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黄淑娉教授访谈录
徐杰舜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黄老师，我们很早就想采访您，但是一直没有时间，没有机会碰到您。去年您从教50周年的大庆，我没机会过来，失去了一次很好地向您老人家学习的机会。我认识您的时间您肯定还记得，那是在1985年7月，我刚调到广西民族学院工作。第一次参加民族理论工作会议，我跟您在一个小组，向您请教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第二天开会时您把您所有的资料都带来给我，这对我学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很大的帮助。第一次见到您，您作为老一辈人类学家对我们后辈的关怀毫无保留，从此以后，我就一直把您当作我的老师。我写《从原始群到民族——人们共同体通论》也曾征求过您的意见，您调到广州来后，也一起参加过两次会议，您的治学态度和学术风范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黄淑娉（以下简称黄）：您说我们认识的情况，我都记得很清楚。您还上过我家。1986年，我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的时候，把您的《汉族历史和文化》送给了他们。以后我们一直都有来往，对于您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办得那么好，我一直都很敬佩。
徐：今天有机会采访您，是再次向您学习的好机会。广大读者很想了解您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经历，请黄老师先谈谈这个问题。
黄：我1930年在香港出生，我父亲是一个商人。我原籍是广东台山，台山是著名侨乡，我祖父19世纪末到加拿大去做工，外祖父在美国做工，我们一家很早就到海外去了，后来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做生意，最后到了香港。我5岁上小学，11岁上初中，在香港英华女书院读书。它是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办的学校，学生受中西合璧的教育，中文学习用老式传统，小学四五年级读“四书”，七八岁背《论语》、《孟子》，课本、作文都用文言文，写的是文言文，不念也不写白话文，上“尺牍”课，写字用毛笔，重视书法，每周都要上书法课，那时候叫“习字”，以前高中都有书法课。主要还是西式教育，英国人当校长，用英国课本，比较多地用英语教学，我记得初一时有7种课程用英语上，包括体育课。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香港沦陷，日本人不让学校开课，所有学校都关了门，我只好在家里学打字。当时要上学就得回内地，由于日本人占领，香港没法待，全家只好回到台山老家。日本人早就占领了广州，不断骚扰、侵占沿海的县。由于有游击队抵抗，日本人打打停停的，那几年我就随着家里人在香港、澳门、台山等地逃难。
徐：我也是在逃难中出生的，1943年。当时家人从湖南逃到云南，还准备到缅甸，后来抗战胜利了才没去。不过那时我还小。
黄：您那时还小，家里人抱着您逃的吧。逃难中，学校很难开办，有时离开城镇，撤到乡下去，日本人来了就关，走了就开。我们台山第一中学是一所很好的学校，现在都很有名。在动乱中读书是断断续续的，没有正式完成中学学业。抗战胜利后，广州有几所教会中学是跟教会大学挂钩的，成绩好的学生有可能被保送到北京的燕京大学或者上海、南京等地的教会大学。我在1946年进了广州的培道女中，因为前几年的学习耽误太多，光是白天上课不能解决问题，我必须补课，所以我很用功，白天上课，晚上熄灯后自己在被窝里用手电照明读书。一年后我被保送到燕京大学。我先考上了岭南大学，但是我没在这儿念，因为北方的大学特别是燕京（大学）对青年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当时，我们一群从香港、广州的几所教会学校出来的男女青年结伴北上，那时火车不通，我们只能坐招商局的货船，从香港坐船到天津，要走十几天，路过厦门、上海和秦皇岛等地，还要绕道去韩国，要装货卸货。
我想说几句我的母校燕京大学。我在那里上学，对我一生影响很大。燕京大学于1919年开办，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33年中为祖国各条战线培养了大批人才，特别是外交、新闻和医学等等，很多教授名人出自燕京大学，在当时，燕京大学是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齐名的名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外国人说PekingUniversity是指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对中国现代化教育作出了独特贡献，她请了很多名教授，学术是高水平的，很重视对学生的思想素质教育。我们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throughTruthforService），校歌末句是“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一直到2004年，各地的校友会，包括广州的，校友们每次聚会，回忆母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顾自己一生，一直都是实践着母校的校训“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的。燕京大学在当时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她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给予当时的青年学生很重要的影响，对我的一生也起着重要的启迪作用，无论做教学、学术研究或其他工作，都能够服从国家的需要。我的家庭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内地，父母一直都反对我留下来，直到他们去世。
