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军队全面介入“文化大革命”，并直到浩劫结束，其间是非功过，颇为耐人寻味，至今说法不……
“三支两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和军营、军训任务的简称。
1967年至1972年，人民解放军先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人员达280多万，他们“分布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员之多，时间之长，是我军建军史上前所未有的”。军队通过“三支两军”，深深卷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旋涡中。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三支两军”从总体上贯彻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也带来了消极后果。
人民解放军从“不介入”转向“介入”“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动的一场毫无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的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其结果必然是导致全国大内乱，造成巨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一些地方就相继发生了学生上街游行、集会等事件，部分群众也在“造反组织”的煽动下冲击党政机关。
中国人民解放军应驻地党委的要求，到工厂、学校去做宣传、劝说工作，有的还去警戒会场，一度造成了军队和学生、群众的关系紧张。1966年9月以后，军队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代为保管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重要材料，一些部队提供了秘密处所，把地方领导干部保护起来，加上其他纠纷，军队因此受到了地方造反派的冲击。军队的同志普遍地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造反派的乱冲乱揪乱斗也颇反感。
1966年8月21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作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明确要求：军队不要介入学生与学生、群众与学生的冲突；不准进入工厂、学校去搞宣传劝说活动；地方党政机关调动部队时，须报中央军委批准。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也要求军队和“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11月13日，贺龙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也提出：军队院校“不加入、不干涉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参与地方炮打司令部的活动，不参加游行，不参加抄家”。
1967年初，随着形势的发展，“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所谓“夺权阶段”。早在1966年底，毛泽东就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也宣布：“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正是在这种“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加上林彪、江青一伙从中煽动策划，1967年1月4日和5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相继被造反派夺权；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风暴。1月8日，毛泽东赞扬了上海的夺权，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这实际上是向全国发出了全面夺权的号召。在上海“夺权”的影响下，“夺权”之风迅速刮遍了各省、市、自治区，全国处于“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状态。地方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相继瘫痪和半瘫痪，公安、检察、法院等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失去或几乎失去作用；全国武斗成风，交通堵塞，生产停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社会秩序日趋混乱。这种失控局面如果任其发展，就可能断送新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毛泽东为了确保“文化大革命”按照预定方针继续进行下去，同时也为了把整个局势纳入可控的轨道，作出了派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决策。
1967年1月21日，安徽省造反组织计划召开批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大会，并要求军队保护会场，以防止“保守派”的冲击。同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军区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
次日，毛泽东在接见军委碰头会议人员时要求他们“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要求军队“能够公开支持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
这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不介入”开始转向“介人”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三支两军”的基本情况1967年1月23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重申了毛泽东的指示，说：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
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同时，《决定》还就如何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作出五条规定：
（！）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2）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
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3）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4）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防空洞；
（5）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1月25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社论，强调人民解放军“不能折中，不能调和，不能中立”，要满腔热忱地、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对于那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必须进行坚决镇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此拉开了“三支两军”的帷幕。
1月28日，为保证军队坚决支持、帮助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中央军委发布了《中央军委命令》（也称军委八条），要求军队“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但是，事情并非想像的那样简单。在开始阶段，相当多的部队官兵由于对人民政权和领导干部的热爱，不是支了所谓“左”，而是支了所谓“保”，反倒把一些造反派组织冷落了、压制了。
1967年3月，为了解决军队在支“左”中存在的所谓“方向性”错误，中央军委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林彪强调军队“要站稳立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左派这一边，而不能站在右派那一边”，“特别要警惕犯右的错误”。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来在全国各族人民中有很高的威望。它的介入，不能不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一般而言，有无军队支持常常是“夺权”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人民解放军在夺权斗争中，的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夺权”阶段初期，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地的夺权，都是在军队明确支持下促成的。一些准备“夺权”的省市自治区；其成立的夺权筹备小组也“以解放军为主”。
鉴于很多夺了权的地方造反派不会管理经济，工农业生产问题甚多，人民解放军在支持造反派夺权的同时，也协助他们抓农业和工业生产。1967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号召广大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并建议“人民解放军当地部队和各级军事机关大力支持、帮助春耕生产工作”。按照中央的这一指示要求，中央军委于2月23日向各军区、军种、兵种、学院、各总部发出了《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号召全军官兵发扬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传统，积极协助驻地农村人民公社和各级领导干部，抓好春耕生产。要求各省军区、军分区和市、县武装部，把抓好春耕生产作为目前工作的重点，协助当地领导机关和农村人民公社，开好春耕生产会议，具体安排春耕工作的落实；要求各级人民武装部门，动员全体民兵成为春耕生产中的骨干，充分发挥民兵组织生产突击队的作用；
