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概从汉代始，将炎帝视为神农氏。例如班固《汉书·律历志》引《易经·系辞》：“稽之于《易》，炮牺、神农、黄帝相继之世可知……神农氏没，黄帝氏作。”尔后至魏晋时，杜预注《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姜，大岳之后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夫许，大岳之胤也”云：“大岳，神农之后”。又郭璞注《山海经·大荒西经》：“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氐人”云：“炎帝，神农”。按《汉书·古今人表》：径以“炎帝神农氏”，张晏注曰：“以大德王，故号炎帝，作耒耜，故曰神农”。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氏衰”，明确指出神农氏炎帝与黄帝其年代有隔，即前者早于后者，然则炎帝与神农氏在战国以前的文献里，皆记为时代不同的两个族类，何也？如《国语》明明记载着少典氏与有氏联姻“生黄帝、炎帝”，又为何说炎、黄二帝年代相隔呢？问题就出在战国或以前的文献对“生”字所产的误解，认为“生”就是个人的儿子，一些治学严谨的史家业已指出，“生”在这里具有分出或派生出的意思。但我认为重要的还是囿于远古先民对氏族名、酋长或首长名混同不分，并累世相因相及所致。因此，文献所载少典氏与有氏的事迹，应理解为这二族联姻所派生出来的炎、黄二族，是亲缘相因，但分出的时代先后有别。因在东周时被《国语》的撰写者不分辈分，将不同时期、年代有别的炎帝、黄帝编纂在一起，即把前代的炎帝与后代的黄帝交错重复并举，所以才使得后代文献在文字上发生了不同的理解。
在炎、黄二族起源或发祥地的问题上，我认为二族发祥于渭，发展于晋、豫，两族虽有亲缘，但派生出的时间在年代上是有先后之别的。就是说炎帝族从少典氏分裂出来的时间是早于黄帝族。据司马迁的《史记·封禅书》引《管子》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神农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又《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首先从文字排列次序上看，首叙神农，接着炎帝，而后才是黄帝，故而说明炎帝是早于黄帝，至少前者也可视其时代在神农末或年代与其相接近的氏族，是比较明确的。
考古学文化的仰韶文化在黄河流域中游分布的两个主要的类型，即半坡和庙底沟类型。前者中心地是渭河流域，后者核心所在地是晋南和河南。而文化的移动方向，首先是半坡类型向四周扩散，主要是向东。从彩陶纹饰的演变看，半坡类型融合或发展为庙底沟类型的文化，抑或庙底沟类型承继了半坡类型文化。对于这一考古现象，如果我们结合《山海经》的相关研究即可证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文化共同体的族群确属炎帝氏，庙底沟类型文化共同体的族群确属黄帝氏，则后者或后者的其中一支就是前者族群和文化的继承发展者。其逻辑毋庸置疑。于是从考古学相对年代证实，炎帝氏族早于黄帝氏族。然而在亲缘关系上，他们都出自少典氏而所从属的考古文化是年代有早晚的仰韶文化。
（第二节）炎帝史迹与文化
本节以《山海经》为引子，考古学文化为证据，去寻觅炎帝氏的地缘，追踪其发展移动的轨迹，窥探其社会面貌与文化属性。
一、《山海经》记录的炎帝史迹
有关炎帝氏的史迹，在先秦典籍中仅寥寥的六七条，它们是：
昔少典氏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国语·晋语四》）
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左传·哀公九年》）
姜，大岳之后也。（《左传·庄公二十年》）
夫许，大岳之胤也。（《左传·隐公十年》）
齐、许、中、吕由太姜。（《国语·周语中》）
以上文献中的前三条仅提到炎帝，后四条是说炎帝为姜姓，其迁徙他乡在河南中南部的支系后裔，记载简略，皆语焉不详。为什么在先秦典籍中缺少炎帝氏的史迹呢？鄙见事出有因，这可能是与《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氏曾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的这场战争不无关系。因为古代氏族或民族间的关系，向来是始而相亲，继而相争，这种相亲相争的事，始终伴随着中国古代的社会和历史。由于“阪泉之战”之后，炎帝战败，黄帝得胜，于是前者从此衰颓，而后者得势并继往开来，成为当时社会的中坚，自然所记史迹就多，向来是情理中事，是可置信的。
尽管先秦文献中记述炎帝事很少，但我遍检有关典籍，在《山海经》里沙里淘金、扬谷得米，发现了近10条与炎帝相关的史迹，而且还是炎帝氏的“不祧之祖”原始时期的遗迹。窥察到其族的族源、地缘是在陕西渭河流域上游的黄土地区。下面我便将从《山海经》里所得炎帝史料与相应的仰韶文化作一整合研究，去探讨其族的原始历史和文化。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即女娲，笔者案）。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北次三经》）
