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园林的风景变化最为钱伯斯所看重。那么怎样去求变化呢？有时是摆布一套不同的意境，清晨的妙境，正午的和傍晚的妙境；或者是四幅暗示春夏秋冬四季的图画于园林中；或者暗合种种心境的图画——愉悦、恐怖、惊讶等。可是在园林里的景色，虽然是变幻无常，而在种种不同的景色之间，仍有一个贯通的总意与和谐。他说：“中国园艺师摆布各种结构，务求增加局部的美丽，而仍然无伤于全体的印象，而全体的印象，又必以天然兴趣为主脑；因为他们的园林，虽然是很多屋宇以及他的美术品物，而从外看去，依然有很多地方是完全看不见它们（屋宇等）的；又很少三间以上同时给人看见的屋宇；它们是这样灵巧地被掩盖在山谷中或岩石山岗，或在丛木密箐里。”因而，钱伯斯认为，中国园林之所以可贵，就在于能有多方面的变幻的美丽而同时又能保存全体的和谐。此外还能够给予人们以知识的和情感的满足。他们的规律与宗旨都这样繁复，所以不能不利用很多地策划了。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London，1772.pp.72～73.转引自陈受颐文，第51～52页。
钱伯斯还实施着自己的园林主张，其中最重要的是替肯特公爵（DukeofKent）设计和修建了著名的丘园（Kew Garden）。丘园位于伦敦西郊泰晤士河畔，是一座富有东方色彩的皇家植物园，同时更是18世纪欧洲在中国园林风格影响之下出现的最具代表性的园林之一。在丘园的设计中，钱伯斯以中国园林为蓝本，力图在自然和艺术之间采取一种中庸的态度，既顺应天然环境，又加以人工斧凿。他注重曲折蜿蜒的自然风格，点缀以曲水虹桥和假山凉亭。当时德国有位美术评论家对丘园这样记述：“钱伯斯在这里选用直线来代替曲线，给溪流以弯曲的水道，不将高出的地锄平，而依其原有的高度来种植，改良天然的灌木丛林而不将它们除去，宁愿有草地而不要沙地，开了几条景色媚人的荫路，建屋宇于林中以使其华贵。肯特公爵之所求之于天然的，都得之于园里。”
同时，为了使园景更多样化，钱伯斯采用了许多外国新奇美丽的东西：一座两层建筑的孔庙、一所伊斯兰教式的寺院、一座北非摩尔式的寺院、一座罗马式的凯旋门、一座类似大教堂的哥特式建筑。其中最著名的是他于1761年设计的一座中国式宝塔。塔高160英尺，共九层，每层都有翘起的中国式檐角，塔顶四周装饰有80条龙，涂以五光十色的彩釉。据说登塔临风，从几个方向均可远眺40英里之遥。后来它也成为具有浓郁中国风格的园林——丘园的象征。丘园修成后，钱伯斯声名隆盛。英王还于1763年特出资将丘园风景画集精装出版。这样，丘园也就成为欧洲新式园林的蓝本。
忘却自然那可是千万不该
在英国，对中国园林艺术风尚的模仿与嘲笑始终交织着。1750年8月2日，沃尔波尔（HoraceWalpole）在一封信里谈到全国各地都在美化自己的庭院，撤除墙垣和篱笆，在园中散布中国式庙宇和桥梁，而他自己的别墅草莓堡（StrawberryCastle）的内外装潢也采用中国的不规则艺术造型。不过当时也有许多人对那种不规则之美尽情嘲笑，以《世界报》和《鉴赏家》的诸位撰稿人为代表。还有不少人将新式园林归于英国人的独创以否认其与中国园林的关系。刚提到的这位喜欢玩弄中国东西的沃尔波尔，就将其起源推到弥尔顿的史诗《失乐园》，说在第四卷里，描绘上帝的伊甸园时，已经为英国人的园林建筑指出了方向。
应该说，这种否定英国新式园林来源于中国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英人并未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园林艺术精神，所仿造的中国园林，也只是一种不规则的、畸形的、零碎的东西。另一方面，如果联系时代风尚的发展变化，可以说即使当时没有中国园林艺术的影响，新式的园林也会自然地演变出来。中国园林是这种变化的一种催化剂。我们知道，17世纪的法国派园艺被荷兰派取代，而荷兰派到了18世纪初期以后也难以持久，所以必然有一种更新换代的需求。因而，在当时欧洲（尤其是英国）出现的中国式园林，就不完全是其时中国化趣味的一种展现，也是时代精神变动的表征。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当时有好一些英国人主张新式园林为英国独创，而丝毫没有他国的影响，也就容易理解了。
