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帝创造了一个新世界——17世纪英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的“解剖”
瓦尔特·罗利爵士说：“关于一切事物的知识最早都来自东方，世界的东部是最早有文明的，有诺亚本人做导师，乃至今天也是愈往东去愈文明，越往西走越野蛮。”（《世界史》，1614）自从哈克卢特得到了那件“装在一炷香木匣子里的无价之宝”后，遥远神奇的东方中国一下子直接呈现在英国人面前；在勃顿眼中，中国文化无疑是忧郁症的灵丹妙药；韦伯认为中国人来自“上帝之城”，并从中国发现了人类的初始语言；托马斯·布朗则以其医生的科学精神对中国那些精美瓷器的制作工艺详加考订。所有这些表明，对17世纪的英国人而言，富庶强盛的中国无疑是上帝创造的一个新世界。
装在一炷香木匣子里的无价之宝
16世纪以前的英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印象一直处于半神话半真实的状态。地理大发现之后，葡萄牙和西班牙人，通过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和商人，基本包办了欧洲和中国的商业往来和信息交流。16世纪末，英国和荷兰开始成为西、葡两国的竞争对手。随之而来的是一股爱国热情席卷英伦，人们不断强调神的意旨，强调历史按神意发展，强调不列颠的特殊命运，尽可能扩大不列颠的影响范围，并试图将触角伸向东方。1583年伊丽莎白女王派遣商人约翰·纽伯里（John Newberry）由海路前往东方进行试探性贸易活动，并交给他两封信，一封致印度莫卧尔皇帝，另一封致中国皇帝，不幸被葡萄牙人发现逮捕。1596年女王再次派人携其亲笔信，乘船出使中国。信中说：“……敝国实见二国通商，有利无害，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得其所，何乐不为？互相扶植，利归吾民，想陛下必有同心也。今求陛下，凡我国人来贵国贸易者，务请赐以出入自由主权，俾得与贵国人交易，在陛下仁慈治下，使其得享受自由特典及权利，与其他国人在贵国贸易所享受者，一无差等。”可是后来因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阻拦，这封信最终还是没有送到中国皇帝手中。
1592年，英国舰队在阿速尔群岛附近截获了一艘葡萄牙商船“圣母号”。船上除了有英国人从未见到过的东方奇珍异宝以外，还有一本于1590年（明万历十八年）在澳门出版的拉丁文著作《关于日本使节朝拜罗马教廷的对话》（De Missione Legatorum Iaponensium ad Romanam Curiam），内容是关于东方国家的情况介绍。这本书被当作宝贝拿来给英国地理学家哈克卢特（RichardHakluyt，1552～1616）看时，它被“装在一炷香木匣子里，用印度花布包裹了上百层，真好像它是一件无价珍宝”。哈克卢特承认，这是“一种我认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记载那些国家最准确的书”。哈克卢特找人把这本书关于中国的叙述摘译出来，编入《英吉利民族的重大航海、航行、交通和发现全书》（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Voyages，Traffiques，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1599，简称《航海全书》）之中。
哈克卢特是英国地理出版业的主要创办人，曾坚决主张到北美开拓殖民地。他勤于搜辑，当时人将之比作“在那开着杂花的草地上最忙于钻穴打洞的鼹鼠”。他译印此书时，没有提及原书作者姓名。实际上这本书的作者是一批耶稣会士，有利玛窦、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1538～1606）、孟三德（Duarte de Sande，1531～1600）等。书中介绍了中国的疆域、皇家税收、北部边防、长城、人口、府县数目、中国历史上的内战及战乱带给人民的苦难、手工艺（包括制瓷、印刷、制炮）、绘图、航海、天文、农作物、宗教、政府组织、内阁、官员的升迁、皇帝和皇室情况等，还较为详细和准确地介绍了中国的科举制，并第一次向西方人介绍了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某种意义上，这是16世纪末欧洲人中国观的一个缩影。哈克卢特摘译的部分被誉为是“一篇出色的关于中华帝国及其社会阶层和政府的论文”（An Excellente Treatise of the Kingdom of China，and of the Estate and Government），共30页，以三人对话形式介绍中国。它对中国多方面进行褒扬，但也不乏理性分析。
