饕餮是商周青铜器的母题纹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朵鲜艳奇葩，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世人对饕餮的研究或认识，古往今来论者虽多，然对其名称及其性质等方面的解释，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认识仍显得很单薄。尤其是对饕餮纹的本体性（即特性）、多样（即多变）性等方面，还没有一个贴切或近乎历史事实的解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饕餮还处在“深闺人未识”的境地。所以我认为对饕餮尚需在其名称即本体性等方面的界定上仍有必要加以说明，这里就其起源、发展及其含义三个方面进一步加以解读。
一、饕餮的性质问题
饕餮是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古人曾把荒诞不经的浑敦、穷奇、梼杌和饕餮神话中的神兽称为“四凶”。就其性质，应从历史学和考古学两个方面去考察。
历史文献方面，据《左传·文公十八年》载：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蒐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氏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先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
关于传文中所记“四凶”或四神兽的饕餮，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引旧注：“贾、服云，贪财为饕，贪食为餮。服（虔）又案《神异经》云：‘饕餮，兽名，身如羊，人面，目在腋下，食人’……《正义》又云：‘《神异经》云，西南有人，马身多毛，颈上载豕，性很恶，好息，积财而不用，善夺人谷物，强者夺老弱者，畏群而击单，名饕餮’。”刘文又引“李贻德云，《北山经》云：‘吾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狍鸮，是食人’，（晋·郭璞）注，‘像在夏鼎，《左传》所谓饕餮是也’”。
从刘氏的疏证中我们可以看出贾文说明了饕餮的性质和文意，服虔指出了饕餮怪兽的形状，郭璞阐释了饕餮的图像，从而了解到饕餮是上古先民崇拜的一种神兽。这一神兽在当时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敬畏，是因为动物在渔猎时代为初民赖以生存的生活之源，关系十分密切，因而在史前时代为人们崇拜的对象。这在富有原始史料宝库之称的《山海经》中可谓比比皆是。
人与动物（鸟、兽、虫、鱼）的关系，《山海经》的记载往往以人与动物合体的形式去表现，单就兽类就有17条之多，例如：
吾之……有兽焉，其状羊身人面。（《北次二经》）
狱法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犬而人面。（《北次一经》）
崦嵫之山……有兽焉，其状马身而鸟翼，人面蛇尾。（《西次四经》）
剡山……有兽焉，其状如彘而人面。（《东次四经》）
而山神人面兽身合体的记载有：
东周后期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及门客们所撰写的《吕氏春秋》一书中曾谈及商周青铜器装饰是以饕餮作为题材，所谓“周鼎着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先识览》所言的周鼎上所着的饕餮纹饰，从图像看，正面只有一个兽面，无法表现其肢体，所以，只能像如文所说“有首无身”。