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海内经》）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生炎居，炎居生节竝，节竝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海内经》）
有氐人之国（笔者案，原义作“互”，王念孙改“互”作氐）。炎帝之孙曰灵恝（即契），灵恝生氐人，是能上下于天”。（《大荒西经》）
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海内南经》）
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海内经》）
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大荒西经》）
这六条《山海经》所记炎帝或与炎帝相关的事迹，内容虽多荒诞，可是剥去它神秘的外壳，都可以窥察到不少炎帝氏的原始史影，流露出其族之初的社会和文化的面貌。
二、炎帝史迹解读
上述经文所记有关炎帝的六条史影，这里可分四个方面予以解读：
第一条，经文谓，炎帝氏的少女曰女娃，似反映出其时的社会重视女性，说明炎帝时代的社会性质，尚处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世系以母亲计世。
第二条，也是与社会形态有关，即经文谓炎帝氏的后裔“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文中的“同”字，据袁珂先生引“郭璞云：‘同犹通，言淫之也’，这是说伯陵与吴权之妻缘妇‘私通’”。这正是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族外对偶婚制的表现，而族外婚的特征，是甲氏族的一群男子与乙氏族的一群女子互为婚姻，除其中一男或一女为其之妻和之夫外，其余兄弟或姐妹皆可视为妻子和丈夫。而经文的文义与这一对偶婚制相合，所以才有经文谓“同”之说。
第三、四、五条，这三条经文的内容涉及炎帝氏族的地缘及其后裔迁徙移动等史迹。如第三条经文谓“炎帝”后裔“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江水，生共工”，而共工氏是历史上着名治水的氏族，其地望，据考证其地在河南东部太行山南麓即今之河南辉县黄河的北岸。其地的厘定，有助于了解炎帝族的一支由陕西渭河东移至豫东后散居各地的史实。
第四、第五两条经文，其所叙的故事，虽神话色彩浓郁，然都非常重要，是炎帝族鲜有史载的史迹。以上史迹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指明了炎帝族的地缘。这可由《大荒西经》、《海内经》和《海内南经》互相参证。前者所记的氐人之国（族）的灵恝（读契）族系是炎帝族的后裔。而氐人的地望，后者经文说“氐人国在建木西”，而“建木”的具体地理位置，据《淮南子·地形篇》，“建木在都广”，又据同卷经文载：“建木、窫窳西弱水上”（窫窳读乍余）。而“弱水”系为昆仑山河（黄河）源中的四水之一，其水据《海内西经》载：“海内昆仑之虚……弱水……出西南隅”，地望在中国西部的甘青地区。因此，由建木和弱水的地理位置，反映出炎帝最初活动地或根据地，是在陕西渭河上游及以远地区，这应当说是很明确的。
2.由第四条《大荒西经》的“炎帝之孙曰灵恝，灵恝生氐人”，与第六条《海内经》的“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两经参证，为炎帝族的最初地缘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据郭璞注《海内经》：伯夷父……生氐羌即“今氐羌其苗裔也”。而《大荒西经》的“炎帝之孙曰灵恝”，郭璞注“音如卷契之契”，“契”与“乞”双声。其字吕思勉谓：“灵恝”之“恝”，与“乞姓之乞，音同字异”。换言之，“灵恝”之“恝”，与氐羌乞姓之“乞”是同音字的异写。这就说明，“氐羌乞姓的‘乞’是从灵恝互（氐）人的‘恝’来的。”从而知，“氐羌伯夷父”是炎帝之后，本为姜姓。所以吕思勉亦说：“氐羌，姜姓……颇疑姜、羌实一字也。”《周书·王会解》：氐羌鸾鸟，是其证。而氐羌的活动地区，据传统历史的记载：《后汉书·西羌传》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其国近……河关，西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注：“河关县，属金城郡。”《括地志》云：“兰州金城县”。又岷州：“陇右、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可见氐羌其地在中国西南部的川北、青海和甘肃的东南部。于是也就可知史前炎帝族最初的地缘是在中国的西部，与古氐羌同地。《山海经》的这几条记载，对炎帝族的历史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3.我们注意到，《大荒西经》所载的“氐人国”（族）的首领或酋长们的职能“能上下于天”，这句经文，对解读氏族社会时期族长或部族首领的职能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说他们的工作职能并不单局限于领导安排族人的生产和生活，而且还是一位能够升天请神与神交流的使者，和在地面上也能够与鬼通话的巫师。《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生而神灵”，颛顼“依鬼神以制义”，是鬼神的代表和“绝地天道”的大巫大教主。黄帝有巫师教主的职能，炎帝又何尝不是。