比如书中不同意以往欧洲人认为中国比欧洲富饶的看法，认为中国的富饶确实“超过了中国周围的其他王国；但和欧洲比起来要差得多”。书里还认为葡萄牙人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商品的丰富，因为他们的结论是从对广州的了解作出的，而广州当时是中国最大的市场。而葡萄牙人有关中国从未受到战争、饥饿和瘟疫等三大令人悲伤的天灾人祸的侵扰的观念，也并不确切，因为据史书记载，中国也曾发生过可怕的内战，时至今日，一些省份还受到瘟疫、传染病和饥饿的侵袭。应该说，这样的看法更接近于实际情形，因而其可信度较高。
该书基本上保留了拉丁文原本对中国情况的介绍。称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却有秩序地住在乡镇和城市里；还说中国人一贯遵守自己的风俗习惯，但对于别人的风俗习惯则不屑于注意；他们遵守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五常”，孝道更在中国社会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官员和老百姓的服装不同，但彼此之间“使用同一语言”。
书中提到中国的男耕女织，又说每年春天都要举行皇帝亲自推犁、皇后摘桑的典礼。至于在宗教上，中国皇帝“敬奉天地祖宗、祭祀如仪”，他在“庄严华丽”的“太庙”里对祖宗牌位举行祀典。书中对中国儒、佛、道三教做了描述，并说皇帝“支持国内所有的崇奉偶像的宗教”，好像他准备“信奉一切伪教”。对中国的工艺技术和发明创造，书中也有提及：中国的画家和刺绣工很多，能“神妙地把金线织到棉布和亚麻布上”；中国人用火药制造“各种稀见的花炮”；他们在木板或铜板上刻上字，“每天神速地印出大量书籍来”；中国人长于航海，虽然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受到“鞑靼族”的统治，但“近二百年来他们安居乐业”于自己的统治者之下。
另外，书里还特别介绍了“注重文学高于一切”的教育制度和“不管出身或血统”的科举制度：中国人注重文学高于一切，把“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那上面”。孩子幼年就“请老师教读书”，读书不成的就去“学做生意或学手艺”。书中还详尽地叙述了如何考秀才、举人、进士，并且提到八股文：对于应考者“出给他们一句书或一个意思来发挥”，那些文章漂亮的人就可以考中，而中了进士的人就可以在政府中做官。官员的升迁要靠他们的政绩，“而不管出身或血统”，这就使得中国“国家太平”。
以上对于中国的认识，可以说超过了16世纪其他同类的西方著作。哈克卢特的《航海全书》被称为是一部英国人民和这个国家的“散文史诗”，也被看做是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精神风貌的标志，问世后风靡一时，影响深远。因为对哈克卢特同时代的人来说，这不仅是过去成就的记录，也是对新努力的激励。有关中国的知识同样随着这部巨著一起流行，对当时的英国人而言，这大概就是上帝创造的一个新世界。
忧郁症的灵丹妙药
忧郁症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英国以及整个欧洲普遍流行的一种“世纪病”，反映在文学作品里也是屡见不鲜的。就必剧来说，《威尼斯商人》中安东尼奥那沉重的心情是一种忧郁；《皆大欢喜》中杰奎斯喜欢远离人群，坐在树荫下胡思乱想，能“从一支歌里嘬出忧郁来”；而哈姆莱特的忧郁则更严肃和深沉，他觉得自己“失去了一切欢乐”，“心情非常沉重”。杨周翰先生说得好：“忧郁是莎士比亚一连串悲剧的苗头和火种。没有忧郁就不仅没有丹麦王子，也没有莎士比亚所有的悲剧。”
这里我们所要介绍的是英国的一位博学之士勃顿（Robert Burton，1577～1640）以及他那不朽的著作《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1621，修订版1624、1628、1632、1651）。这原来是一本医学书，分析了忧郁症的病原、征象、疗法，还讨论了爱情和宗教两种忧郁症。但是作者在这本书里谈及了人生的所有问题，而且旁征博引，笔势富有文学色彩。
勃顿是个性格内向、颇有书生气的牛津牧师。他四十多年足不出户，充分利用图书馆里丰富的藏书，古代以及近当代的文、史、哲、地、科学等著述，无不博闻强识。他就从这些大量古今的典籍中搜集材料，写成的书既像医学论著，又似包罗万象的常识汇编。这本书的主题是由科学、哲学、诗歌、历史和神学等各学科混合构成的。该书的结构原则，我们可以在书的全名里看得一清二楚，即《忧郁的解剖。何为忧郁，不同种类，原因，症状，征兆和几种治疗方法。全书分三大部分，又有不同章节、小部分、小节等。按哲学、医学和史学等划分》。另外，这部奇书的封面上套印有十幅于17世纪早期流行的寓言画，也都象征性地表现忧郁的各种症状及其主要特点。书名原文是：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what it is，with all the kinds，causes，symptoms，prognostics，and several curesofit.In three partitions.With their several sections，members，and subsections，philosophically，medically，historicallyopened and cutup.
