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学张原博士访谈录
徐杰舜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很荣幸张原能接受我的采访。去年你入学不久。有一次你的导师王铭铭教授把你和你太太介绍给我——一个张原，一个汤芸，两个人名字合起来就叫“汤原（圆）”嘛，当时我对你们就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后来的接触当中我觉得你的思维相当敏捷。为人也很助人为乐。挺关心别人。后来我又听说你以前玩过摇滚。现在还有一个摇滚乐队。那我就更想听听了。所以我就想请你先介绍一下你的背景。
张原（以下简称张）：先讲一下我的家庭吧。我出生在一个干部教师家庭，我父亲以前是贵州民族学院的老师，后来转到了做行政工作，在人事处；我母亲原来是中学老师，后来去税务局工作。家庭背景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从小就受父母比较好的影响，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培养了我阅读的习惯。从小到大每天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看书。
徐：你祖籍是贵阳吗？
张：对，对，我祖籍就在贵阳；应该是明朝贵州屯军的后代。
徐：那不是和屯堡人差不多吗？
张：不太一样。屯堡人他们是留在了当地，我们又是走出来的，所以没有保持屯堡人的文化特征。我的家庭，一方面因为我的父母使我保持了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另一方面，他们比较喜欢带我出去旅游，所以基本上每个假期都会出去旅游，也算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吧。这么说来，我与文化人类学也是有缘分的。而且我的爷爷他就是一个彩扎的艺人，和那些道士会有很多交流，这使我对民间的宗教也很有兴趣。那么搞摇滚乐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呢？因为从初中和进入高中之前，我基本上算是一个“好学生”。在进入高中的时候，因为青春期嘛，人就会有独立的一些想法。那时候可能也是因为看书看得太多的原因，人太早熟了，就开始喜欢摇滚。
徐：那你给我们说说当时影响你最大的书是什么？
张：当时影响最大的书，一部分是哲学方面的书吧，尼采的、萨特的，此外还有卡夫卡的小说，以及国内的一些20世纪90年代那些先锋派的小说——那个时候我看得最多，他们就要追求人与人要不同嘛，就要反思这个社会对人的压抑嘛。然后受此影响就会听摇滚乐，就爱上了玩这种音乐。
徐：你是哪年生人？
张：1978年的，70年代的人。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那个时候，正好是中国摇滚乐的勃兴时期，我就一下子喜欢上了，觉得那个音乐能表达我的一些思想，后来还学会了吉他。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写歌，当时也还没有开始正式组队，只是和几个好朋友一起玩音乐。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我的高考算是失败了。没有考上父母期望我考上的学校，或者我心里想考的学校。
徐：当时想考什么学校？
张：其实当时我心里还是有这样一种愿望，虽不说是要考北京大学之类的学校，但是至少也想过中山大学之类的。高考算是一个挫折吧，但是我心里一点也不后悔，因为经历了一些东西，会有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至少我觉得我的人生是丰富了的。一方面我觉得阅读很丰富，另一方面是搞了乐队以后，阅历很丰富。进入大学之后，大学的时间比中学的时间更加宽裕，我就正式组建了一个乐队。
徐：你考上了哪个学校？
张：贵州民族学院，我也跟大家说过，我是“民族学院一条龙”嘛！从贵州民族学院到西南民族大学，再到中央民族大学，正好是一条线。
徐：你进的是什么专业？
张：进的是民族文化系，当时叫做民族语言文学系，这也和我喜欢文学有关系。组建了乐队之后，马上我们乐队的人就自己开了一个酒吧。那几年在大学的生活其实还是蛮丰富的，我们还组织了一个诗社，叫高原诗社，1998年有一期的《大学生》杂志还专门介绍了我们诗社。也出去旅游，自己背着背包，新疆、西藏啊也都去看了一下。所以那几年觉得人生很丰富，做了很多事情。而且虽然我读的是贵州民族学院，但是我也一点都不后悔。因为我觉得我读的这个民族文化系，或者当时叫做民族语言文学系，我认为如果说当时贵州民族学院属于所谓的三流大学的话，那这个系是属于一流的系，因为当时的老师构成有几批：搞中文的是一拨，搞新闻的又是一拨，然后就是搞民族政策的一拨，还有就是搞民族学，他们当时叫民族文化学，称呼有点奇怪，但是和人类学有点相近。
徐：大学时候你的本科老师是哪位？