4.我们从上列第七条《大荒西经》所载的“鱼妇”，并参照第五条《海内南经》的“氐人国……其为人，人面而鱼身”的经文，可弥补炎帝族早期缺失的历史。这里首先从考古学文化上说起。本书第二章，我们已解读了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人们共同体，是以鱼纹为其象征符号的群体。而上述经文中“鱼妇”可资比拟的图像，似为1978年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址中出土的那一件人头形（女性）彩陶瓶拟人图像。其瓶的形制与花纹特征：瓶口作圆雕人头像，头部五官端正，面部眼、耳、鼻、口七窍做成圆孔，造型逼真，位置、比例均很匀称。面部集塑、捏、刻于一体，技巧娴熟，制作细腻，形象极富表情。发式为披发，额前有一排刘海。瓶体细长作果核状，极似鱼身，外壁饰红底黑彩的鱼鳞纹。从瓶的整体形式看，极似一尊着“衣裙”披发站立的含情脉脉的妇女。据此不难使人联想到，这一妇女，岂不正是《大荒西经》所载的那位“蛇化为鱼”的神话故事中的“鱼妇”吗？如果这一分析解读不谬，那么炎帝族群的祖先崇拜，便是以“鱼妇”为其偶像的。因为《大荒西经》明确指出炎帝族苗裔的一支氐人国（族），他们的象征符号为“人面鱼身”，是其极好的注释或铁证。从而为我们说明了炎帝族的族源、地缘和文化属性。其族源则当是以鱼为化身的群体；其活动地缘在中国西部地区；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则是其文化载体。这为先秦文献中炎帝事迹的缺失补充了新的资料，并大大地丰富了炎帝族的历史和文化内容，对中国古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三、炎帝名号与神农
炎帝之名号从何而起，对此史籍少有记载，近现代史家的考释训诂及专题讨论者，也甚寥寥。鄙见如果我们探明了炎帝何以“炎”为族之名号，这对千百年来历代先贤言炎帝即指为神农、神农即指为炎帝的个案和炎帝所处的历史阶段社会性质是有所帮助的。从这个意义出发，兹略抒管见于此。
炎帝族名之所以名炎，其由来可先从古文字的角度看。就字面讲，据《说文解字》十上，火部：“炎，火光上也，从重火”，是一个会意字。其字义据《诗·小雅·大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笺云：“持之付与炎火”，又《诗·大雅·方汉》：“赫赫炎炎，云我无所”，《传》云：“赫赫，旱气也。炎炎，然气也”，意谓热气腾腾。可见炎之为炎，是炎热巨烈之状，故而《左传·昭公十七年》载：“炎帝氏以火纪，故为师火而火名。”何以为火名，这里语焉不详，究其意，反映在生产上，显然应与人类的农业紧密相关联。因此，有学者说炎帝族之所以以炎为族名，“大概以从事‘火耕’农业而着称于世，因此被当时人们誉为‘火师’而称之为‘炎帝’，又称之为‘赤帝’”。文中所谓的“火耕”，就是“烈山泽而焚之”，即放火烧山，用棍棒挖地掘坑，然后下种，为原始“刀耕火种”的粗犷农业。
这一农耕生产方式，反映出炎帝氏族的性质。据《国语·鲁语上》载：“昔烈山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韦昭注云：“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又《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杜预注云：“烈山氏，神农氏诸侯”，然则《礼记·祭法篇》却说：“是故历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历、烈古音同，互相通假。这三条记载为我们揭示出了三件史实：一是炎帝是一个“烈山泽而焚之”，以刀耕火种着称于世的农业开拓者。二是炎帝氏因善“火耕”，故号为神农氏。三是为什么称作神农，是因为凿地的工具为“柱”，即“农”。而《国语》、《左传》所记的“烈山氏之子”、“柱”，在《祭法篇》里作“农”，这一异文告诉我们：“柱”的词义在这一传说里相当于“农”。因为“柱”就是凿地农具的尖头木棒，将其与稷、谷相配便视为农神。由此可见，炎帝氏之所以号其神农氏者实为这一拟人化或神化了木棍点种棒所致。
说炎帝早于黄帝为神农氏者，从考古学的角度上讲也得到了支持。本书不止一处提到黄河流域中上游发现的仰韶文化，其遗址的数量，单就陕、晋、豫三省调查和发掘的已均近万处，而文化类型主要是半坡和庙底沟两个类型。这两个类型的年代问题，经几十年的田野发掘和研究表明，无论是地层的文化堆积，还是器物的类型等诸方面均表明，都是半坡类型早于庙底沟类型。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有助于说明这两个类型的文化人们共同体族属的问题。如果前面我们曾厘定它们的族属——半坡文化类型为炎帝族群的遗存、庙底沟文化类型为黄帝族群的遗存所说不谬的话，那么这对秦汉以降，从汉代的班固起，传世文献都言炎帝即指为神农，神农即指为炎帝，在年代学上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对中国历史上少有炎帝事迹的记载和炎帝文化研究资料的缺失等现象，总算有了一个新的说法或交代。这也是我立论的基础。
（第三节）黄帝史实与文化
司马迁的《史记》以《五帝本纪》为卷首，可知太史公的历史观是以黄帝为中国文明史的开端，所以研究黄帝探求中国文明的起源就具有重要的历史学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