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这方面您真是付出了很多心血，我在其他人的访谈中也听到了这方面的评价。您不光尽到一般编辑的责任。还像老师一样地指导提携年轻的学者。这样您才能在学报的校内科研发展需求和开门办刊的改革创新之间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这也是您颠覆传统办刊理念的第三点具体措施。
另外，这10年来你们学报的确是一步一步地往上走的。那您能不能总结一下，学报这10年的发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具有标志性或者突破性的事件有哪些？
徐：如果从组稿的角度划阶段，我想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等米下锅的阶段，是1995年到1996年；第二个阶段是我们去买米下锅，就是主动组稿，这个时期比较长，大概到2002年。这个阶段，我们的组稿还缺乏好的主题和策划，反正只要能从名家组到稿就不错了，不成规模，比较散。第三个阶段，从2003年开始，我们做主打栏目，形成规模和方向，这个可以叫做培养优良品种。从等米下锅，到买米下锅，到培养优良品种下锅，可以说是我们学报组稿方面的三个阶段。
至于重大的标志性的事件呢，第一件是1995年第一期，发了乔健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引发了中国人类学的一次大讨论，这个前面已经提到过了。第二件就是2002年第一期，钟敬文先生百年华诞。当时我们在做民俗学这一块，考虑到钟先生快100岁了，很早就开始策划做一次专题，也得到了他家人的支持，取得了照片和资料。当时李岚清准备给他在人民大会堂做寿，我们就打算把我们的杂志在会上发出来，人手一册。就在我们杂志印好的时候，老人家刚刚走，1月10日，我们接到通知后，马上派人出发，把那期学报全部带到北京去，直奔八宝山，在八宝山人手一册。当时《北京晚报》登了一幅照片，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哀思钟敬文先生，一个女学生手上捧的就是我们《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这下子，整个北京的学术界都知道了我们的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主编就说，“《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真大气！”第三个重大转变是，从2004年第一期开始，我们把封面学者和主打栏目结合起来，影响也是很大的。人类学的学科地位是个千手观音，所有的学科都要和她牵手，所以我们的主打栏目有都市人类学啊，乡村人类学啊，教育人类学啊，生态人类学啊，审美人类学啊，女性人类学啊，文学人类学啊，医学人类学啊……这就算是第三件有突破性的事情。
吴：那么这10年的办刊经历，让您觉得自己有成就和收获的事情有哪些？
徐：10年下来，我们的学报和我个人都得到了很多肯定。乔健先生一直是我们忠实的读者，钟敬文先生那次策划不用说了，还有一件让我感动的事情。一次在黑龙江遇到我们学报的订户，他把我们学报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甚至还把我和李亦园对话提到他们东北民族研究的那部分勾画出来，到处给相关的人看，他以订有我们的学报感到自豪。台湾那边李亦园先生把我们的一套学报摆在他书架最显眼的地方，让到他家的客人来看，他还专门为我们学报写过一篇文章《来自南疆的人类学呼唤——十年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对人类学的经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这很不容易，李先生年纪大了，写文章已经不多了，说明他对我们学报非常地看重，这也让我很高兴。所以办刊物是很有乐趣的，通过办刊物你可以和学者有非常广泛的交流，这种交流跟不办刊物是很不一样的，而且你通过办刊物，拜读各种学者的论文，是种很好的学习，你就可以很快地发现前沿，发现新的问题，这对自己做学问是很有收获的。所以从办刊角度来讲，我既有成就，又有收获。
吴：在采访广西师范大学王杰教授对你们学报的评价的时候，他给予了你们学报高度的评价，认为你们学报的发展是中国人类学从复苏到逐渐兴旺的过程的一个缩影。那么，您自己对学报在中国近10年的人类学复兴中的作用和地位如何评价？
徐：王杰教授的这种说法是一种，还有一个教育部的说法，据专家透露，我们学报的“人类学研究”栏目之所以被评为名栏，那是因为，一个边缘学校的学报的一个栏目，能够推动和引导一个学科的发展，这是绝无仅有的，所以我们这个栏目具有示范性的作用。这给我提了一个醒，回忆我们办刊10年设立建设人类学栏目的过程，觉得确确实实是起到了推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作用。怎么推动呢？我觉得具体有这么几个方面吧。
一个方面，我们为中国人类学提供了一个园地，到目前为止还是唯一的园地。当然现在也有些杂志零零星星地发表一些人类学的文章，但是在1995年前后几乎是没有地方可发的。用李亦园先生的话讲，那就是形成了中国人类学的一个中心，你要看中国人类学近10年的发展，你就去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另一个方面，用乔健先生的话讲，我们学报不仅团结了中国内地的人类学者，而且还包括港澳台以及全球华人人类学学者，他称我是中国人类学的核心联络人。