张：大学本科的时候，有两位杨老师，其中一位叫杨昌儒的，搞民族政策学的，最初的一些民族理论的课是他上的；还有一位叫杨昌国，他后来是系主任。还有一位老师已经过世了，叫潘定智。前两位杨老师都是较年轻的老师，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最后转向了人类学，可以说事实上是由这两位老师开始的。当然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是偏重文学，对文学特别地感兴趣，我当时写的学士学位论文是比较文学的，是关于《十日谈》和《二拍》的比较，题目叫《市井俚语的胜利》，实际上是谈一种市井文化怎么表现在文学上面，当时的系主任杨昌儒看了这篇文章，而且可能因为我那天答辩的效果还不错吧，就对我有了深刻的印象。然后就有这么一个契机，他就想叫我留校。当时我很犹豫，因为我早就想自己出去做生意。当时因为酒吧没有时间管，已经卖了。我想可能就像刚才徐老师“表扬”我的吧，说我爱关心同学啊什么的，可能是在社会上待久了，就沾染了一些江湖习气，比较仗义地去帮人。我觉得在大学时候我积累了很深的一批关系网络；而且这一批人，大家算是共同成长吧，他们当中有生意做得很成功的人，有各行各业做得很成功的人。那个时候我还是很动摇，有几个选择：一个是当老师，一个是到报社，因为我关于新闻的东西也写得很多，我们那边都市报的记者我也可以去做；还有就是在税务局，因为我母亲在税务局工作，她可以让我进去。后来我想了一下，我想我个人的性格，还是比较适合留在高校里面。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基本知道人类学是怎么回事了，觉得那个东西是我所喜欢的，和我有缘分的。因为它实际上就像我以前玩摇滚音乐一样，也是要思考一些社会的和人的问题；人类学的很多知识，会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人类学关于异文化的一些东西确实可以开阔我的思想。另外当时我们的音乐里面，加进了很多民族的元素，所以可能就因为种种这样的一些信息吧，我就留校当了老师。
徐：什么时候留校的？
张：2000年留校的。我是1996级的。毕业以后，也是很偶然的机会能够继续在人类学上走下去。那个时候还是在当学生辅导员，工作比较轻松，杨昌儒和杨昌国老师经常就会谈论到一些关于文化人类学的问题。我当时就在图书馆借到一些资料和书，自己在看。看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对这个学科越来越感兴趣。不久就有一个非常巧合的事情，就是西南民族大学有一个相当于高校教师进修班，而且是文化人类学的进修班，发了一个函到我们学校。我是最需要这样一个机会的。我就给当时的系主任杨昌儒讲，他非常支持我，说应该去。去了以后，我的人生就从此改变了。因为在2000年之前的时候，我社会活动很多，人还没有定性，也就是说充满了很多的可能。我可以成为一个音乐家，我参加的那个乐队，虽然我因为转到人类学这一行以后，退出来了，但是那个乐队至今还是非常火的，在贵州都是很有名气的，而且还出了专辑——我可以做那样的事情。而且我也可以经营我的酒吧或者网吧，现在我的网吧也还在继续经营着，虽然我没有用心在做它。又或者是当记者，总之有很多可能。
但是就从2000年开始，从我接到那个函以后，我的人生就这样定了，要向这条路走。我觉得这和我之前的那些经历都是有联系的。进了西南民族大学以后，也很有意思。我进去的时候，当时正好是这个学校院系要调整的时候。因为西南民族大学的民族学，在开始的时候是以民族史的研究为特点。后来它改变以后，变成以民族理论与政策为主。在我去的时候，开始他们第三次调整，开始朝人类学方向转变。当时我的导师张建世老师正要成为民族学点的领衔。我正好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事实上那两年进修我学了非常多的东西，关于民族史的东西我学了，关于民族理论与政策的东西我也学了，还有关于人类学的东西我也学了，。就这三样东西，都摆在你的面前，而且也应该说，教我这三门课的老师对我印象都还不差。两年进修完之后，老师就觉得我不错，我自己觉得拿一个进修班的文凭不好，而且我喜欢这个方向，于是我就开始考研。我考的那一年，民族学正好从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分开了，成为以人类学为主的狭义的民族学，而民族理论与政策成为另外的一个点。老师就叫我选，我就坚决地往人类学这方面靠。回过头想，我觉得前面那两年很有意思，因为我的思路一下子打开了。在西南民族大学学习期间，老师开课是很开放的，叫很多外面的老师来上课。当时是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的李绍明老师给我们上课，他讲了一句话让我至今很有体会。当时我进来一下子学了这么多，一会儿是民族政策，一会儿是民族史，一会儿又和民族学有关，我的脑筋会乱。我搞不清楚人类学与这些学科的界限，要怎么看待这些事情，这是一个问题，因为那时候我学的知识有点庞杂。当时李绍明老师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醒悟过来。他也是在谈到学科史的时候，介绍说，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看样子是要分了。怎么分呢？人类学会以文化为它研究的关键词，民族学会以民族或民族问题为它的关键词。我觉得他讲的有一定的道理。