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些与中国并无实证影响关系却与中国文化精神有着某种相似的作家个例（如蒙田），以及外国经典作家作品东方之旅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文化重塑等等，便理所当然地进入我们的研究视线。这方面的例证很多，典型的，如但丁的《神曲》、蒙田和他的《随笔》、卢梭与《忏悔录》、巴尔扎克和《人间喜剧》、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司汤达与《红与黑》、罗曼·罗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以及新文学初期的惠特曼的《草叶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抗战时期的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新时期文学开放期的福克纳、杜拉斯的《情人》以及高尔基的《母亲》一系列作品、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重新解读等等，这些经典作家和作品在中国之行中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沉浮，对中国不同时期作家和文学所产生的文化反馈和影响，以及由包括中国新文学作家和批评家在内的中国接受者，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对它们的文化重塑等，都应当视为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课题的组成部分，对这些典型个例的具体考察，可以开辟出中外文学关系中另一道真实的文化景观，有助于我们对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深沉交流的把握，应当予以重视。
10.如果说，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课题，从根底上看是哲学的交流、人的交流的研究，那么，那些客居他乡的“脚踏东西文化，手写宇宙文章”的“两栖”作家，就应该予以特别的观照和格外的重视。这是因为，在中外文学和文化交流史上，他们不仅是一个特殊的创造群体，而且也是一个绝佳的文化使团。这个特殊的创造群落，由于各种政治和文化的机缘，长期蛰居异域，熟谙异乡文化风情，具备较高的驾驭外国文字的能力，又有丰富深刻的人生阅历，他们时不时地将自己漂泊他乡的所思所感、所悲所痛的人生体验诉诸笔端，便创造出外国文苑一种独特的文学景观。他们以自身的文学实践和实绩，参与所在国文学的共建，构成了外国文学不可或缺、风格独具的部分。这群作家对滋养、培育他们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更新和利用，无疑是个有趣而有益的课题，自然要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他们双重的文化身份，独具的跨文化背景，独特的社会经历，以及他们所拥有的中外文化根底和双重的文化视野，注定了他们要在中外文学和文化交流中担当最佳媒介和使者。
不管这些作家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这种角色和使命，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中西交流的象征和桥梁，许多外国大作家和思想巨子有时正是通过他们和他们的著作来接近、认识中国文化的。暂不论中国早期赴欧留学生高类思和杨德望与18世纪“重农学派”杜尔阁、黄嘉略与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过从甚密的关系和举足轻重的影响，单从19世纪末开始，就出现了这样一些著名的作家：辜鸿铭（欧洲）、陈季同（法国）、林语堂（美国）、韩素音（英国）、盛成、程抱一（法国），以及美国当红走俏的华裔女作家谭恩美、汤亭亭等等，西方人在很多时候是通过他们来望中国，通过他们的著作来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的。一代文豪托尔斯泰因结识辜鸿铭而更深地了解“孔圣人”，法朗士由阅读陈季同的《中国故事集》而知《聊斋》，瓦莱里通过盛成的《我的母亲》而一窥中国民族的深部文化，拉康与程抱一几经晤谈与探索而获知中国思想……所有这些外国文坛的盛事和佳话也为中外学界所耳熟能详，表明这群“两栖”作家的存在，确实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中不可多得的使者和媒介。
难能可贵的是，两栖作家中的不少人，以推动人类的交流和理解为己任，怀着一种人性的良知和热忱，自觉地充当中外文化交流的“信使”，并乐此不疲。他们的这种角色行为，被西方学界誉为游弋于东西两岸，载运他山之石的“艄公”或“摆渡人”；他们的劳作，被人们赞叹为中西沟通的桥梁。他们以累年的创造和不懈的探索，在自己创作生涯里留下了一颗颗丰硕的果实，也宛如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上架起了一座座汇通的桥梁。他们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传播，拥有极为广泛的读者，有的还获得了所在国甚至国际文学大奖，成为西方读书界畅销的读物。他们在这些作品中或以诗人的豪情缅怀中华文化的辉煌，或以游子的悲凉抒写飘落他乡的失落与怅惘，或以智者的冷峻揭示人类命运的历史遇合和生命热流中的哲学意蕴，或以求索者的沉静诉说他们在两种文明撞击和合流中曾有过的痛楚和困惑，总之，他们以自己的智慧、经历和思考，写出了一代异国漂泊者在两种文化交流和碰撞中悲与喜，伤与痛的真实感受和两难处境，从而使他们的创作确实成为西方人望中国的窗户和东西交流的桥梁，正如英国华裔作家韩素音所说：“我已经建起了一些桥梁，许多人通过这些桥梁可以从一种文明进入另一种文明，从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从一种思维方式进入另一种思维方式。”（韩素音《再生凤凰》）在促进中外交流、理解的历史进程中，他们起到了所在国本土作家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对这些作家的心路历程和创作特点加以审视和考察，弄清他们究竟在什么特殊的文化背景下，作出何种特殊的文化建树，必然会发现到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史页上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顺着这道风景线走下去，我们就必定会对丰富浩瀚的人类文明碰撞交融的精神实质有新的领悟。因此，我们不能不予以特别的重视和观照。
11.如此可见，《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所描述的，不只是古代中国文明与外国作家的关系，所探讨的也不限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他们单向的影响，正如我们所强调的，我们无意把中国文化传统当作固定不变的辐射中心，以此去追怀早已淡逝的古典文明之光，重温昔日的辉煌，而是要力图展示一个有着悠久传统、凝聚着民族智慧的文化精神怎样为不同时代、不同肤色的作家收纳、运用和更新，又怎样在与异文化浩荡频繁的遭遇中获得新的丰富和增添。因此，多层面、多向度的个案考察与双向互动的观照、对话，始终是我们从事这一课题研究在方法论上所追求的突破，也是本丛书所有撰写者所奉守的一个基本方略。如果说，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他们与中国作家、思想家交流和对话的关系，那么我们从事这一研究的整个过程就应当是一种开放性的对话：既是我们与读者共时性的对话，又是我们与研究对象外国作家间跨时空跨文化的对话——它是今天的我们对于昨天的对话，是昨天的中外作家间所曾有过的历史的、文化的对话。对话的目的是为了知己、知彼，共存、发展。
“自知”与“知人”，这是东西方圣哲久已执着探究的哲学命题，它是先哲们通过自己的求索而为后世确立的认识自身和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相沟通的传统模式。我们认为，这种认知方式和沟通模式，同样适用于我们的课题研究。“自知”能更好地“知人”，因为“每个人都是整个人类状况的缩影”（蒙田语），而“知人”能反观自我，更准确地认识自己，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16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看来，无论是认识自我，还是认识他人都是一种“对话”，认识自我就是与自我对话，认识他人就是与他者对话。这种“对话”之所以能够进行，是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存在着共性；这种“对话”需要进行，是因为“我不同于你，你不同于我”，两者有着相异性，彼此都被对方“相异”的魅力所吸引。
源远流长的中外文学和文化交融汇通的历史，就是在中外各民族文化不断地交流、“对话”的驱动下发展的。我们对“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课题所做的一切思考、观照遵循的正是这样一个对话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