在勃顿看来，世上所有政治、宗教、社会以及个人内心的种种矛盾都看做是或者概括为一种病，这就是“忧郁”（Melancholy）。他为诊治这些无处不在的流行病，开了不少“药方”，其中就包括东方的中国文明。他认为繁荣富庶、文人当政、政治开明的中国正是医治欧洲忧郁症的灵丹妙药。
正是出于以上考虑，勃顿对中国文明怀有信心，而他那有限的中国知识来自于马可·波罗的著作和利玛窦的《中国布道记》（1615年拉丁文版）。他在该书开篇《致读者》（Democritus to the Reader）里就引了一个流传甚广的关于中国人的传言：中国人说，我们欧洲人只有一只眼，他们自己有两只，其余世界上人都是瞎子。（The Chinese say，that we Europeans have one eye，they themselves two，all the world else is blind）勃顿为何引用这种传言，方重先生认为并非轻视中国人的愚蠢或讥笑中国人的傲慢，其实是一种崇拜、羡慕的心理。看来不无道理。葡萄牙人巴洛斯（J.De Barros）在其著述里也提到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优越性的认识：“正如希腊人认为其他民族都是蛮族一样，中国人说他们有两只眼睛可认识世上万事，至于我们欧洲人，在对我们进行传授以后，我们就有了一只眼睛，而认为其他人都是瞎子。”大概类似的说法很触目，所以被人反复引用，勃顿也是如此，或许因此便惹起外国作家对中国的反感。其实，各个民族开始时都有一种中心观，希腊如此，中国也一样。初民认为，只有占据“中心”，融入“中心”，才能与宇宙及其运行同步，契合，相应；只有找到“中心”，更新“中心”，才能感受宇宙的脉动及其节奏，从而再造世界，健全自我。伊沙克斯（Harold R.Isaacs）在《宗族偶像》（Idols of the Tribe）一书里说：“黄色是土地的颜色，而土地是宇宙的核心”，这就是说，从土地被创造，宇宙被开辟之始，中国人就被赋予一种中心的位置。
宗教忧郁症是书里重点讨论的话题。勃顿说这种病比起其他忧郁症“更使人痴迷、疯狂，更有危害，更使人类不安定，使大批的凡人的灵魂钉上十字架（像中了魔鬼的妖法），远甚于战争、瘟疫、疾病、干旱、饥荒等等。”天主教则是造成这种宗教忧郁症的根源，因此是一种“假宗教”。当时英国正值宗教改革新旧教派激烈交锋的时期，勃顿站在了反天主教、支持宗教改革的立场上。而耶稣会则充当了反对宗教改革的急先锋，企图维护天主教的权威。所以勃顿对耶稣会士也极尽蔑视嘲笑之能事。书中说“这些在（欧洲）大陆间跳来跳去的耶稣会士（thoseland-leapingJesuits）还向中国、日本进军，这从他们每年发回的汇报信件便很清楚。”不过正是耶稣会士的这些书信报告，才为欧洲人提供了关于中国的可靠资料与依据。同样，勃顿也是利用这些耶稣会士（如利玛窦）提供的有关东方和中国的材料，来反对一切时弊或描写各种精神疾病。
我们知道，马可·波罗的《游记》引发了欧洲人对东方中国的强烈兴趣，但其后好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均以为“契丹”与“中国”是两个国家，“汗八里”和“北京”分别是它们的都城。直到后来利玛窦一行抵达北京后，才真相大白。勃顿在书里也涉及这一问题，并就此引证利玛窦对中国国名几种说法的澄清：“中国”和“契丹”实质上是同一回事，鞑靼大汗与中国皇帝也是如此，汗八里（Cambalu）城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勃顿书里又说普通的中国人只吃植物的根（roots）和草（herbs），而那些有钱人则认为马肉、驴肉、骡肉、狗肉、猫肉，其味美不下于任何其他肉类。这种话的出处也是利玛窦著作。他又引利玛窦话说，中国是最讲迷信的民族，崇拜一些奇形怪状的偶像，如果算命先生说某人哪一天要害病，到时候他准得病，要他哪一天死，他也往往会死。中国的杀婴习俗也比较普遍，说在乡村，母亲如果无法养活孩子，就将他勒死，免得孩子将来像穷人那样悲惨地活着。利玛窦还指出了中国存在着另一种相当普遍又野蛮的风俗，“就是因为无法口或者遭到灾祸而极度绝望或者更加愚蠢更加怯懦地只为了愤恨仇敌而自杀。据说一年当中总有成千上万的人自杀，既有男人也有女人。那做法经常是在公众聚会的场所或在仇家的门前上吊自杀。”对于利玛窦所介绍的中国人的这种风俗，勃顿也在书里引证说：“中国人常常因为贫困而自杀，并常常在仇人家门前上吊以表示抗议。”勃顿还引用利玛窦著作说在中国用草药治病，有一本书记载所有的草药（当指《本草》）。医生是一门手艺，要从师学习，没有科学、没有学校，没有学位。另外书里还提到中国皇帝很少到国外看看，而宫中豢养着一万名太监来服侍他的妻子们；在爱情忧郁症治疗部分也谈到了中国的婚礼习俗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