要求各地驻军不失时机，以劳力、技术力量大力支援农村人民公社的春耕生产，对破坏生产的活动，要协助地方专政机构，坚决给予打击。这个指示下达后，全军积极行动起来，采取定点挂钩支援和普遍支援、定期支援与临时陸突击支援相结合等多种形式，支援了农业生产。
1967年3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军委收电》上批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196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发出了《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大力协助地方，支持工业生产工作”的决定；又赋予了人民解放军支工的重大任务。
除了支左、支农、支工外，人民解放军还进行了军管、军训。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规定“革命群众同那些控制广播电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军队由此开始执行军管任务。1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护粮食物资仓库和监狱等问题的规定》，提出：一切重要的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以及其他中央规定必须保护和监视的重要单位，都要立即派出军队，实行军事管制。1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决定；民航总局、各大区管理局、省（区）局、航空站、指挥勤务保障体系、机场和飞行学校，一律由军队接管；接管工作由空军组织实施；在军队接管后，民航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按军队系统的安排、作法进行。至2月间，中共中央又先后决定：凡是对运动领导发生困难的地区，各种档案和机密资料一律交军区代为保管；国际旅客联运列车由人民解放军维护秩序；北京市公安局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市公安局所属机构派军代表，实行军事管制；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由革命领导成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三结合共同组成生产建设兵团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实行军事管制。以后，军事管制的范围又扩展到国务院一些部委、一些省市自治区及重要的工矿企业单位，如国防工业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长江航运局、陕西、新疆、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省区都由军队接管。根据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军事管制的具体规定是：（1）军事管制的范围主要是“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或者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或边防、沿海，或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或专政机构，或机密要害部门，或国防企业事业单位，国防工厂、仓库等单位”；（2）军事管制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一种是派军代表，必要时可以派军队；（3）军事管制地区的最高领导机构为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员组成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全权“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4）各级军事管制委员会受上级党委和军管会的领导，同时领导下级党委和军管会。
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入通知说：“毛主席在最近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时，向林彪同志多次提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从现在起，到明年暑假，派出得力的干部和战士，分期分批地对全国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普遍进行一次短期军政训练。”“政治训练内容，主要是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和语录”。“军事训练，要进行必要的队列训练，重点是单个到连的队列动作。”“训练办法，由各军区、省军区分片包干，派优秀干部和战士到革命师生中充当排长、连长、指员导、营长、教导员、团长、团政委，负责军政训练。每期军政训练时间为半个月到20天。”军队从此开始执行军训任务。1967年2月19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2月18日《关于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和《关于两个中学军训试点工作总结报告》作出批示，决定“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20无”，“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20天”，从而扩大了军训的范围。3月7曰，毛泽东又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材料作出批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次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天津延安中学的材料，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此后，人民解放军除支左、军管等外，又增加了军训的任务，进一步介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批示、指示，作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形势的需要，集中力量完成毛主席赋予军队的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重大任务，军委决定：一、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的‘四大’，一般在三月底左右暂告一段落。除了照顾战备、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视情况抽调1/3、1/2，甚至2/3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这些单位究竟能抽调多少人员，何时开始，由各总部、军兵种党委讨论决定。二、各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包括各军区所属的这些单位），可在整风告一段落后，立即全部投入上述工作，作为这些单位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样做，既可以增加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力量，又可以使这些单位的人员，更好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向工农群众学习，促进思想革命化。
这些单位的整风何时结束，能抽调多少人员，何时开始，由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党委讨论决定。三、各总部、军兵种（包括在北京的所属院校）抽调的人员，由总政治部统一分配、使用。驻各军区所在地区的院校抽调的人员，统一由各大军区、省军区领导、调配和使用。“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从1967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大批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建立，军队干部成为多数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居于核心领导地位。全国省、地、县三级也成立了支“左”领导机构（如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指挥部、联络站等）；
县以上企事业单位和大、中、小学校都派了军宣队或军代表；公安、法院、运输、电台、报社、银行以及机要部门都实行了军事管制，广大工矿企业和农业得到了军队的援助和支持。“三支两军”人员直接领导和组织了驻地或所在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在“全面夺权”、“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以及“斗、批、改”等重大事件中都发挥了作用。
党的“九大”以后，随着“斗、批、改”的进行，在军队党委和“三支两军”人员的具体安排和帮助下，全国各地普遍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建立了各级地方党委。
“文化大革命”前担任各级领导工作、后来被打成“走资派”的许多老干部已经解放，并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这样，军队党委继续讨论决定或包办地方重大事务的作法与实行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的传统体制形成了矛盾；“三支两军”人员占据各级党委或革委会主要领导职务的状况与更多地挑选一些熟悉地方全面工作和比较有经验的地方干部的客观需要发生了矛盾。正如毛泽东1971年八九月间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所指出的：“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上述矛盾的形成，预示着军队“三支两军”的使命即将终结。