尔后，宋代人对商周青铜器纹饰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如当时的金石学家吕大临的《考古图》就是一部很有成就的着作。如他对周鼎的描述，所谓“文作龙虎，中有兽面，盖饕餮之像”，就将饕餮视为兽面纹。从此，饕餮、兽面纹并用。然囿于时代所限，可惜此论点未曾进一步细究，未揭示其发生、发展的真相，但是即便如此，亦是难能可贵的，这一论点影响了后人对饕餮就是兽面纹的认识。
既然饕餮可视为兽面纹，那么兽面纹的真谛又是什么呢？对此，历史和考古学界向来没有什么明确的说法，我认为所谓饕餮或兽面纹者，究其实质，在历史文献上，就是《山海经》中所记载的那些连篇累牍的非现实的史前人类幻想造就的生物，例如书中习见的人和动物中的鸟、兽、虫、鱼合体所组拼的神人、神鸟、神兽、神鱼等各种神怪。在考古学文化上，就是仰韶文化中彩陶上所绘制的各种动物纹和雕塑等图像，特别是其中的人面与动物合体图像。
二、饕餮的起源和发展
人们要弄清饕餮纹的来历及其发展过程，在方法论上应需“由后以例前”，顺藤摸瓜，才能鲜活而贴切地看清它的起源和发展脉络。而作为商周青铜器母题纹饰的饕餮是什么时候产生的？长期以来是学术界所关心的问题。以下我们就此论证古代中国历史阶段有关饕餮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以期探明其真谛。
大家都知道，商周是中国青铜器的繁荣期。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在年代确切的商代后期的殷墟期，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已是标准的图案化了。兹举例如下：
图例32A，早商陶印饕餮纹。标本据《郑州二里岗》发掘报告图叁壹中一片印在陶簋上的饕餮纹，图像有首无身，细眉、椭圆眼、“U”字形鼻、小口。
后者为在垣曲商城中出土的一件铜爵，如，早商饕餮纹，标本为M1：8。爵的形制为椭圆口，尖尾，长流，流两侧附钉状双矮柱，直腰，腰部饰一周单层饕餮纹，形象似属“有首无身”，高粗眉，大口。纹饰已趋于图案化。它比二里岗早商的饕餮纹还要早，是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文化时期遗存。
夏代夏文化时期的饕餮
而有关二里头夏文化的饕餮纹样，在二里头文化的铜器中虽未曾发现，但在二里头夏文化遗址的墓葬中曾有出土，如：夏时期饕餮图像，标本1981年偃师二里头四区第4号墓出土的铜牌饰（简报称兽面），呈长圆形，长14.2厘米、宽9.8厘米，中间呈弧状束腰，近似鞋底形，两侧面各有2个穿孔钮，凸面以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成饕餮面。长细眉，圆环眼，“U”字形鼻。
夏时期饕餮纹，标本为1987年偃师二里头第57号墓出土（原称兽面）。图像长、宽和形制等，与上列图例33A相当，唯饕餮纹面以绿松石镶嵌，但非通体的满嵌，而是分两部分，即上端镶嵌纵三行外横四行，共12片，呈鱼鳞状。下端仍为绿松石镶嵌一对粗眉、眼圆瞪、矢形鼻、大口组成的饕餮纹面，造型对称均匀、形象粗犷。值得注意的是，这、2标本为安阳殷墟妇好墓发掘报告所举两型：一型图，鼎腹部的饕餮纹，形似虎面，有首无身，“目字形眼，巨眉下卷，两侧又各饰一夔龙纹；另一型是图一二，饕餮饰于偶方彝短边口下，有首无身，眉上有‘八’字形角，目字形眼，唯饕餮纹面的两侧无夔龙纹。”
比殷墟稍早的中商的饕餮纹。如，标本为1979年在河南罗山张后李村出土的铜觚。其上的饕餮纹如《河南青铜器纹饰与艺术》图196所述，图像为有首无身臣字形目，刀型眉，张口，两侧各饰一倒立形夔。