比如说，1756年当中国风味正在英国蓬勃进展的时候，当时小有名气的英国诗人坎布里奇（Richard Owen Cambridge）便有这样的言论：“无论人们的报告怎样——真实的还是伪造的——说及中国的园林，但是我们英国人在欧洲人中之最初建立这个好尚，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里显然否认了新式园林是从中国借来的话。另一个著名诗人格雷（Thomas Gray）则比较直接地否认中国的影响。他说：“我们在娱乐方面表现出的创造力，其唯一的证据是我们造园艺术的工巧。而这事对于我们，却不仅是小小的荣誉，因为意大利和法国对此项艺术一无所知，即使亲眼所见，他们也对它一窍不通。中国人掌握这种完美的技艺的说法很可能源于耶稣会的书信和几年前出版的钱伯斯演讲的小册子。毫无疑问，我们并未从中国人那里模范什么，也没取自然界之外的任何东西作我们的样板。这种技术并非四十年前才在我们中间产生，当然，我们当时根本不晓得它起源于中国。”
格雷所谓的当时，是指1747年以前。1747年是法国传教士王致诚谈及圆明园的一封信被发表在《教士通讯》上的时候。当然，格雷的这段话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远在18世纪之前，威廉·坦普尔已经写了那篇著名的论园林艺术的文章。
坦普尔这篇文章的应和者除了艾狄生外，还有诗人蒲伯（A.Pope）。1713年9月29日他在《监护者》（173号）上的一篇文章里，就高度赞扬“不加装饰的自然所具有的亲切纯朴之美”，并说荷马和维吉尔等古代作家的作品中已经有这种自然之美。蒲伯把威廉·坦普尔作为一位权威，特别是在给罗伯特·迪格比的书信中提到“不规则之美”一词。像艾狄生那样，他在给《监护者》的文章中也批评了当时英国园林的不自然的种植。艾狄生嘲笑那些修剪成锥形、球形和金字塔形的树木，蒲伯却挖苦那些修剪成夏娃、亚当、毒蛇、圣乔治、通天塔、青龙等极端不自然的人和动物形状的花木。蒲伯说英国园林专家是悉心研究以求脱离自然。与艾迪生一样，他认为自然高于艺术：“天才和最有艺术才能的人总是最喜欢自然；因为他们真正体会到一切艺术目的都是在于模仿和研究自然。相反，只有一般见识的人大都喜欢艺术上一些纤细和荒诞的手法。他们总觉得，最不自然的东西才是最美的东西。”
大约是在1718年末，蒲伯身体力行，营造了一个具有自然风格的托肯姆（Twickenham）别墅花园。园中无墙无垣，诗歌女神只要在那里散步，便会被口衔烟斗的过路乡下汉发现；幽径交错，人造荒野巧夺天工。园中有个天然岩洞，蒲伯感到骄傲，说它几乎不曾求助于人工，并说“请君前来观看，这里是伟大的自然！”（《岩洞赞》）。
蒲伯认为造园者要学会仿效自然。他讥讽嘲笑那些四面都有围墙的规则式样的园林，说那里“既没有赏心悦目的奥妙，也不见模拟荒野的技巧；树丛对着树丛，小径对着小径。两边都有平台，恰好彼此对称。”（《致伯林顿伯爵书》，1713）造园者应该弄清楚：“筑亭植树都可以由你安顿，可以栽个桂子，或搭个拱门，要么挖个岩洞，或筑个平台，但若忘却自然那是千万不该。”至于如何仿效自然呢？蒲伯也指出了一条路子，既非不加修饰，又非过分装饰，还要做到富于变化和出人意料才行：“把自然这位女神看成个端庄的姑娘，既不可过分打扮，又不是不要梳妆，切莫使每个美景到处可以观赏，此中奥妙就是在于若隐若藏，要出人意料，要有变化，要遮没垣墙，布景如此自可称至高无上。”
关于营造园林的原理，蒲伯说：“一切工作都要因地制宜；由此可知流水应高或应低；是否把气势雄壮的假山向高处搭，抑或盘旋向下把谷地往深处挖；要把田野景色和辽阔林地收入眼底，要顺势造林，林荫也要疏密有序；意中线路时断时续应当适度；种树好比作画，造园要像制图。艺术灵魂在于近情合理，各部呼应都是为了整体。”这里，末尾两句：“艺术灵魂在于近情合理，各部呼应都是为了整体。”所提示的思想与其《诗艺》是一样的。
除了以上作家外，有一位在当时文学界和思想界颇有声誉的贵族作家沙夫茨伯里勋爵（Lord Shaftesbury），他也曾间接提倡过中国造园法。他在当时矫揉造作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不断地提倡无染尘俗的天然美丽和光彩：“甚至那些粗糙的岩石，长满苔藓的山洞，不规则和不加雕琢的岩穴，以及断断续续的瀑布都具有荒野之地令人生畏的美。因为它们更接近自然，所以更能扣人心弦，蔚为壮观，甚至非整齐华美、冒充的王家园林所能相比。”
哥尔斯密则在《世界公民》第30封信里借助于伦敦的那位中国哲学家李安济的口谈到了中国人完美的园林艺术，一开头就提及了英国园林的新景象：
在园林艺术方面，英国人尚未达到中国人的那种尽善尽美的水平，不过近年已开始效仿他们的作法。人们现在比以往更加忠心耿耿地顺从自然景观。花木可以任意地枝繁叶茂；溪流不再被迫改道，放任地沿河道蜿蜒流淌；野生花草取代了精美的花坛和围着瓷砖的修剪一新的草地。
还有位诗人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也在其作品里说：
你也许以为他或正在寻幽访胜，
