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我在1990年毕业的时候，面临着多种就业选择，国家民委、四川省民委等好几个地方我都可以去。因为当时北京大学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有一个合作，费先生就主张我去藏学中心。第一，他因为身体原因去不了西藏，他希望我去西藏做研究，了却他的一个心愿。第二，他认为西藏值得做。他说：正如我们在做汉族的时候，最好先去研究一个少数民族。要充分认识中国，先从人口最少的省区开始做，西藏是中国人口最少的自治区。那个地方虽然人口少，但也是中国的一个完整行政体。你认识了它，就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的整体社会文化结构。你就有了实例，有了更多的感悟。所以我是听了老先生的一句话，一头扎到西藏去的。我到藏学中心报到三天后，就立即赴西藏做田野调查去了。从此以后，我在藏学中心基本上是每年5月份进藏，一般要在10月以后才出藏。
徐：你是哪年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
徐平：1990年。
徐：哪年离开的？
徐平：2004年。
徐：近15年。
徐平：因为我1988年就参加两家合作课题，去过西藏。最早是马戎带着我们做的西藏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1990年我进去后就专职干这个工作。那么我同样也是采取费先生交给我的方法。什么方法？首先是社区研究；第二是类型；第三是比较这个路子。我首先在拉萨市达孜县邦堆乡的一个村子搞调查。之后，我觉得不够典型，这是一个让人看不出历史的村子。
徐：你做了多久？
徐平：做了1个多月。因为我听说这个乡是西藏第一个人民公社所在地，我背着行李直接就去了，我找到乡政府，他们把我安排到副乡长家。进入这个家庭后，除了副乡长能说汉语，其他家人没有能说汉语的，包括他的孩子汉语水平都很低，而且大点的孩子都住校，不在家。所以，如果副乡长上班了，我只能靠比划手势和他们交流。藏族人是很好的，非常朴实善良。两天后，他们对我就完全信任，让我把他们家的家务事都承担起来。因为他们觉得我做饭好吃，干农活不行。那时正是农忙，收麦子的时候，所以最合适的工作就是做饭。为了学点牛粪火，我还是费了劲的，刚开始怎么也点不着。反复琢磨和实验，终于点着了。因为藏族很少吃炒菜，我就给他们做炒菜，我在这家如鱼得水，就是语言交流困难，但那种一家人的感觉非常好。房东妻子每天早上挤完牛奶，都要烧一壶给我当茶喝。连续喝了三天后，开始拉肚子，一塌糊涂，拉肚子比什么都厉害，立即就拉趴下了。我带的黄连素、利特灵都吃完了。一把一把吃黄连素。后来房东从墙角里抠出一个藏药丸，像羊屎疙瘩一样，让我试一下。开始时他不敢给我吃，我们的命金贵呀。吃后立刻见效，肚子里哗哗响，有力气了，然后就想吃饭，真神了。藏药治胃病确实很有效。
徐：你为什么得这个病？
徐平：应该说是因为水土不服。毕竟我们的胃从来没有喝过那么多牛奶。尤其是藏族人待客，他是不能让你的杯子空的。所以，经常闹出笑话。倒满后，你必须喝，喝一点后，他还要倒满。就会形成一种互动，不知不觉就喝多了。我给这个村子取了个学名叫达村，写了两三篇文章。后来我又在曲水县的才纳乡最大的尼姑寺里住了45天，做调查，寺里有160多个尼姑，都是藏族人。我为什么去这里？一是它是藏族地区最大的尼姑寺，二是每次拉萨骚乱游行的尼姑都是这里出去的。我是随着寺庙整顿工作组进去的，只有我一个非藏族。其他都是曲水县抽调的干部。通过在尼姑寺的调查，我对人类学的理解更深入了，特别是对人性和宗教的理解。有很多故事，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写，好多东西是没办法写出来。
徐：她们能懂汉语吗？
徐平：基本上不懂。所以，我在西藏的调查有一个很重要的缺陷就是语言不通。
徐：你这么多年学藏语了吗？
徐平：我学了，但始终不精。我到藏族人中间生活一段时间，一般有70％的意思我都能理解，但是讲不出来。或者就是蹦单词，我觉得语言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是应用。别把它当作一种语言去学，直接进行很实际的交流，似乎自然就会了。在一个村里住上一个来月以后，就可以和他们进行初步的交流了。更多的时候，我还是和藏族同事一起结伴做调查。我先后又选择了一些调查点，但总觉得都不够典型。直到有一次国际藏学会后，我陪老外去西藏各地参观，走到日喀则地区的江孜县，有一个帕拉庄园，是一个贵族庄园。人类学特别讲一种灵感或者悟性，一种心灵的震撼。我站在帕拉庄园的房顶上，一下子就找到这种感觉了。