而早于中商的饕餮纹，20世纪中叶在河南郑州二里岗期发现早商遗存。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是郑州二里岗遗存和山西垣曲古城镇的商城。前者在遗址中发现饕餮遗物，是一些印在陶簋、陶豆和陶壶类器外壁的腹部与颈部的饕餮纹饰。
几件二里头期夏文化由绿松石镶嵌的饕餮纹面，从其躯体着鱼鳞纹、圆眼等特征看，极像鱼头形，说明饕餮是由仰韶文化时期的鱼头纹发展演化而成，至二里头夏文化时期饕餮纹中依稀还保留着鱼头纹的一点痕迹（下详）。而比二里头夏文化还早的饕餮则是龙山时代的饕餮。
戚的顶部柄端系孔上面戚身的左右两侧线刻以头戴冠，人的面部眼、耳、口、鼻清晰的“饕餮”神人图像。这是迄今在黄河流域龙山时段发现的典型的人面神像。其遗存应当视为饕餮的成熟期，显然还不是它的原始性，当由此溯源，追踪它的原始性。对此，其原始型，据我们的考察它植根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
考古资料表明，仰韶文化的饕餮纹，在半坡类型中已见端倪，从其纹样或图像结构看，饕餮是由半坡类型彩陶母题鱼纹发展演化而成，不但脉络清楚，而且图形的递变轨迹也异常明晰，可谓一目了然。为看清演化递变趋势和先后关系，图像可分为仰韶时代的早、中、晚三个时段。为了与历史时期的饕餮纹形象接轨，其叙述和编纂的表现方法，同样运用“由后以例前”的标型表述，以期从形象上更加准确地影映出饕餮纹来龙去脉的真颜。其名称均以演化体图例的英文字母编号。兹就标型排比如下：
龙山时代黄河流域遗存的饕餮纹，早期龙山时代的饕餮纹典型标本，是所列，山西襄汾陶寺文化的饕餮面玉器（发表资料时命名为“玉兽面”）。玉器面作一展翅飞翔的蝙蝠状，颜部凸出，长矩形钝角双眼，有口，额端展开部分似角或又似鳍，接近于写实的图像。这件饕餮纹玉器的出土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龙山文化时期的饕餮的构图，虽已接近于夏、商、周三代多样（动物组合）夸张抽象的作风，但也尚未脱离写实的原始窠臼。这一现象说明人们对一般的动物纹样的塑造最初是比较写实的，后来才逐渐多样组合化，而且最早是绘在彩陶器物之上，到了夏、商、周三代才作为重要的图像移植于青铜器和玉器及其他器物上。所以陶寺文化的这一玉器饕餮纹图像应是饕餮的中间阶段。
晚期龙山时代的饕餮在黄河流域，1963年山西黎城县后广志山出土的一件玉戚又具有代表性。其中一件饕餮的图像，是在玉演化体：饕餮图像。据王宜涛先生介绍，1980年在陕西西乡县何家湾遗址出土的一件筒形骨器上雕刻三面人面像。左侧一幅，图像拟人化，半月形眼，蒜头鼻，大口，面颊着波浪状鱼鳞纹。面像若有笑容。中间的一幅，图像也拟人化。面颜、眼、鼻、嘴齐全，圆瞪鱼眼，由一单身双鱼头组成前额和双眼，圆鼻孔、大口，面相狰狞。右侧的一幅，同样为拟人化的图像，面容圆脸形，“T”字形额、鼻，圆桶形眼，大嘴，形象特别。这三幅面相有别，拟人化饕餮纹刻绘于一种骨器上，面容表情有笑颜，有狰狞状，显然其性质是神灵，是表示不同性质的神灵。特别是左侧带笑容的一幅，使人联想到俞伟超同志曾在《“神面卣”上的人格化“天帝”图像》一文中介绍的一幅面带笑容、酷似人面的“天帝”饕餮面。此图像的笑容状，正与何家湾骨管左侧一面图像相若，说明其性质也当为“神像”。
演化体图十二饕餮图像。据王宜涛先生在其《半坡仰韶人面纹含义新识》一文中的介绍，陕西临潼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半坡类型的葫芦形彩瓶……其瓶的外壁正、背面上绘一饕餮面。图像的结构为人鱼合体、圆脸、粗眉、圆瞪眼、大鼻、獠牙外露、额顶和两侧颅骨饰三条状若鱼尾纹。又饕餮面两侧又缀两鱼为饰。就图像看，此图十分明显是从鱼演化为拟人神化饕餮纹的过渡形式。像这种饕餮纹彩陶瓶的遗物，据王文提供还有甘肃正宁县出土的一件，形制与临潼博物馆所藏一件相近，饕餮纹也大体相若，唯构图稍异。饕餮面是由一鱼两头呈“U”字形构成，圆形鱼眼、大口、有齿，两鱼头相对留白的空间为饕餮鼻，可谓构图别致，形象新颖，又为饕餮是由鱼演化而来的一证。
