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
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的比较文学学者曾合力主编了一本《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花城出版社出版）。为了祝贺这一创举，法国比较文学大师艾田蒲教授曾亲自为这部丛书写了一篇序。“序”中提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说，有一次，他在巴黎大学讲授法国19世纪文学运动，课后向学生说明他所参考与引证的文章都借之于中国文学。艾田蒲教授描述说：“这番话令四座皆惊。我觉得以这样的方式，无可辩驳地指明了那些带着高傲口吻谈论‘黄种人’的人是多么愚蠢而卑鄙！”他充分肯定了研究中国文学与文化对外国文学与文化的影响是一个极有价值，极富潜力的课题，他希望有更多中国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惜当《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聚集一批著名专业学者，正在对这一课题进行全面开掘，深入钻研，即将收成之时，艾田蒲教授却于2002年1月7日与世长辞，未能亲眼看到他所阐明的真理和他所开辟的这一领域是如何日益深入人心，开花结果！
从《中国文学在国外》到《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对中外文学关系双向阐释的研究来说，的确是一个新的飞跃，这是和数年来比较文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与比较文学视野的扩大分不开的。回首20世纪100年来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大约有以下几种类型：外国某作家在中国；中国某作家在外国；外国某种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和流播；以某种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为比照，重新诠释中国文学理论和作品；探讨中外文学对于某一共同问题的不同读解；作为中外文学关系桥梁的翻译研究等等。但是，总的说来，系统研究中国文化和文学对外国文学影响的论著，与研究外国文化和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的论著相比，为数确实不多。开风气之先的恐怕就算1926年载于《学衡》杂志的《孔子老子学说对于德国青年的影响》和1927年载于《小说月报》的《歌德与中国文化》了。这两篇文章都由外国人所写，但却激发了中国人的兴趣。紧接着，1929年至1931年《岭南学报》发表了陈受颐先生的《18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鲁滨孙的中国文化观》和《18世纪欧洲之中国园林》等三篇文章；后来又有范存忠的《约翰·高尔斯密与中国文化》（1931），方重的《18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1931）和朱谦之的《宋儒理学对于欧洲文化史的影响》（1937）等。然而，在中国比较文学大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却明显地相对薄弱。我想这原因大概是由于进行这类研究，需要很高的外语水平，80年代外语能力能达到像陈受颐、范存忠等前辈学者水平的比较文学学者恐怕还不多，同时，比较文学研究本身也还有一个逐步积累和深入的过程。
到了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后期，由于全球化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保护文化生态，促进文化多元化的迫切性日益突出，人们不但考虑要坚守并由显自己的文化特色，而且希望在与别种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中，使自己的文化得到发扬和更新，不同文化之间也需要有更多理解和宽容的空间，以达到文化多元共存，消弭文化冲突的目的。于是，以跨文化、跨学科文学研究为己任的比较文学就有了更广泛、更深入的发展。加以世界进入后殖民时代，许多曾视前殖民地文化为野蛮落后的“前宗主国”也都觉悟到，要求得世界安宁，促进自身文化的更新和发展，就必须更多地了解他种文化，加强世界文化的交流与相互学习。于是西方有些国家也出现了不少研究中国对西方文化影响的新作。
在这种形势下，《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这套大型丛书应运而生，它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贯通古今，沿着外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线索，系统总结了各个时期中国文化对外国文学的影响；第二，汇通文史哲与文学，以外国文学发展为经，中国文史哲与文学的影响为纬，编织了新的文学关系史；第三，对材料有了更广阔的开掘，对个案有了更深入的分析；第四，采取了广泛联系的发展观点。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评价往往有其自身的历史社会原因，有正、有反，有低潮、有高潮，丛书对此作出了相当深刻的分析。可以预期《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必将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总之，《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是一部创新之作。它承前启后，具有无可取代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是在今天，向西部进军正在全国掀起高潮，本书由少数民族聚居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说明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和人民迈向国际文化舞台的信心和决心，也说明了广大学术工作者对开发西部地区的热望和支持。
2002年5月16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