帕拉庄园是西藏唯一保存完好的贵族庄园。我们都知道，旧西藏是由政府、寺庙和贵族三大领主统治。它是唯一保存下来的贵族庄园。这个村庄有历史，能够代表西藏的过去，江孜县也是西藏的一个大县，在现状上也有代表性，而且帕拉家族本身的知名度非常高，在旧西藏的贵族中很有代表性。帕拉家的老大土登维登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大管家，权力非常大，一般的县一级官员都不敢正眼看他。老二扎西旺久是庄园主，具体经营庄园。老三多吉旺久是达赖警卫团的团长。因为西藏军队最大的编制是团，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军。以后还当过部队后勤部的部长，主管粮饷的。可以说帕拉庄园是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一个化石，也是一个奇迹，别的庄园大都毁了或改作他用，全西藏就只有它完整地保存下来。这要感谢当年西藏自治区的老书记阴法唐。他这个人很奇特，从山东抗日支队开始，随着十八军一直打到西藏。作为先遣部队的副师长，在昌都战役时截断了藏军退路。他率领部队一直进驻江孜，江孜成立分工委，他是书记，很有水平。他有意识地把帕拉庄园保留下来了，“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遭受到破坏。
1994年，我就以帕拉庄园调查为主题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1995年5月带领一个课题组四个人在那里做调查，住了4个月，先后出版了《西藏农民的生活》、《活在喜马拉雅》这两本书。做西藏的调查时，我在方法上和路子上已经较为成熟了。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怎么调查，所以组织调查时比较轻松，也充分调动课题组成员的积极性。在《羌村社会》里面我已经开始进行定量研究，但主要是依托村里的统计材料作了初步的定量分析，还不足以说是采用了定量研究方法。在西藏的调查中，我就普遍使用问卷调查法。采取整群抽样，对一个社区每一户人家都进行问卷调查，指标也涵盖方方面面。我在帕拉村那次的调查问卷内容非常庞大，对民主改革以前、民主改革以后、人民公社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四个时期同时展开调查。每个问题要回答四个时期的内容，最后用计算机统计分析出来。它的好处是非常确切地反映出西藏社会的巨大变迁。比如说吃，封建农奴制时期老百姓的人均口粮只有99公斤，正如老百姓说“我们不是吃糌粑长大的，我们是饿大的”。一个人的年平均口粮不到200斤，而且没有任何蔬菜和肉食。那时的封建农奴制确实是一个非常恶毒的制度，尤其是下层农奴真是被饿大的。以后的各个时期粮食产量都在不断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翻倍地增长。
我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综合运用。我是学历史出身的，因而非常重视历史资料、已有的文献资料的应用。再加上进行深度访谈，我每次都要开很多群体的座谈会：干部的、老人的、妇女的、青年人的，等等。因为不同群体有不同的问题。我把这个村子每家每户的问卷都做完之后，大体的情况我都掌握了。然后我开始选择重点家庭进行访谈，将典型户分为上、中、下。这些家庭我都做深度访谈。但是在西藏调查的缺陷也非常明显，就是语言不通畅，我很难做到没有障碍地和调查对象进行交流。只能通过翻译，靠我的经验去领悟。虽然我也能够很迅速地写成书，而且进度要快多了。我在老家的调查是摸3年，又用了好几年才搞出一本书出来。在帕拉村1995年的第一次调查是4个月，1997年我又一个人调查了一个多月。直到1998年才最后结稿，和郑堆合作完成《西藏农民的生活》，这本书的出版拖了很长时间，反而我增加内容后单独新写的《活在喜马拉雅》在1999年提前出版了。根据出版社的要求，我把它写得更通俗化，也更细腻一些。这时在技能上、技巧上、研究方法上已经基本成熟了。但是西藏调查我始终感觉是隔靴搔痒，许多东西我能感觉到，完全凭我的经验和悟性。但是只凭经验和悟性是不够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靠不住的，我要是不借助别人就没有办法搞调查。
1999年在藏学中心的一次会议上，我听阿里的书记随口说到在他们的边境地区还有一个“未改乡”叫楚鲁松杰。就是没有经过民主改革，现在还实行封建农奴制度的地方。我当时一听就来了电，这可是人类学的一个难得标本呀。然后，我就向单位领导提出我要去调查。当时领导们都反对，因为去阿里就不容易，去那个边境乡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我坚决要去。然后领导说：你非要去，你要能吃那个苦，你就去，我们不就是花点钱吗？就给我批了。我也很绝，我一个人在拉萨找了一辆大货车，坐了8天到了狮泉河，人都要虚脱了。而且路上没有宾馆可以住，有兵站就不错了，很多时候都是野宿。从狮泉河到乡里面大卡车还要开2天。从乡里面开始骑马还要2天才能到达那里。在中国地图上就是鸡屁股翘出来的那个地方，许多阿里的当地干部也没有去过，进出实在太艰难了。
徐：哪年去的？
