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后的一天上午，亨德逊和毛姆一起乘黄包车从一家商店到另一家商店，黄包车夫热得汗流浃背，每一两分钟就用破烂的汗巾在额头上揩着。当亨德逊想起他非得要现在就去俱乐部买刚到上海的罗素先生的一本新书怕赶不到时，他要车夫停下来，打回转。毛姆说：“你想是不是午饭以后再去？那两个家伙汗流浃背得像猪一样了。”亨德逊的回答：“这是他们的好运道，你不必对中国人有任何关心。你明白，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就是因为他们惧怕我们。我们是统治的民族。”“中国人总是须要有他们的主人，而他们也总愿意如此。”最后当亨德逊正准备评述罗素《自由之路》（RoadstoFreedom）的某些观念时，那个黄包车夫拉过了应该转弯的地方。“在街角上拐弯，你这该死的蠢货！”亨德逊气急败坏，为了强调这一点，还在那车夫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
与亨德逊的先恭后傲比起来，另一个英国洋行大班丝毫不掩饰他对中国人的憎恶和鄙视。《大班》（The Taipan）里就有这号人的速写。“他是这儿社会上最突出的人物，什么都是他说了算。甚至领事都要注意站在他那正确的一边。虽说他在中国这么久，他并不懂得中国人，在他的有生之年，从没想到须要学习这种该死的语言，他用英语问两个苦力他们在掘谁的坟。他们不懂他的话，他们用中国语回答他，而他骂他们为无知的蠢家伙。”
那恐怖的敞开的坟走进了大班的梦里。他憎恶那些袭进他鼻孔的气味，憎恶这里的人民。那些无数的穿着蓝衣的苦力和商人们、地方官吏的圆滑的笑和不可思议的穿着他们的黑长袍。他们似乎都用恐吓压迫着他。他恨中国这个国家，当初他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他现在是惊慌失措了。他一定要回去。要死也要死在英国。他不能忍受埋葬在所有这些有着斜眼睛，和露齿而笑的脸的黄色人中间如此等等，毛姆写尽了白种人的傲慢与偏见。
毛姆笔下的西方在华政客，更是集白种优越与傲慢无能于一身。《领事》（The Consul）里英国领事彼特（Pete）先生的官场经验可谓资深，在领馆工作了二十多年，只是一直处于极端愤慨的情况之下。洋商们住在中国三十五年，没有学会在街上问路的话，彼特说因为他们学的是中文。他不屈不挠地尽全力查禁鸦片买卖，但是他是全城唯一不知道他的雇员们把鸦片藏在领事馆的人，而一种忙碌的鸦片交易就在那院子的后门里公开进行。他比绝大多数同事们精通中国文史，更为了解百姓，“但是从他的广泛的阅读中，所学到的不是宽容而是自负。”这种自负与传教士、银行经理大班们的优越感没有什么两样。
而他的一次接待，却让这种自负心理受到很大刺激。那天他接待了一个自称为余太太的女人。这是一个嫁给了中国人的英国女人。领事先生理所当然地没对她表示同情。因为一个白种女人要嫁给一个中国佬这本来就使他不可思议而充满愤慨。他的话官气十足，不容置疑：“你必须立刻返回英国”，“你必须从此永远不回那里去了”，“我坚持你要离开那个人，他不是你的丈夫。”有如宋先生与法国小姐的恋情，一旦危及到西方文明的纯正，奋起抵制是意料之中事，否则怎能体现出自身的优越感，又怎能让人尊敬。作为副税务司的范宁（Fanning）让人尊敬的法子很简单，就是首先让你惧怕。因为他有一种恶霸作风，无事生非，鲁莽唐突。他没有一次对中国人说话不是提高嗓子到粗声大气的命令声调。虽然他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但是当某个下人做了什么不如他意的事情时，他总是用英语骂得他狗血淋头。然而，他的粗暴寻衅只不过是隐盖一种胆怯而痛苦的企图，那就是去慑服那些将和他打交道而尚未被他吓得的人。以至于他妻子当有客人来了，总会说：“这些中国人都怕我丈夫，但是，自然他们尊敬他。他们如果试图在他面前玩什么鬼把戏，那是没有好下场的。”他会皱着眉头回答：“所以，我晓得应该怎样对付他们，我在这个国家二十多年了。”（《范宁夫妇》，The Fannings）如何对付中国人（或对待中国文化），这是在华英人的主要功课。“宽厚仁慈”也好，“鲁莽粗暴”也罢，都免不了要露出他们骨子里的那种文化优越感。我们借助于毛姆那小说家的慧眼看到了这一切。当然，毛姆不只是个旁观者。作为一个文化纯粹论者，他喜爱古韵之中国，冷淡新文化运动之中国，漠视20世纪现实之中国。当我们掀起遮在毛姆中国形象上的那块彩色面纱，源自于西方优越论的自负心理也就展现无遗了。确实，无论如何，毛姆都难以逃过那傲慢与偏见的文化心态，而其他西方作家与思想家又何尝不是。
3.“横海长征几拜伦”——与奥顿共赴战地行