徐：您的教育背景在那个时代非常有代表性。全家在外您自己留下了，当时您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黄：尽管我在香港出生长大，但抗战期间曾在内地生活过，亲眼看到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民不聊生。到北方，看了一些进步书籍，如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著作。燕京大学有中国共产党地下支部，在学生运动中，燕京大学学生始终站在前列。学校有基督教团契，进行一些宗教活动；但主要的方面，是在团契的名义下开展进步活动，参加团契活动可以接受进步教育，比如传阅《神圣家族》、《新民主主义论》、《冀东行》等，看了这些书，参加当时的“反饥饿，反迫害”等学生运动，会考虑中国向何处去，自己走什么路。我是后知后觉的，由于我的家庭背景，当时是随大流，跟着走的，但都认真考虑国家的将来，自己应该往哪里走。尽管家里反对，我还是决定留下。
徐：燕京大学对您的培养起了很大作用，关心国家大事，服务社会，在这个背景下全家都在外面，您坚定地留在了内地。在这种情况下，您是怎样进入人类学的？
黄：我开始是学医的，要去协和医学院必须在燕京大学念三年预科。我没能够坚持到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转到社会学系。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兴趣不是很浓，身体也不大好，离开家不会照顾自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对学生的训练兼有社会学和人类学传统，实际上人类学的传统更浓。我自己喜欢体质人类学，也喜欢民族学和语言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些学科被取消，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部分改名为民族学系，另一部分改为劳动系后来并人中国人民大学。当时政治运动不断，我们处在动荡时代，实际没有好好学习，没念多少书。1952年7月毕业后，正好院系调整，民族学系的老师和毕业生都调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那里成为当时我国民族学、民族史的研究中心。1956年学校请苏联专家莫斯科大学民族学教研室主任切博克萨罗夫教授来校任教。当时我要求学习，但被学校安排当专家的助手，失去可以读研究生的机会。我在1949年开始学俄语，结果英文、俄文都没学好。学历低，根基浅，实际做不了什么工作，只起一个辅助作用。当时没有机会念研究生，我想自己必须在工作实践中学习。这样，我就开始在学校做研究和教学工作。
我先天不足，很遗憾，没有机会深造。但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集中了不少人类学、民族学专家，最盛时人员有八九十人，吴文藻先生、杨成志先生是我国人类学的先驱，有“南杨北吴”之称。我跟本学科的许多前辈们一起工作几十年，受到了很多教育。我先后在中南民族研究室和西南民族研究室工作过。中南民族研究室的主任起先是费孝通先生，后来是潘光旦先生，西南民族研究室的主任早期是翦伯赞先生，后来是林耀华先生。得到许多名师的教诲，弥补一些自己的缺陷。翦先生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给我们讲中国社会史课，有比较重的湖南口音，讲课很生动。我在翦先生的课上写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书笔记。我们工作几年后翦先生还多次请我们吃饭，在东来顺涮羊肉，翦太太总是风趣地说：“昨天翦先生发了工资，快敲他一把！”“文化大革命”中翦先生和师母受迫害致死，我一直怀念他们。潘光旦先生布置我们几个年轻人读《朔方备乘》，教我们读书方法，以致怎样做卡片。潘先生学贯中西，我们有什么问题都问他，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译注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20世纪70年代费孝通先生把潘先生的手稿让我学习，对我学习恩格斯的理论有很大的帮助。潘先生的这个译本1999年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收入《潘光旦选集》。杨成志先生1948年建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20世纪50年代初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领导文物管理工作。