1972年8月，毛泽东建议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一次“三支两军”的问题。随后，中共中央责成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组织部作了一次调查研究，并经中央军委办公会议讨论，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个《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其中附录了《决定（草案）》。《决定（草案）》提出：鉴于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三支两军”工作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在一个地区，应当由当地最高一级的地方党委，对党政军民各个方面实行一元化领导，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三级军事机构，除了保持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和隶属关系外，同时是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驻各地的野战军，除了接受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外，在与地方有关的各项工作上，也必须接受所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决定（草案）》规定：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凡是实行军营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军管人员除少数需要留下担任地方工作的以外，其余调回部队。少数有某种特殊需要的地方和单位，对外可保留军管名义，对内不再行使职权。地方各级党委建立后，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如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指挥部、联络站等）及其办事机构即应撤销。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宣队应即撤回部队。以后属于部队支援地方的各项工作，由部队政治机关负责。继续留在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除主管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工作的军政主要负责干部外，原则上不再兼任军职。所有留在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应一律由地方党委统一管理，其党的组织关系和人事档案，都要转到地方。
这个决定草案下发后，虽未再发出正式决定，但全军即照此执行了。此后，全军“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需要留在地方工作的人员则就地转业；支左领导机构也相继撤销，“三支两军”工作到此结束。
对“三支两军”的认识和评价总的来看，“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各省、市、地、县的党政部门道到冲击，原有的党的领导系统和政权体系基本瘫痪，国家局势大有失控危险的严重形势下，人民解放军通过“三支两军”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由军队领导代替地方的党政领导，是必要的。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在极其困难复杂的情况下，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这些工作，缓和了紧张的局面，维护了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但是，也必须看到，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指导思想错误，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三支两军”是在当时局势混乱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非常措施，参加“三支两军”的官兵思想上缺乏准备，又不了解历史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的经验，特别是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插手、干扰和破坏，“三支两军”中也产生了许多缺点错误，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
（1）“三支两军”支持了造反派夺权。“三支两军”的核心是支左。军队支左，支持造反派起来夺权，砸烂的是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摧毁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打倒的是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干部。
“三支两军”，从一开始就把斗争对象搞颠倒了。
（2）在支左中，军队内部也产生了严重的派性。
支左部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虽然提出了“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并尽量采取了“一碗水端平”的态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军队内部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派性，这不仅使得地方两派的对立进一步加深，加剧和延长了某些地区“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而且也败坏了军队的风气，损害了军队的团结和统一，破坏了军队的建设。
（3）以军队干部为核心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把当时部队盛行的“四个第一”、“突出政治”、“活学活用”等一整套“左”的东西带进地方工作中，助长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冲击了生产、科技和文教事业。当时林彪提出：“支持左派，支援地方，首先应该从思想上支持。”《解放军报》社论也曾提出：支左的过程，“是向广大群众传播毛泽东思想，传播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经验的过程”。在建立军管会和革委会后，“三支两军”人员运用手中的权力，大力“突出政治”，狠抓“阶级斗争”，到处搞所谓“政治建厂”、“政治建校”、“该治建队”。有些人员甚至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不顾地方工作的实际情况，机械地搬用军队的制度和工作方式，搞“瞎指挥”，给地方的工农业生产和科技文教事业造成一定损失。
（4）在“斗、批、改”中，“三支两军”人员直接领导了所在单位的“斗、批、改”，然而由于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加之对立两派互揪互斗，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毛泽东赋予军队“三支两军”的重任，其动因和出发点是要军队支持“造反派”全面夺权，使“文化大革命”沿着既定的方针继续下去，但他还试图把“文化大革命”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同时，人民解放军由于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具有良好的革命传统，即使在执行“左”倾错误方针的情况下，出于对人民负责的本能，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限制错误的程度和规模，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这也是“三支两军”功过兼有的重要原因。
“文化大革命”后期，为了消除“三支两军”造成的消极后果，中央军委对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把一批坚持派性的人调了下去，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使人民军队的内部团结、优良传统得到了初步恢复和发扬。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进一步消除“三支两军”造成的消极后果，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各级党政组织对此做了大量工作。1979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通知》中指出：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重要一条，是要历史地看待“三支两军”问题。1981年3月，针对当时对怎样看待“三支两军”的问题议论纷纷的情况，邓小平在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表示，关于“三支两军”问题，只讲一句话不好，一定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三支两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句话：‘三支两军’给军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许多坏的东西，对军队的威信损害很大。比如派性，还有一些‘左’的东西，相当大的成分是从那里来的。”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三支两军”问题作了科学的结论：“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消极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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