文学史上有些作家实在令我们难以忘怀，因为他们能以惊人的胆识、无畏的勇气、宽广的胸怀，投入到异国抵抗入侵者的正义斗争中去。19世纪浪漫诗人拜伦即曾亲自参加意大利、希腊的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20世纪30年代后期，当中国抗战烽火点燃后不久，又有两位英国著名作家——诗人奥顿（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和小说家衣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结伴东行，亲赴中国战场采访，以实际行动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并写下了流芳百世的《战地行》（Journey to a War）。这里我们将重温他们那惊心动魄，富有戏剧性的战地之行，并回味奥顿诗篇中的抗战风云及其对人类文明史的思考。
我想这是我去过的最有趣的国家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极大关注，人们预测中日战争可能会引发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两大阵营的一场世界大战。外国各大通讯社、报纸的常驻中国记者，还有一批滞留中国的报刊自由撰稿人，密切注视着中国战事的发展动态。受著名的伦敦费伯出版社和纽约兰登书屋的派遣，英国大诗人奥顿和他的好友、小说家衣修伍德决定去中国进行观察和采访，写一本关于东方的旅行记。
20世纪30年代的奥顿思想激进，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并以左翼知识分子和坚决反法西斯侵略的姿态开始其文学生涯。1937年1月，他满腔热情地奔赴西班牙，想到前线开救护车，以此抗击弗朗哥法西斯政府。但共和军方面只要他写些宣传文章，失望之余，只在西班牙待了几个星期就打道回国。在公众心目中，他作为左派英雄，显示着一个青年诗人朝气蓬勃的活力，而他前往中国战场的举动，更使人们刮目相看，鼓舞了无数人，包括中国的一批年青学子，在中英文学关系史上也写下了激动人心的一页。
奥顿和衣修伍德虽然不懂中文，也不具备有关远东事务的特殊知识，但他俩的中国之行，仍在英国文化界引起震动。1938年1月18日晚上，一群诗人、作家、艺术家，大文豪E·M·福斯特也在其中，还有新闻记者欢聚一堂，为他俩饯行，希望他们归国后能够向人们提供来自中国的动人信息。第二天，在人们的期盼中，他们从英国的维多利亚起程，经巴黎、马赛，过苏伊士运河，于2月16日抵达香港。在香港逗留近两周，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2月28日，他们乘小舢板前往广州，途中几次遇到日本炮艇，因船上悬挂英国国旗，所以平安无事。到广州后，在英国总领事的安排下拜访了广州市市长。谈及战争形势，市长幽默风趣，谈笑自若：“我们不能打败日本，日本会赢得我们？哈！哈！哈！日本人太愚蠢了。”他的理由是日本乃工业国家，如能去轰炸一番不就完了；而中国是个农业国家，日本人来轰炸，仅仅是损害了地球，而更有利于老百姓犁地。当然不少人因此丧命，很残酷，但我们人多的是，不是吗？谈话当中，遇到日机空袭，隔着窗子清晰可见。市长继续说：“你们看到了？日本人来我们头顶轰炸！我们就坐在这儿。我们照样吸我们的烟。我们不怕！让我们喝点茶吧！”广州市长神态自若、无所畏惧的态度，也让奥顿和衣修伍德对中国人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充满信心，为能够成为这场反侵略战争的见证人而感到骄傲。后来他俩又受到广东省省长的设宴款待，听了省长对战局的看法，同样受到鼓舞。在广州期间，他们领到了采访证，因为在中国旅行采访，如没有证件将会困难重重。证上印着各人的中、英文名字，奥顿的中文名字为“奥顿”（AuDung），衣修伍德为“衣晓伍”（YHsiaoWu）。3月4日，他们离开广州，乘火车前往汉口。一路上日本飞机空袭不断，他们颠簸了两天三夜才到汉口，不久又去了武昌。武汉是当时中国抗战的前线大本营，政界、军界、文化界等各界人士云集此城，这对他们的采访极为有利。果然在武汉的时候，由专人接待陪同和服务，他们见到了不少名人。
3月12日，当时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告诉他们希特勒的军队已经侵入奥地利，这给了他们很大震动。衣修伍德在日记中写道：“今晚欧战已经爆发，而离这儿有八千英里远。我们是否要改变计划呢？我们是否立即赶回去呢？与此相比，采访中国战场对我们有多大的意义呢？”当然，他们还是没有立即赶回欧洲，而是按原计划奔赴中国前线进行采访。
3月14日，他们应邀与宋美龄女士共进午茶。在宋美龄寓所看到一个很大的生日蛋糕，才知道昨天是蒋夫人的生日，夫人则要将这个大蛋糕送给流离失所的孩子们吃。见到宋美龄后，他俩向她祝贺生日快乐。蒋夫人微笑着摇头说：“我希望没有一个人知道……一个男士喜欢过生日，一个女士却不是。它会让她想起自己变老了。”宋美龄还用地道的英语跟奥顿开玩笑：“请告诉我，诗人们喜欢吃点心？”“当然喜欢。”奥顿回答说。
