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想制约无限上纲的大批判运动，却成为大批判的“靶子”；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有哪些内容为江青、张春桥等所不容，康生又是怎样睁眼说瞎话，致彭真于政治绝境的？
1966年2月2日至20日，得到林彪“完全支持”的江青，在上海邀请军队4位政治思想工作和文艺工作方面的负责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座谈之后写出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纪要》针对着《海瑞罢官》剧批判中的反对派，对文艺界的形势作了极为夸张、极为严重的估计，第一次公开提出了“黑线专政论”，并要“坚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4月1日，张春桥拿出了一份《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煞有介事地给《二月提纲》罗列了3条罪状。
这个红得发紫的“左派”又在抢头功了。
4月2日、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被中宣部“扣压”的戚本禹、关锋等人批“要害”的文章。自此，报刊上批判的调子又提高了，态度更为激烈了。
4月上旬，以邓拓同志为首的“三家村”开始被公开批判，此风一开，几乎每个省市都“揪”出了所谓的“三家村”、“四家店”。与此同时。中宣部已经被撇在一边。斗争形势这样迅速的发展，使江青、张春桥这伙所谓“左派”们兴奋不已。“左”倾错误再次升级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左派”们的个人野心恶性膨胀。
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掀起更大的风浪，窃取更大权力。
4月中旬，张春桥在一份文件中写道：在分析形势时，应该看到，以往的斗争“不过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长期斗争的序幕，不过是前哨战。”“当前的主要危险，则是过高估计斗争的成就。”“左派”们对《海瑞罢官》剧的批判已经觉得没有多大意思，他们的眼睛已开始盯着更大的斗争对象。这些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哨兵”开始成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位的觊觎者。
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康生、陈伯达先后在会上发言，批判彭真同志在学术批判斗争中和历史上的“错误”。会议决定：第一，起草一个撤销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第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4月12日，在京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讨论、修改了陈伯达主持起草的《通知》草稿。
4月下旬，彭真同志被停止工作。5月10日，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发表，公开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至此，围绕着《海瑞罢官》剧和《二月提纲》而展开的这场曲折、复杂、激烈的斗争终于见分晓了。然而，这还只是开始。
在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同志与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一起，被称为党内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受到严厉的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宣布发动时的第一批被打倒的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同志。
以对《二月提纲》的批判为标志，从1957年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经过一系列量变和量变中的部分质变，终于发生了一个全面的，质的飞跃，文化革命开始变为一场政治大革命——尽管它还被称作是“文化大革命”。
从对《海瑞罢官》剧的批判到《二月提纲》发出，再到“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为时虽短，内容却十分丰富。
我们可以认为，1965年11月开始的对《海瑞罢官》剧的批判，表明经过几年的酝酿和积累，“左”倾错误已经难以遏制地发展起来。在这样的基础上，党内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野心家、阴谋家集团。他们把党内一般的原有“左”倾错误推向极端，并随时准备通过这样或那样的事端发难。任何错误都会在一定条件下向其对立面转化，特别是当它发展到某种极端的形态时。既然种种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使得我们难以在“左”的错误萌芽阶段及其一般状态时就认识它，既然我们在“左”的错误已经造成一些严重后果时仍然缺乏纠正它的条件，那么，历史就按照其内在的深刻辩证法，给我们安排了另外一种途径物极必反。它使这种错误一直表现到最极端的形态。从而为我们最终彻底认识并纠正错误创造条件。当一小撮野心家把党内原有的“左”的错误发展为极左思潮和行动时，不论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我们党还缺乏彻底纠正“左”倾错误的条件。但是《二月提纲》的出现及其厄运表明，当时党内除了原有的不同程度的纠“左”力量外，同时也出现了受到一般“左”的错误影响的同志与极左思潮的对立。虽然这种对“左”的错误的批判，还仅仅是初步的、微弱的，还不可能充分认识和纠正“左”的错误，但这却是我们党最终认识、战胜“左”倾错误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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