再者，我们学报反映了中国人类学10年学术发展变迁的情况。开始就是乔健先生的文章，他指出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但是也很乐观地指出了发展的前景，这个时候正好是一批在国外留学的学者回来的时候，比如庄孔韶、景军、王铭铭等等，我们的刊物就正好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展开讨论。学者之间也有不同的派别，但是我们的学报跟中国所有的人类学者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几乎所有的重要的人类学者都在我们学报上亮了相。
然后，刊会结合也是我们推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最开始我们还没有形成规模性的会议，我们第一次开的是“人类学的本土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本土化问题是人类学在中国恢复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当时还是第一次在中国内地讨论，而且我们这个会议真是具有国际性，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西班牙的、中国内地的、台湾的、香港的学者都有，那次的影响是不小的。比较连续的会议最开始是费老办的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那个时候中国人类学还在恢复过程中，很多人还不懂人类学，不懂田野，所以是个讲习班的形式，主要请东亚的专家学者来讲。但是五六年以后，我们年轻的学者成长起来了，从国外回来的学者越来越多，就必须要以一个新的形式展开，不能老让别人当学生。所以，2001年我到香港、台湾的时候，就跟一些学者商量，成立一个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大家用论坛的形式平等地交流和讨论。于是，回来我就发了一个倡议书，联合了26家相关单位，开了第一次会议，2002年开的，非常成功，出了一本书，主题是《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社会》，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头。第二年本来准备在中央民族大学开，但是由于非典，就取消了。于是宁夏大学就决定在2004年举办第二届人类学高级论坛。非典过后，2003年10月中央民族大学搞了一个特别论坛。今年第三届准备在武汉中南民族大学开，成员单位已经发展到40多家。最开始我们不是很有经验，论题不是很集中，到了第二届银川会议的时候，主题就非常明确，就谈生态问题，圆桌会议也举行得很成功。我们还发表了生态宣言，《光明日报》有评论，《文汇报》把李亦园先生的主题发言全文发表。第三届准备谈乡土中国，做一个乡土中国白皮书。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适应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新需要，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交流讨论人类学的平台，而且从我们的主题来看，我们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比较紧密地结合现实的情况来讨论的。这样不仅促进了中国人类学的理论的发展，还将人类学理论与中国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现在，我们这个人类学高级论坛已经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承认。我不仅是论坛的秘书长，而且每次会议的主题都会成为学报的主打栏目，论坛的活动我们也都予以全面的发表。这对一个小小的刊物来说，能做到这点是非常不容易的。2001年12月杜维明先生曾经在广州的一次早餐会上，把我介绍给其他学者的时候说，广西有两个东西很厉害：一个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他们把我们燕京学社的馆藏书都影印出来了；另外一个是《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它把所有的华人人类学家都团结起来了。这是很高的评价。
第五个方面，我们的主打栏目也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我们对人类学现在出现的一个现象抓得比较牢，人类学在中国发展到这个状态，为什么其他的学科都要和它互动，都要去它那里找方法和理论？这正反映了人类学作为以全部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为支撑的基础学科的特征，就是我讲的牵手现象。人类学是千手观音，我们学报抓住了这个最新的动态，可以说这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最开始是文学人类学，接着是历史人类学，然后教育人类学，又比如经济人类学和旅游人类学，不能只关注经济效应，还要体现人文关怀。现在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实际上是我们人类学最根本的价值取向。所以说，我们学报强势推出的主打栏目就体现了中国人类学当前的发展。