演化体饕餮纹。标本为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第四期（距今约5500～4900年）一彩陶片上所绘饕餮纹残像。似为一人面鱼眼，大口，人齿。图像虽残缺，但却大体上可看出是人鱼合体的饕餮面，对填补饕餮是从鱼类到拟人神化的演变过程，是一件难得的资料。
仰韶中期的饕餮纹
演化体图饕餮纹。标本为姜寨遗址出土的彩陶瓶。在瓶外壁所饰饕餮纹图像，分上下两层，两层图像大体相同，瓶颈的一层绘一双黑眼球的大鱼眼，鼻梁作“T”字形，似猪形鼻孔，大口有齿。瓶腹部的一层，同样绘一双黑眼球的大鱼眼，似猪形鼻孔，大口有齿，唯额饰似若鱼尾纹代鼻，饕餮纹已图案化。
演化体饕餮纹面。标本为姜寨遗址出土的一件葫芦形彩陶瓶。在腹的外壁所饰的饕餮纹面，展开看图形有眼、耳、鼻。为两鱼头相对。长方形眯缝人眼，鱼尾均向右折，中间为白地分割，为一结构严谨、线条疏朗有致而且十分均匀、画面微弧，抽象化人面状的饕餮面。从整个图像看，应是一幅由鱼拟人化向饕餮演变的过度形象。
演化体饕餮纹。标本见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一件尖底彩陶瓶。器体的腹部外壁所饰一组饕餮纹面，结构为两鱼头相对，左右两侧一鱼尾向下弯曲，一鱼尾向上翘，而鱼头相间处留白，空隙替代鼻梁。图像两鱼活跃，两眼有别，左侧一条作圆圈鱼眼眶，圆珠形鱼眼。右侧一条作圆角长方形人眼。整体是一鱼头人面的人鱼合体图像。画技线条匀称，粗细有别，比例适当，疏朗有致。从画面的结构与布局形式，不难看出是一幅向拟人化发展的饕餮纹“神只”。出《图出演化体饕餮纹标本见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葫芦形彩陶瓶。器之腹部饰一人鱼合体饕餮画面，结构为一条弯曲折尾、略呈“U”字形的鱼形，布局严谨疏朗。画面头右尾左向外折曲，大鱼头面部饰有长方形眼眶、内画长方形人眼珠。画面所施线条粗细适中，比例匀称，画工一丝不苟。因此，从画像的整体看，自然也是一幅人鱼合体的拟人化“神只”的饕餮纹。
仰韶文化早期（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饕餮纹
演化体人鱼合体的饕餮纹。标本为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片，上所饰人鱼合体饕餮。图像结构为一长椭圆形作张嘴状侧面鱼头，人面绘于鱼头的侧面，容貌为圆脸，由眉、眼、鼻组成。眉为一上挑的粗黑线，眯缝眼，鼻作平涂倒“T”字形，“口”为夸张的白地大嘴，并与人鼻紧紧相连。画面简洁明了，线条匀称，技法一丝不苟，工整流畅。图像造型逼真生动，是一幅典型的人鱼合体的写实饕餮。由图像的鱼头与人面合体的真实性看，显然是将鱼人格化为饕餮神只的早期形象。
演化体为人鱼合体的饕餮纹。标本纹样绘在秦安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二期的一片彩陶上。陶片虽残，但图像仍很清晰，图的结构为一鱼头的侧面，前端上部绘出由眼、鼻、口舌组成的圆形的人面。图像面容清晰，双眼有别。右眼为一方眶圆珠形鱼眼，左眼呈眯缝状人眼。鼻梁为黑彩平涂长方形。大口为一道黑彩横线。画面线条与造型均较粗糙，但形象准确，表现出它的原始风格。从图像的结构以及人、鱼眼的结合并用的原始特征看，无不揭示了饕餮的发生，是以鱼拟人化抽象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