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与仰韶文化》，是我近年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所写的一本书。从书的命题可看出，它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整合，目的是试图以传世历史文献为线索，考古学文化为证据，去说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炎黄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源头。
我为什么对这一课题情有独钟呢？话得从上个世纪50年代说起。1955年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临将毕业，是年秋的田野考古实习项目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使我第一次接触到饰有栩栩如生图案的鱼纹彩陶。翌年秋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旋即参加了河南陕县庙底沟仰韶遗址的发掘。目光所及，又接触了绘着绚丽“花卉”纹的陶器，从而我对仰韶文化的情愫倍增。
艺术是文化的外化，而文化是艺术的内涵，面对这些彩陶，自然会联想到绘于陶器上纹饰的用意。因为陶器花纹是艺术，艺术发乎于人的感情，而情感源于生活。那么彩陶纹饰性质如何，意义又何在？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然而从仰韶文化发现至今，90年的时光，冉冉过去，考古学家以及美术史家们均还未说出个究竟。这一问题自然也时常萦绕于我的脑际，我着实在思考，且渐渐地有所领悟。
考古学文化是“物”的表现，而“物”的塑造者是人，是人类群体。所以探明人或人类群体则是考古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从这个意义出发，探索仰韶文化艺术的塑造者，首先应从探索人和人类群体着手，在中国传统的历史文献中去寻觅。而与仰韶文化的时空、史迹大致相呼应者，我注意到，为近现代我国学术界所公认的保存原始社会史料最为丰富的《山海经》。因为从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先秦传世历史文献中，只有《山海经》能说明仰韶文化这批“哑”材料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形态、史迹及其塑造者等一系列问题。可以说《山海经》透露出仰韶文化为中华文明初曙的文献记录，能为我们探索中国史前社会文化面貌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河南汝州洪山庙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后期彩陶纹饰的变化，已从以前的较为规范的形式，被一种尤为清新的反映现实生活的（如二鸟戏龟图、男性生殖器等）纹饰所代替。这就说明仰韶文化纹饰的意义，远非以往学术界所认识的“图腾”概念所能解读清楚的。鉴于此，我写就了《〈山海经〉与仰韶文化——对庙底沟彩陶纹饰性质和含义的解读》一文，发表在《华夏文明论集》中，我曾将此书寄给在50年代我在半坡实习，初学田野考古的辅导老师石兴邦先生，请先生批评指正，蒙先生的鼓励，函称这是目前我国对仰韶文化与历史学整合研究中具有“开拓性的一个新领域的命题”，本书也正是我对这一命题整合探索中的一部分。现在本书将推出付梓，其目的也是在于期望大家讨论，还仰韶文化塑造者一个归宿，也使仰韶文化所含的一些问题有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以便对仰韶文化彩陶纹饰的探索不再停留在演绎和变化的考古学的标型学上——没有新说，呈现着无果的缺陷。
我在《山海经》与仰韶文化这一课题的整合研究中有所领悟和小识，归纳几点，以资讨论。
一、《山海经》的性质与内容，千百年来，古今学者的研究颇多，着述也不少。有人认为，基于书名为《山海经》，山和海是地理要素，故其书应是一部古老的地理着作。又有学者说它像一块多棱的宝石，保存着丰富中国原始社会史料的“百科全书”，还有学者说它是神话类“盖古之巫术”。经过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我们认为《山海经》的性质应是像吕子方先生所说：“是一部名物方志之书，也可说是我国最早的类书”。正确地说是“志书”。其学术价值，与成书年代大致同时的《易经》相比较，发现二者在学术思想上有不少相似之处，反映出中国古代道家、儒家“天人合一”、“忧患意识”等哲学思想。同时在内容上，我们还感到《山海经》所记的动植物、氏族方国、中国古代英雄时代，如炎、黄等历史人物，与时空和文化大致相若的黄河流域文化相整合比较，它们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对照互证的一面镜子。
二、饕餮纹的起源与发展。所谓饕餮纹者，是中国先秦时期古器物上，尤其是青铜器上的一个反映人们意识形态，并在我国考古学、美术史和神话学上都占有显着位置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纹饰。但其源流、性质等问题，古往今来，研究者可谓不乏其人，然时至今日，无论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还是美术史家，均尚未见到把它说个清楚，道之明白者。
