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唐鉴》、《古史》在义理上也各有不足。“如迁、固之史，大概只是计较利害。范晔更低，只主张做贼底”，“范淳夫（《唐鉴》）论治道处极善，到说义理处，却有未精”，“《古史》中论黄帝、尧、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属，皆不中理”。反之，如吕祖谦的《大事记》虽然未能完成，但因为富含“义理”，所以“有益于学者，有补于世教”。
（第四节）观史求理的史书功用
从先秦开始，中国的史学着作层出不穷，由此也引出了对史书功用的探讨。司马迁曾指出“（《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是“礼义之大宗”，读之能够“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袁宏说自己的《后汉纪》可以“通古今而笃明教”，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是为了“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哪么朱熹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在我们对之分析前，先来看他一段论学习的话：
古之圣人作为六经，以教后世。《易》以通幽明之故，《书》以纪政事之实，《诗》以导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严，《礼》以正行，《乐》以和心。其于义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该贯发挥，究竟穷极，可谓盛矣。而总其书，不过数十卷，盖其简易精约又如此。自汉以来，儒者相与尊守而诵习之，传相受授，各有家法，然后训传之书始出。至于有国家者，历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记，于是文字之传益广。若乃世之贤人君子，学经以探圣人之心，考史以验时事之变，以至见闻感触，有接于外而动乎中，则又或颇论着其说，以成一家之言。而简册所载，匣椟所藏，始不胜其多矣。然学者不欲求道则已，诚欲求之，是岂可以舍此而不观也哉……呜呼，读圣贤之言而不通于心，不有于身，犹不免为书肆，况其所读，又非圣贤之书哉！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风俗美，其亦难矣。
这段话表达了几层意思。第一，朱熹总结了六经各自的特点，认为其共同的宗旨是穷极义理，昭示古今；第二，朱熹指出学习时要经史并重，读经以明天理，观史以察时变；第三，朱熹说明读圣贤书的目的是要“通心”，并成为身心修养的指导，不要变作一个“书肆”。总之，朱熹通过这段话明确指出，读书的根本目的在于挖掘书中的“义理”，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进而行教化，美风俗。所以，读书为学，本以治心“的学习方式才是所谓的”儒者之学，“而”欲通道，则舍儒者之学不可。“因此，他对秦汉之后儒生们的读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他们读书不是为了”明义，“属于”荒诞之举，“然自秦汉以来，士之所求乎书者，类以记诵剽掠为功，而不及乎穷理修身之要，其过之者则遂绝学捐书，而相与驰骛乎荒虚浮诞之域，盖二者之弊不同，而于古人之意则胥失之矣。呜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与”？
从朱熹“论学”中可以看出，他认为读书就是要体认天理，这也是他认可的的史书功用：
昔时读史者，不过记其事实，摭其词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学者颇知其陋，则变其法，务以考其形势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称史迁之书，讲说推尊，几以为贤于夫子，宁舍《论》、《孟》之属而读其书。然尝闻其说之一二，不过只是战国以下见识，其正当处，不过知尊孔氏，而亦徒见其表，悦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于夫子者，实未知所折衷也。后之为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读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浅，于义理之精微多不能识，而堕于世俗寻常之见，以为虽古圣贤亦不过审于利害之算而已。唯苏黄门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圣人其必为善，如火之必热，水之必寒；不为不善，如驺虞之不杀，窃脂之不谷，于义理大纲领处见得极分明，提得极亲切……其论史迁之失两句，亦切中其膏盲，不知近日推尊《史记》者，曾为略分解否耳。
从上不难看出，朱熹认为，读史书的目的是要“识义理”，秦汉后的史书之所以每况愈下，就在于背离了这个宗旨，而且如果阅读史书不究“义理之归”而驰心于功利，则丝毫无助于道德的完善，只能是“身心放纵，念虑粗浅，于自己分上无毫发得力处”。他反对浙东史学和永康学派，就是吕祖谦、陈亮等人在教授历史时，不从“义理”着手而只是提倡功利和霸道。“比见浙间朋友，或自谓能通《左传》，或自谓能通《史记》，将孔子置在一壁，却将左氏、司马迁驳杂之文钻研推尊，谓这个是盛衰之由，这个是成败之端”，“伯恭无恙时爱说史学，身后为后生辈糊涂说出一般恶口小家议论，贱王尊霸，谋利计功，更不可听”。
读史书、识天理是朱熹义理史学中的一个具体观点，但在实际中要做到，是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史书有一个天然的“缺陷”，书中所载基本都属于“外王”之事，如果让一些心志未定的后生小子冒然观史，极有可能使他们驰心于外，流于功利之学。朱熹也考虑到了这点，所以指出士子们先要“主敬立志”，即先要明白读史的目的何在，使他们“乃有可据之地”，然后再付诸实践，并最终达到“身心合一”、“理性合一”。显然，经书在这方面的作用是高于史书的，因为经中所载都是大道和天理：
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这边自若也。
上古未有文字之时，学者固无书可读，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得读书而自得者。但自圣贤有作，则道之载于经详矣。虽孔子之圣，不能离是以为学也。
既然孔子都需要学习经书来体认天道，常人就更要对五经加以重视了，只有这样才可以“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
也因之，朱熹一再强调要先读经书，后读史书。“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某自十五六时至二十岁，史书都不要看，但觉得闲是闲非没要紧，不难理会。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毕竟粗心了”。他还以池塘水的比喻来说明“先经后史”的重要性：