在蜿蜒的羊肠，如茵的草野，绿荫的清境：
中国的垂柳正拖着妩媚的长条，
而宝河的白杨的高枝又正在风里飘荡……
1778年，英国杰出的女小说家芳妮·伯尼（Fanny Burney，1752～1840）出版了一本流行较广的书信体小说《伊芙莱娜，或，少女初涉尘世》（Evelina）。女主人公在写给一个牧师的信里（第46封）也涉及到了游园的感想：“这个园子颇小，但太过拘于形式；假如它减少了直直的路径，和‘相对而点头的丛树，和排比如兄弟的小径’，则我于游览时必会觉得较为愉悦。”
当然，其他英国作家笔下也有不少类似的记载，或颂扬，或嘲讽，不再一一列举。不论英国新式园林的来源如何，至少在18世纪中叶的英国，中国园林艺术曾引起过不少作家的兴趣和注意。两个世纪以后，有一个研究观念思想史的学者勒夫乔伊则通过其论文《浪漫主义的中国起源》，提出了一个令文化与文学史研究者无从忽视的话题：英国或欧洲的浪漫主义，是否曾受到过中国园林艺术的某种启发？通过他的细致追溯，我们注意到在18世纪最初的七十五年间开展的逐渐自觉地反对新古典主义标准的斗争中，作为中国园林美学特征的“粗犷洒脱”之概念所发挥的巨大而短暂的作用。西方古典主义的审美理想是形式的和谐，即它的均衡、对称、规整，而18世纪以后兴起的西方浪漫主义艺术则推崇崇高，欣赏一种粗放的、不规则的美。勒夫乔伊指出，这种新的审美理想的形成，与中国园林艺术的影响密不可分。
2.从“文明人”到“野蛮人”——约翰逊眼里的中国文化
被卡莱尔称之为“文人英雄”的约翰逊，不仅是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文坛的领袖人物，而且两百多年来在英语文化界一直享有崇高地位。有人说，他的才学和工作对促使英语成为世界语言功不可没；也有人说，他的伟大不是文章做得漂亮，而是妙擅应对属辞。确实，他把大半生的光阴都消磨在谈话中，口吐珠玑，滔滔不绝。他能化陈腐为新奇，把曲折的事情形容到淋漓尽致，又直接痛快。他的话激越之处，可使听者心弦紧张；和缓下来，可让客人如遇知音。1764年，他在伦敦组织文学俱乐部，与同好奇文共赏，交换智识、思想和娱乐，影响了一代人的文学趣味和文化风尚。他到处受人敬仰，人们争相传诵他的妙语雄辩，其中就包括他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他深谙饮茶之道，对中国的道德观念和政治制度既惊讶又满意，可转眼又说中国人是野蛮人，其中曲折奥妙且听分解。
让人满意和惊讶的道德、制度
谈及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对中国的兴趣，我们得从杜哈德那本大著的英译说起。
杜哈德（Du Halde）的《中华帝国全志》（又常译为《中国通志》）法文版于1736年出版，这是当时全面介绍孔子及其思想最为通俗易懂的读物。书中介绍了《易经》《书经》《诗经》《春秋》《礼记》，第三卷以三百页篇幅全面介绍中国的礼仪、道德、哲学、习俗，说明儒学在中国社会的显要地位。杜哈德从未到过中国，却据28位在华耶稣会传教士的各种报告编撰了这本成功的《通志》，全书共四卷，是18世纪欧洲有关中国问题的百科全书。此书被译成英文后，就成为英国人的主要参考书，18世纪中叶的学识界谈到中国，莫不归宗于此。
1735年9月，伦敦出版的《君子杂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上有这样一段话：“杜哈德神父费了20多年做这部书。他常同中国的耶稣会教士通信，这部书大半取材于这些通信，再加上其他书籍上的记载，非常新奇详细。”过了两个月，这本杂志上又说，第一个讲中国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他曾经走遍中国大部分；当时读者把他的游记当小说看待，因为他们不信在亚洲东部，隔着许多野蛮种族，会有文明大国，有学术、工商，所实行的古法遗制，竟然会与古希腊罗马的法制同样完善；15世纪后欧洲一些热心的教士深入中国，证实了马可的记述并非伪造；去中国游历的，往往待不上一二月，就信手著书，读者奉为至宝，以至种种谬误见解，流传至今；其他所有有关中国的著作，都比不上杜哈德神父的详审。
这样的广告宣传很能引起读者对杜哈德著作的兴趣。1736年8月，《君子杂志》就接到一封信说：“我若以己度人，定有许多人在等候你们所译的杜哈德著作出版，等候得快要不耐烦了。我愈读此书愈令我钦羡；为一般人的好处，希望你们的译本赶快出版。这本书所写的一个国家，何等富庶，人民何等稠密，城市何等繁盛！多少伟大的建筑！工艺界何等勤作能干！但最仰慕的是政治及道德上完美的训典，因为中国人对于这方面最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