“噢，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我原以为他们仅仅喜欢精神食粮。”宋美龄应答道。他们在一起聊起英国的情况，以及他俩的旅行、对中国的印象，询问了宋美龄关于新生活运动的事情。后来他俩又问起国民党政府是否真心准备与共产党合作时，“这不能成为一个问题”，宋美龄回答说：“我们当然愿意与共产党合作，问题是在于共产党是否真心与我们合作。只要共产党为中国而战，我们大家就是朋友。”正当他们结束采访时，蒋介石来了，奥顿马上提议蒋介石与宋美龄合个影。
当时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代表驻地也在汉口，而周恩来正是他们采访的主要对象之一。在武汉居留期间，他们在共产党的朋友、外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的介绍下，参观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一次奥顿偶然见到了周恩来，虽然相见时间很短暂，还是为周恩来拍了一张照片。
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起人们的好奇。衣修伍德衣冠楚楚，有标准的战地记者风度，而奥顿举止随便，衣着不整。按照采访计划，他们于3月17日从汉口乘火车前往郑州。一天在火车上，一位不到12岁的中国小兵惊奇地望着他们的面孔，神秘兮兮地笑起来，随便用京剧的腔调怪声怪气地描述他们的高鼻子。路途旅行长达17个小时，列车奔驰在干燥而又光秃秃的原野上，他们在《战地行》里这样描写：“从车厢的窗户望去，尽管常有敌机空袭，可时而能见到农民在田里耕作，或在村庄的池塘边撒网捕鱼，或在弯背施肥，就像俄国反映农民生活的电影里的镜头一样。这是一个多么无个性的国家！无论在哪里，男的和女的都穿着深蓝色的衣服，坟头随处可见，占据了大量可耕的宝贵土地，简直称得上死人向活人抢地盘。”
从郑州向东至徐州。到徐州后的一个晚上，他们站在屋顶上观看日军空袭郊区，日军狂轰滥炸，在这种情况下，衣修伍德坦率承认自己是害怕的，但是奥顿胆大包天地说：“不会丢命的，至少我知道炸弹不会掉在我头上。”
在徐州，他俩见到了李宗仁，并提出要到前线采访。李宗仁说前线是相当危险的，他俩则说一点儿也不怕。随后，他们去徐州战场采访。离徐州北部不到30英里的地方就是敌占区，日本兵也从东南方向进攻。他们想请一位中国少校拨辆车送他们到战斗前线，遭到拒绝，因为路上经常有日军出没，太危险了。3月27日早晨7点半，他们自己租了几辆人力车带着仆人直奔前线，到前线后与中国士兵们一块隐蔽在战壕里。奥顿忙于摄影，总是把头露出掩体，并说：“我就不相信这附近有任何日本鬼子。”话音刚落，日军的飞机掠过，扔下三颗炸弹，弹片从耳边擦过，衣修伍德早吓得魂不附体，奥顿马上躺在地上对准他按下快门，逗他说：“亲爱的，你的大鼻子直指夏日的天空，太美了。”有一天，一位中国军官向奥顿示意说：“那条路线将是我们的撤退路线。”奥顿一听马上严肃地说：“你们决不能后退。”那军官只好礼貌地应之以笑。
4月14日，他们重新返回汉口，再一次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成为新闻热点。4月22日在汉口出版的《大公报》第三版（周五）刊有一则题为“英名记者前线归来，畅谈抗战观感”的特写。报道4月21日由陈西滢、杭立武等人为奥顿和依修伍德抗战前线归来而举行招待茶会的盛况。其中涉及奥顿对其时中国形势的相关印象及看法。
关于在前线的观感及中国抗战前途，奥顿说，对于中国军队，他感到无限的欣慰。欧战时的军队，大率傲慢而善吹，可是中国军队却非常有礼貌，非常切实，非常坚强。而且，全世界只有中国最能给予新闻记者便利。在别国（如西班牙），他们处处拘束你，像防备一个间谍。中国军队的军备，确实不好，但是他们的精神却会引起人们万分的钦佩。
对于前方和后方中国人民及其团结的印象，奥登说，在前方，曾看到许多农民，在田里播种，虽然枪声很近，甚至有炮弹落在他们的前后，可是他们还坦然地工作着，这种镇定，恐怕只能以“伟大”二字来形容了。对于后方，一般都很好，特别是在广州，抗战情绪非常高。然而也难免在民众方面发现一些错误的言论。现在有许多学生参加军队作战，而在抗日建国的前提下，敢说国共两党一定会一天比一天更加密切合作；同样，也可以说中国人民是真正团结的。
对于中国的道德、文化和建设的意见，奥顿的回答，一般说来都很好。中国有几千年的旧文化，现在又有许多新文化产生；关于建设，单以铁路而论，中国仅系单轨（如陇海路），且时受日阀破坏，但服务人员组织严密，受伤兵士、难民，与增援军队均能迅速输送。他认为这方面实在值得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