今人读书未多，义理未至融会处，若便去看史书，考古今治乱，理会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灌田，须是陂塘中水已满，然后决之，则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决之以溉田，则非徒无益于田，而一勺之水亦复无有矣。读书既多，义理已融会，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书，考治乱，理会制度典章，则是犹陂塘之水已满，而不决以溉田。若是读书未多，义理未有融会处，而汲汲焉以看史为先务，是犹决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朱熹指出，饱读经书就像是注满水的池塘，池塘多水能够充分灌溉庄稼，同样，熟悉经书亦可应付任何事物，而如果先读史书后读经书，就如同池塘中只存贮了一勺水，用于当世之时，不但无益反而可能“涸而立待”。因此要严守先经后史的为学之序，其序不可乱也。“为此，他极力抨击那些重视史书而轻视经学的学者，如陈亮：陈同甫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伯，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对吕祖谦及浙东学术也颇有意见，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婺州士友只流从祖宗故事与史传一边去。其驰外之失，不知病在不曾于《论语》上加工。“当有学生询问有关《左传》数事时，他直言这都是”不紧要者，“问之无益。同时还严厉地指出，如果读书一味醉心于”废经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术，极论古今兴亡之变，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还不如不读书。
胡氏父子主张“经史结合”，其作用在于使经书有据，史书有义，但也内含着“经史等同”的危险，从而削弱“六经”的地位。朱熹也表示，经书、史书都是不可或缺的为学工具，于是考之以六经之文，鉴之以历代之迹，会之于心，以应当世无穷之变。“但是，因为观看史书的目的在于体认义理，而史书又无法直接提供，所以只有通过”先经后史“的读书顺序实现此目标，经重于史”的观念因而进一步加强。需要指出的是，朱熹的“先经后史”不可武断地推演成“重经轻史”，否则就无法解释他在经、史两个领域都有卓越贡献的事实了。
（第五节）小结
朱熹是中国经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也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但是长期以来，对朱熹史学的研究异常薄弱。原因之一恐怕在于当时史学大家颇多，朱熹未免“相形见绌”。通过以上四点分析，可以充分证明朱熹极为丰富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当然，朱熹的史学也是围绕其理学展开的，无论是他的历史阐释还是史学评述都是为了证明“天理”的存在和流行。下面对朱熹义理史学做一整体性的评述。
首先，朱熹释“理”体现于他的历史循环论中。如前所述，循环的观念在先秦已经出现，秦汉时期成为历史哲学的基本理论之一，宋代《易》学的发达更深化了历史循环思想；同时，中国历史发展到宋代，跨越了近两千年的时间，历经了十余个朝代，可以使宋代史学家有充分的条件去思考历史的过程，从中总结规律，恰恰这一时段的演变又印证了“历史是循环”的见解，所以朱熹始终不渝的坚持这一论调，并将之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以现代人的观点看，历史循环论自然是非科学的理论，也带有在历史面前无可奈何的悲观心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宿命论”。当此认识伴随着朱熹学说的官学化和科举化而从上层渗透到下层，转换成“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小传统”时，漠视政治就成为一种必然。因为在历史循环这个“天理”面前，谁都无法逃脱当然之则，哪个人当君主，哪个王朝覆灭，都是天命使然，个体只有顺从。这种状况无形中制约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集体无意识”。但是，细观朱熹的历史循环论，又不完全是这样，他虽也承认王朝盛衰是天理的表现，但并没有一味的被动服从，而是肯定了人事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他一再指出君主修德的重要性，一再强调人君心术对政治的影响，一再表明德政可以使王朝更具有生命力，一再告诫当政者要警惕天象示警，都是从“天命无常、惟德是否”的理论出发，肯定人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更是从历史层面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一种新的诠释。在此意义下，包括朱熹在内的南宋义理史家对个体的重视程度实质远过于前朝。
其次，德是朱熹义理史学的核心之一。所以他在审视历史人物时，多以“德”来衡量。“德”的核心无疑就是“气节”，因此，那些能够展示“气节”的事和人往往会得到朱熹的高度赞扬。而且此“义”随着义理史学的普世化和通俗化，特别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广泛传播，逐渐为民众所认同。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乃至近现代不断涌现坚持民族气节、力抗侵略势力的英雄人物，不能不考虑义理史学“重德”观念的影响。同时，德“还包括有”公私“的内容。以此观照历史，完全抛开了历史的表层，深入到历史深处去获取潜藏的意义，大大提升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程度，这也是朱熹”义理史学“中最富思辨性的内容。其弊在于，过于苛刻的议论，使人无法客观了解历史人物的业绩，外王”在“义理”的掩罩下更显轻微，这势必会导致士人们过分醉心于精神上的圆满而弃置功利事业。明末的士人大多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可说是真实的写照，近代中国的落后也不无“以德论史”负面因素的影响。
最后，由于朱熹将历史归结为“天理流行”，着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每一个历史事件来彰显“天理”的永恒，并加强士子崇理、识理、明理的志向。所以无论是史书评价还是史书阅读都是围绕其展开。同时，朱熹极力宣扬“经先史后”，其用意也在于展示经书中蕴含的“义理”。从史学发展的角度看，朱熹此举可以使史家更深入地挖掘历史的内涵，不再单纯的就事论事。但是，也因此使得传统史学中的“资治借鉴”功能退居于次要地位，史书中本来警醒君主的功用也随即减弱乃至消失。而因为“尊君敬主、纲常礼教”又是天理的主要涵义，故“义理史学”转而成为鼓吹君主至上的有力武器，宋代以后的皇帝正是读出了其中的“妙处”，故而力捧以《资治通鉴纲目》为标志的义理史学着作，并积极鼓励续写。所以，在元、明、清三朝，一方面是皇家修史沦为纯粹记录各皇朝存在的载体，一方面是义理史着上升为皇帝御用的统治工具。
总之，朱熹的史学以明理为旨归，以道德为核心，以经史为文本，构建了一套内容丰富、条理清晰、目的明确的义理史学体系，极大影响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和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