它又是发展变化的，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又“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易·系辞上》），强调事物不是固定永恒的。可见《易经》这一生化思想，应该说是受《山海经》所记先民对自身与动植物互为生化的思想影响的结果，抑或可以说是这一思想的发展升华。所以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生化观的发生发展过程是由原始的感生到受阴阳支配男女构精的过程。
其三，阴阳思想。阴阳是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特征，也是生命科学的要旨。《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然则何谓阴阳？凡天地间两相对者，如天地、日月、水火、父母、男女、雌雄、昼夜、寒暑、奇偶数等等。总而言之，凡世上万事万物的运动都是阴阳的运动。
《易经》的阴阳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深而究之，我认为是开启于《山海经》传说时代初民的生殖而来，经文中对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动物的雌雄或牝牡的认识，就是中国古代阴阳观最早最原始的记载。此类记载《山海经》中有三条。例如《北次三经》云：“有鸟焉……是自为牝牡，名曰象蛇，其名自。”又《南次一经》云：“有兽焉，其状如狸而又有髦，其名曰类，自为牝牡。”
这种阴阳观是原始人在现实生活中观察体验自身和动物有牝牡生殖的结果。考古文化中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出土一人像陶壶所塑的男女生殖器官，和河南汝州洪山庙仰韶文化中出土的彩陶男性生殖器官图像，并值得注意的是，图像两男根作盘绕相交似《易经》象征的“太极”图像。这对太极图像的由来是不可忽视的实物资料，当正是史前人类阴阳观最真实最具体的反映。从而可知，《山海经》的牝牡结合的生化观和马厂、洪山庙文化男女生殖器官并存和男根之作似“太极”图像，无不说明其为《易经》阴阳和合思想的鼻祖，它是植根于原始人类的生殖观发展而来的。
其四，忧患意识。农业社会是产生忧患意识的根源。前面笔者提到《山海经》与《易经》均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讲究巫术、占验、占筮算卦的迷信。这些迷信活动，探其源，均发端于原始农业生产受自然气候影响给人们带来的收获不稳定的忧患。这种忧患意识，在《山海经》里不下几十处，可以说充满了整个《山经》，并散发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其表现形式是预测性的。下面仅列几则，可察其情。例如：
常游清泠之渊，出入有光，见则其国为败。（《中次十一经》）
有鸟焉，其状如鸮而人面……见则其邑大旱。（《西次四经》）
有鸟焉，其状如凫，而一翼一目……见则天下大水。（《西次三经》）
有兽焉，其状如犬而人面……见则天下大风。（《北次首经》）上述类似记载中以预测旱情的为最多，不下十几条。旱情关系到农事的收成。而原始人出于对可能发生的旱情的忧患而所作的预测，在考古学文化中，河南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卜骨，就是中国古代最早预测学的实物见证。
而《易经》也是忧患之作，其中的卦象、爻辞，均含有自我反思的忧患意识。《易·系辞上》云：“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明于忧患之故”。这是说没有思虑，没有想法，没有预测的思想准备，就很难安逸。要察觉其忧患，才能达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境地。
因此，从两经忧患意识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中华民族思想的精髓，不是偶然凭空而起的，是孕育有时，发展有渐，它的发生是萌芽于《山海经》所述传说时代先民的忧患，发展于历史时期，并成为《易经》的预测学。而《易经》的预测学，一言以蔽之，其发生的动机是《山海经》的忧患意识，《易经》的预测学是以卜筮、占卦为其表现形式。《山海经》是忧患意识之源，《易经》将忧患意识发展升华为哲学理论的经典。
有关《山海经》和《易经》的哲学理念，就说到这里，其他还可资比较者，如医学等，都还值得予以阐发，容后拟另辟专文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