后来我在看这些书的时候，就知道，至少他对人类学的评价是对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人类学关注的是文化，而不像我以前在贵州民族学院认为的，民族问题和文化的研究搅在一起。正如我们说“人类学在农村作研究，但不一定是在研究农村”，所以我喜欢人类学也是这样，要超越出去。实际上，这句话也让我对人类学这个学科的研究清晰了。我当时的导师张建世老师，中山大学毕业的，是梁钊韬和张寿祺先生的学生。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老师上课，但是他一直坚持人类学的传统。他受过人类学严格的训练，所以对我们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应该说因为有他直接给我系统地上课，才有后来引起我和王铭铭老师的缘分。当时我在贵州民族学院学的东西，说实话在理论上还是受进化论的影响，受摩尔根的框架影响比较深。我第一次去上他的课，发言的时候，我旁边有两个同学是从法律和其他专业转过来的，相比之下我还算是有基础的。但是当我发完言之后，张老师就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他说，你貌似比他们两个有基础，但是其实你的问题是最大的。他就把王铭铭老师的《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这本书拿给我，说，你先看看，人类学的理论今天已经走到哪一步了，你把这本书看完再问我问题，不然你老陷在进化论那里面。我就在那个时候开始拿着王老师的书认真地读，我觉得受到很多启发，就开始做笔记。发展到后来简直就是在抄书，就把那本书抄下来了。我觉得那个工作还是很值得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理论的东西就有一条线索了，然后再和我们张老师交流的时候，在理论方面就打开了。当时我就暗下决心，说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做王老师的学生。而且张老师也是非常开放的人，他说，你跟我五年就够了——因为我是从2000年进来，2005年才出去——之后你应该出去，毕业时，张老师已经是博导了，但是他不要我考他博士，他说我一定要出去，一定要放开。我觉得他对我很支持，也是他把我和王老师的缘分拉近了。我真的很感谢他。
徐：也就是说。经过两年的进修班和三年的硕士班，共五年的时间，你的基础打得比较扎实了，对人类学的认识也比较清晰了。我原来想请你谈谈怎么从摇滚到人类学博士生的过程，刚才你已经谈了你硕士学习上的过程。但是摇滚这一块讲得比较少，那么你能不能再升华一下。给我们谈谈，从摇滚到你博士生生涯的这一段？
张：我接触摇滚的时候正好是15—16岁青春期，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喜欢上了。实际上我接触得最早的中国摇滚就是崔健的音乐。崔健的音乐事实上是对这个社会很有关怀的。
徐：是不是从《一无所有》开始的？
张：不是，《一无所有》算是他最有名的歌，但是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块红布》。我记得王铭铭老师跟我说过，他在英国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文章最后的结尾，就是崔健的《一块红布》的歌词。《一块红布》是很有寓言性、象征性的一首歌。我当时喜欢摇滚的第一印象，像小孩子嘛，首先是喜欢它的歌词，其次喜欢像崔健音乐里面那种思想。他对这个社会问题非常关心。第二个原因，摇滚音乐里面还可以有尊重个人的因素，或者说把个人展现出来的东西。那正好是15—16岁的小孩子，最需要的东西，最需要自我认同的时候。所以当我喜欢上这些音乐以后，我就开始听国外的，也听了很多，也开始拿着吉他学。我学吉他还挺快的，学了半年左右，基本上弹一般的歌都没问题了。然后可能学了8个月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写歌。那个时候其实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作新赋强说愁的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就会吸引自己要看一些哲学的书。开始是看尼采，后来比较喜欢存在主义萨特的书，还有卡夫卡的小说。我特别喜欢卡夫卡的小说，因为他的小说很有想象力，而且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我喜欢的那类摇滚乐和人类学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反思，或者说在知识上的一种补充，也是一种刺激。
徐：你的这个观点我蛮赞同的。有些流行歌曲就是谈谈情说说爱。无病呻吟一下。但是你所说的那类摇滚，它反映了年轻人的一种对时代的责任，对现实的反思。它也体现了年轻人的生存状态，一种态度。就是社会要对我们年轻人多关怀。但是后来的摇滚可能就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