第六个方面就是刊书结合的问题。我们的学报容量太小，还有很多学者的研究需要更好的发表平台，所以，比较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推出了一个“人类学文库”。比如我们的黑衣壮考察，高山汉的研究等等都比较有影响。还有就是我们的“人类学高级论坛文库”，已经出了四本，都卖得很好。再加上会议论文集，第一次会议的论文集已经出版了，2003年和2004年的马上要出版。另外我们主打栏目形成的“人类学千手观音书系”也出版了第一本。这就形成了规模效应，记录沉淀了人类学研究成果，反映我们人类学发展的一部分成果，当然其他出版社也出了不少好的人类学书籍。
所以，我们一个小小的学报能够推动一门学科的发展，就是通过我们的学报不断地把蛋糕做大，做强。如果说某种意义上我们学报反映了中国人类学近10年发展的一个缩影可能有点溢美之词，但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学报对中国人类学发展所作的贡献，这是我们想做的，愿意做的。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我这10年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扩大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很多东西，结交了很多朋友，我觉得很满足。
吴：很多人都跟我提到，办刊物的话。人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在我这些天对你们编辑部成员的采访中，大家都提到您的特殊作用，可以说没有您就不可能有现在的《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包括和人类学界的这种互动也是由您牵头做起来的。那么下面我会问一些比较个人化的问题。您做成了这么多事情，一个好汉三个帮。您如何评价你的工作团队，您的用人标准是怎样的？我从不同侧面听到对您的性情的评价，感觉您一方面待人热情，办事执著，有魄力有毅力；另一方面性格又刚直暴烈，甚至招人怨恨。您如何评价自己的性情，您的处世原则和人生理念是什么？
徐：我们这个团队应该说很不错，10年来我们比较团结，大家对我都很尊重，所有的分工都能很好地完成。可以说这10年当中，除了中间那个插曲（1996年突然新来了个主任），都是很不错的。比如黄世杰，他这个人要么不做，要么他会做得很漂亮。他来了之后，校对工作做得很好，后来也参加编稿，包括编排规范上的问题都是他管。再加上他脑子很活，也肯钻研，很快他就转到民族学人类学领域来了。我们编辑部的成员都要派出去进修，像廖老师去北京大学进修，黄世杰去中山大学进修，业务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自然科学版的黄祖宾本身也是被别人边缘化了的，我把他要进来后，工作非常努力。廖智宏老师是老编辑了，本身也是新闻编辑专业出身的，写了系列的主编意识论。于是，我们就在人少任务重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兢兢业业地做，对待稿件也很民主，大家一起做得非常愉快。
我个人的性格，据黄世杰的说法呢，既具有湖北人的实干，湖南人的豪气，又有浙江人的精明。我既会做学问，又会策划，所以我做一件成一件，我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成，而且尽量做到最好，这就是我的信条。但就我一生的经历来讲，我的性格就四个字：坚忍不拔。我要做成事情就要克服一切困难，决不低头。湖北人做事情就是敢说敢干，浙江人做事情就是比较精明，考虑问题比较周到，湖南人的特点呢，我觉得有一种霸气，我是有点霸气的。我批评人是不留情面的，但是都在桌面上，我不会在背后说别人，没有必要。我这种霸气可能跟我的工作和人文环境都有关系，我自己喜欢在比较快的时间里把事情做好，有的人做事拖拖拉拉的我就要批评，对学生也是这样。我这个人的性格呢的确是有点急，但是人如果没有点性格就做不成事情。我的这种霸气说得好听就是魄力。但我也有我的人格魅力，我对我的学生毫无保留，个个当孩子一样对待。包括一些不认识的本科生也把心里话告诉我，我太太说我都成心理医生了。本科生听我课最多的时候有400多人，做田野我也都带下去，而且我每一年讲的都不一样，学生很喜欢听我的课。我对学生很平等地相处，希望还能是朋友，尽量给他们机会去发展。不光学生，还有同事，我也尽量。我很愿意帮助别人，因为我最困难的时候都是别人帮了我。
吴：最后一个问题，您现在要离开这个你辛苦经营了10年的学报。回过头去看，有没有遗憾的地方和未能实现的抱负？对学报的将来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徐：遗憾是有的。我们学报做到现在这样的程度，是中国人类学一个重要的刊物，应该让我做到2008年世界人类学大会在中国开完，把我想做的东西都做完，但是因为我已经担任了两届主任了，按制度我必须退下来。对学报的以后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你这次来这里访谈我们学报10年的发展，我感到很高兴。
吴：我冒昧总结一下，您目前事业上的成就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点是学术研究的成就，主要以您倡导的汉民族研究为代表；第二点是学术建设的成就，包括您主编的《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辑的各种人类学学术丛书，举办承办和参与的各种会议。这些工作对中国人类学学术繁荣和学科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三点是培养学生，尽量给学生创造发展的平台。为下一代的学术传承作贡献，我在与您的研究生的交流里面感觉到他们都很尊重和感激您。
非常荣幸这次有机会来到你们编辑部学习，并和您面对面地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