徐平：1999年。我到达狮泉河以后，接洽不到合适的领导，工作开展非常困难。最后找到阿里行署的专员，专员把我介绍到气象局，因为气象局是这个乡的对口扶贫单位。气象局派了一个办公室主任和一个大学生，他们刚好要去这个乡扶贫，所以就把我带上了。北京有一个作家叫龙冬，他也刚好去阿里采风，也跟着去了楚鲁松杰。我们四个人就一起出发了。在楚鲁松杰调查了两三个村子之后，龙冬先撤走了，他本身就是去看一看。我把楚鲁松杰所有的村子都走遍了，每家每户都做了问卷调查。
徐：有多少户人家？
徐平：96户人家484人。居住在10多个自然村，非常分散，环境太恶劣了，走在路上就像走在月球上一样，许多地方连草都不长，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
徐：你的身体吃得消吗？
徐平：就这样挺过来了。要到楚鲁松杰乡，还必须翻过一座6000米的普布拉雪山。我觉得人最关键的是看你想不想干一件事情。我去阿里时一路都很感触。人家那些到高原打工的内地农民，什么时候想过高山反应？走的路边就可以看见刚刚埋过的死人，脚还露在外边。死了过后，在路边刨一个坑埋了就完了。
徐：那个村是未改村吗？
徐平：是的。
徐：还是农奴制吗？
徐平：其实已经变了，不是他们渲染的那一套。但是确实它很独特。当时这个地方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我们的边防部队驻在区政府所在地曲松。从区政府到楚鲁松杰乡还要骑2天马，要翻越一座6000米的雪山。在翻越雪山的时候，即使你实在走不动了，也必须下马步行，不然你会摔死。
徐：你会骑马吗？
徐平：不存在会不会的问题。你到那里，就会发现骑马比走路要幸福多少，自然就会骑了。所以我回到北京以后，有朋友拉着我去北京郊区玩，我坚决不骑马。我说像你们这样骑马，纯属没事找事。
徐：那一次你待了多长时间？
徐平：两个多月。我一生中最艰苦的时候就是在这里。刚才说到翻越雪山的时候，我赖在马背上不下来，经过一个山脊的时候，两边都是悬崖。我根本不敢朝下看，是无底的，老鹰就在你旁边飞，已经到了山顶，路窄的只有一条线。当时我就祈祷说：马啊，马啊，你可不要踩滑脚了。因为踩滑任何一只脚，我们都没有戏了。当地人都从来不敢在哪里骑马。我就赖在马背上不下来，实在太累了。第一我闭上眼睛不看，第二我趴下抱住马脖子。最后到了翻越主峰的时候，老百姓说：你不能再骑了，否则会摔死的。因为马身上全是冰，很滑的。如果把不住，摔下去就死了。他们让我拉着马尾巴。你知道吗？马一旦累了之后，屁特别多。拍马屁其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情，马屁很厉害，嘭的一声冲出来，本来就缺氧，那股气让你简直就要晕了。好在西藏的马比较矮，我用手抱住马脖子，马带着我爬，我就不用力了。根本就没有力气了。那个作家龙冬还行，他还能张牙舞爪地到处照相。越接近山顶风越大，把他的帽子吹走了，不知道飞哪里去了。他还想去捡回来，直嚷我的帽子可贵了。当地人告诉他说找不回来了，这一飘就不知飘到哪里去了。龙冬建议我们一起照张相，我摇了摇头，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然后就抱着马脖子走。到了山顶后，那里是一个斜坡平台，我一下子就倒下了。当地人说你不能躺下，我想起好像红军长征时翻越雪山一躺下就站不起来了，这可是6000米的地方，比红军翻越的雪山还高。我的马一下子挣脱我跑掉了，我没有力气去抓。我说：马，马，马跑，马跑……藏语我始终不能很熟练，只能蹦单词。后来有一个小伙子帮我去追马，我以为他能抓回来还我。气象局的人说马到这里就必须放生了，就是说你再也不能骑马了。如果再骑，马就要累垮了，第二天你就没有马可骑。所以那些马就哗哗驮着我们的行李全跑了。现在我才知道马有多么重要。虽然是下山，但那是深一脚浅一脚。气象局的曲央身体很好，陪着我们走在最后，他一路走，一路催促，连骂带威胁，说你们这些城里人没有用，你们再不快点走，天就黑了。如果我们到不到宿营地，我们就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我们就要饿死、冻死，老鹰会把你们的肚子给掏了。他骂他的，我根本没有力气理他。后来到了宿营地，草草吃了点烂糊糊的面条，就钻进睡袋里面睡觉，拿块石头当枕头，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睡袋上一层冰。在路上走了两天才到达第一个村子。这次调查成果，我写了一本游记体的《西藏秘境》，2001年由知识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当时的影响很大，印了1万册。2004年又由民族出版社再版，一本书分成两本，据说也卖得挺好。这点上我比较自豪，我的书市场反响较好。但是作为严肃的学术著作我一直没有写出，尤其是我千辛万苦得来的问卷，到现在都没有用上，这也是我一直遗憾的地方。
徐：为什么还不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