1955年我随杨先生到广东做畲民民族识别调查3个月，对畲民的民族成分问题，得到杨先生的指点，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认识。吴文藻先生回国后在研究部民族志教研室工作，后来受到不公正待遇。他晚年带研究生，着重研究西方人类学理论，我自己对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研究受到吴先生的许多启发，经常向他请教。有一次，我向吴先生提了一些问题，他记下来，然后告诉我什么时候再来。他身体不好，躺在床上，拿出九张卡片给我讲，我在一旁记笔记，这使我很感动，这些事情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至今读到吴先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阐述西方人类学的文章，我还很佩服他为什么那时就能把问题说得那么清楚。“文化大革命”下放到五七干校时，我和冰心先生在同一个班，以后一直都有亲密的来往。20世纪70年代后期，应北京外文出版社之约，费孝通先生、谢冰心先生和我，三个人在一起写一本叫《团结与平等》的书，1977年出版。这本书没出中文版，有英、俄、西班牙、越南、阿拉伯、朝鲜、斯瓦斯里等文版，讲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主要是对外宣传。为了写这本书，我们三个人一起工作了几个月，这是我向两位先生学习的极好机会。不仅在学术上得到指点，也常常促膝谈心，让我体会做人要有坚强的意志、广阔的胸襟。在干校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在一个连队，我和冰心先生在一个班。后来我跟费先生同时在食堂工作，我是副食组，管炒菜，费先生在主食组，他做的馒头又大又松软。正值中美建交前，基辛格来访问，人称基辛格博士，我们后来称费先生为“费博士”，表示钦佩他过人的才华。费先生给我的教育很多。费先生宏观的视野、敏捷的才思和生花的妙笔，非我辈所能及。他研究学术为了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他的人类学理论是在研究实践中概括出来的。还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酝酿后来发表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让我看了他那时写的几篇文稿。他教导我要多思考，给我的印象最深，可惜我资质鲁钝，做不了多少事。林耀华先生是我的授业老师，给我们上过好多课，我最欣赏的是体质人类学。后来多次跟林先生做田野调查，直接、具体地获得许多教益，在以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行政工作中，我常常担任他的助手。林先生一生勤勤恳恳，做学问很扎实，治学严谨，他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我的老师陈永龄先生一生勤奋，淡泊名利。他不仅教我做学问，还教我怎么做人。记得20世纪50年代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时，一天，陈先生进办公室找我，我一个人在屋里，坐着，陈先生就对我说：“我进来了，你应该站起来。”能够得到老师这样的教育不容易，我一辈子都受益。您问我如何进入人类学领域，回忆起来，能够追随许多名师学习是自己的幸运，我仰望老师们，永远追随他们的足迹前进。
徐：您进入人类学是从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调查开始的。田野经历非常丰富，能不能给我们讲您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次田野经历？
黄：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我们有比较多的田野调查机会，每年都去，不断出发。1952年7月中旬，毕业典礼没开就背着背包走了，到广西、湖南去了半年多。那时要成立桂西壮族自治区，后来叫自治州，以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要做民族调查。我到蒙古、鄂温克、苗、瑶、畲、壮、侗、黎、傣、彝、纳西、哈尼、布朗、基诺等十几个少数民族地区做过调查。在壮侗语族民族地区待过24个月，其他民族地区加起来比24个月多。那时候做调查要背背包，最初带被子，许多年以后老乡家有被子就不带了。主要靠两条腿走路，在云南、广西还可以骑马，现在一些地方几个小时就到的路程，我们当时要骑几天马。
印象深的有很多，说不完。比如1954年在云南调查，在今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当时是林耀华先生当组长，我们从砚山出发，每天早上天一亮就动身，一直走到天黑，骑了七天马才到富宁，路上没有商店。到了富宁，组里人都病了，我身体不好，本该生病的，却侥幸没有病。我就跟在那里视察工作的孔副专员进寨子做调查。那时我们的装备极其简陋，我就一双北方的布底鞋，一个军用水壶，一件解放军淘汰下来的雨衣，一个背包，一顶草帽，当时我们特别羡慕地质队员，他们有很好的装备。亚热带、热带地区夏天经常下瓢泼大雨，全身都被淋湿，马上又出太阳，把人晒干。整天骑马，人很累。我一直身体不太好，累了就闭着眼睛在马背上打盹，有时候一醒过来发现自己怎么就摔倒在地上了。由于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差，每次出去身体都有很大的消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