《吕氏春秋》所云“周鼎着饕餮，有首无身”的饕餮纹，是史前人类现实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纹饰。我在本书第二章第四节中将史书记载古代四神兽之一的饕餮，与仰韶文化彩陶纹饰相整合，论证了饕餮的由来，可谓源远流长。它产生于半坡类型的“人鱼合体”纹，其发展经历了龙山时代及夏、商、周三代，为古代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的纹饰或图像。
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母题纹饰是什么花纹，以及此花纹的性质，是当代考古学文化中学术意义甚为重要，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很有影响的问题。但至今人们尚未判别清楚，即对此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说。对此，我在本书第三章第三节里，将这一母题纹饰与《山海经》相整合，从庙底沟类型所处的地理环境、自然生态、土壤植被、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以及人类原始思维的“功利”主义等情况，做了比较翔实的考察与研究，认为庙底沟类型彩陶母题纹饰，不是作为当时人们赏心悦目的蔷薇类的花朵，而是在当时人们生活中很有经济价值和人文意义的果树柿树的花朵。从而得出了柿树的花卉可能是黄帝氏族群体的象征符号的认识。
四、炎黄二帝的问题。传世文献《国语·晋语》载，炎、黄这两个氏族都出自少典氏，向来史家都认为他们是同源。又神农与炎帝，同样在先秦文献里，大多皆记为两个不同时代的氏族，但是在往后的文献中又把神农与炎帝说成一个人，炎帝即指神农，神农即为炎帝。为此，我们在本书第四章的有关条目中，详尽地论述了“人鱼合体”纹为炎帝族群的象征符号，柿花为黄帝族群的象征符号。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对仰韶文化遗址发掘的经验表明，在黄河流域发现的这一遗存中半坡与庙底沟两个主要类型的地层关系，不止一处表明是后者叠压堆积在前者之上，从而在地层上说明半坡类型早于庙底沟类型。如此则证实炎黄二帝的关系——虽然文献说都出自少典氏，但他们从少典氏分离出来的时间是有先后的。考古文化地下材料证明是炎帝早于黄帝。为此我们梳理论述了炎黄二族的关系，从而对当前学术界对炎黄文化的探索或研究无疑是有益的。
五、《山海经》的记录形式。该书自汉以降就称为奇书，记录形式也是一个谜，是单纯以文字写成，还是以图画的形式来表现，古往今来，质疑不断。东晋时陶渊明的《读〈山海经〉十三首》的诗句中有：“泛览周王传，浏观山海图”，说明《山海经》是以图画的形式表现的。但南宋时的朱熹把陶渊明所见的《山海图》视为地图。当代对《山海经》研究用力尤多的袁珂先生也说《山海经》是有图的。但图是什么形式，袁珂先生并没有详述。对此，本书在第五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证。中国古代自原始社会以来，先民记事是以刻划记事、图画记事、图画文字记事继而到文字记事的。最早是刻划和图画。我们参照与《山海经》时代相应的仰韶文化彩陶纹饰，认为《山海经》的记录形式，应当是东周时《山海经》的编纂者们，把当时尚存的从古以来民间口耳相传的神话或传闻图画，以汉晋南北朝还得以保存的古代神话图画加“榜题”或“题记”的方式，文图一体编纂的。拙见也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
鉴于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炎黄文化的源头，课题宏大，覆盖面很广，不少问题都需要多学科的专家学者深入探讨和研究，这本书所论，自然谈不上有什么很高的水平和见解，只能算作写出了一点认识和体会。与此同时我也深深地感到，要探索中国早期文明，在研究方法上必须考古学与历史学相整合，相互印证。否则，单凭其中哪一方面都难以奏效，都难以获得立于学术之林的好的成果。
然而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看到，近年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召开了“文明探源——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学术研讨会。如果我们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注意不够，措施不力，解决得不好，我想将会出现像学术界一些学者所说的“失去见证的历史会变得虚无缥缈，见物不见人的文化是失落的文明”的局面，但我相信，在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社会科学研究的今天，在广大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勤奋努力的耕耘下，对这一课题的探索将会硕果累累，取得好的收获。谨此就教于广大读者，以他山之石攻错。是为序。
2010年5月1日于并州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宿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