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杨尚昆为撰写回忆录，和中办的一些老同志共忆往事。其间，大家不断地向杨尚昆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归结为一个题目，就是“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到八大路线的形成”。为了回答这个问题，1997年3月5日、4月6日、7月7日，杨尚昆三次同我们座谈。他说，你们提的问题也是目前党史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大，只能根据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谈谈个人看法，大家共同探讨。
七大统一了全党对中国革命长期性的认识
党的七大在延安胜利召开。七大正式确定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正式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总路线。七大确确实实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杨尚昆说：“人们后来评论七大，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往往被忽略，就是通过七大，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才真正被全党所认识。”
毛泽东在他的《论联合政府》报告里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个性的解放，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七大召开的前夕，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作了口头说明。他说：“报告中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
随后，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上讲了一段很精辟、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
4月24日和6月11日，毛泽东又通过两次讲“愚公移山”的故事，阐明了中国革命长期性的问题，他强调要学习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上作结论时，还特别强调要准备克服困难。他列举了可能出现的17种困难，甚至讲如果出现“天灾流行、赤地千里”怎么办？毛泽东回答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难困苦是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坏事里面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这段话同他讲的愚公移山的故事是异曲同工，都是让全党充分准备中国革命要经过很长的历程，要准备战胜各种困难，坚定信心夺取最后胜利。
杨尚昆说：“那时候，参加七大的同志也好，没有参加七大的同志也好，包括延安的几千个高、中级干部都检查了自己对中国革命长期性认识不足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七大最深入人心的问题之一，就是解决了全党对中国革命长期性的认识问题。”
当然，中国革命长期性的问题不是七大才提出来的。最早讲中国革命长期性问题的，是1930年1月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批评了以林彪为代表的党内一些不懂得中国革命长期性的同志，一遇挫折就悲观失望，提出“红旗到底打多久”的疑问。
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以后，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上，在讲到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时，已经明确了中国革命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他指出：“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他说：“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民主革命将有几个发展阶段，都在民主共和国口号下面。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后来毛泽东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本小册子里，又指出：“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
应当说，关于中国革命长期性的问题，毛泽东讲了多次，讲得很清楚。但是对于多数同志，真正认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却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很多同志坚信中国革命一定要胜利，但不知道革命什么时候才能胜利。就像红军长征，究竟到哪里，谁也不知道，跟着走就是了。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很多人都主张赶快杀掉蒋介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速胜论”也很嚣张。这些都是不理解中国革命长期性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七大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
杨尚昆说：“还要说明一点，毛泽东在七大上号召建立的联合政府，指的是在蒋介石领导下的联合政府。
抗日战争一胜利，毛泽东就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那次谈判，我们是有诚意的，一旦谈判成功，我们就参加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为此，中央已经作了充分准备，一是参加政府的人选。南京政府里几个部的部长、几个省的省长，要由共产党选派。比如四川省，就内定吴玉章当省长，我当副省长。二是我们参加南京政府以后，党中央放在什么地方，那时初步打算放在苏北的淮安。淮安是老解放区，离南京也近，一天之内可以往返。但是只有我们的诚意还不行，蒋介石是要独裁的，他根本没有打算让你去嘛！你们知道，还是在抗日战争以前，1944年11月，赫尔利就跑到延安，和我们谈联合政府问题，还签订了一个《延安协定草案》。那个时候我们就准备到重庆去，当然蒋介石不干了，他明白，你共产党一来，我就维持不住了嘛！通过这件事也说明美国人并不真正了解蒋介石。”
1946年10月，国民党占领张家口。接着，11月召开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代表大会”，制定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标志着从军事上到政治上彻底和我们决裂。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7月，中央前委在陕北靖边召开小河会议，第一次提出5年内打倒蒋介石。从这时起，我们号召建立的联合政府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联合政府。它的实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
各民主党派为什么拥护共产党、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奔解放区？因为蒋介石对民主党派压得太厉害，它无法存在，才慢慢地转向共产党。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大多是在1948年底、1949年初在我们党的掩护下，从香港转移到解放区的。1949年4月，蒋介石拒不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几位国民党的和谈代表也留在北平不走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时，中央人民政府真正体现了联合政府的性质。中央人民政府6个副主席，党外的就有3个，各部的部长，党外的就更多了。
建国时，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也没有讲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对于这个问题，1949年9月22日，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作了解释，他说：“在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以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就应该明确地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当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
杨尚昆说：“你们看，那时我们党对待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多么慎重！”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最初酝酿
1953年6月15日，全国财经会议的第二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拿着他写在李维汉《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意见（未定稿）》这份文件封面上的讲话提纲，第一次口头讲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后来，这条总路线的正式文字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毛泽东在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同时，批评“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他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15年，一年又有12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杨尚昆说：“有人就提出了问题，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中央书记处讨论过没有？对这个问题，虽然到现在还无人从档案中查出讨论过或没有讨论过的依据，但是我不能肯定说没有讨论过。新中国成立以后，50年代初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书记处会议制度已经比较正规了。提交会议讨论的问题，一般是会前印发会议文件，会后印发会议纪要。但是，还有一种会议，就是毛泽东临时召集的小范围的会议。一般情况下，这种会议只有毛、刘、周、朱等几位书记参加，很少有列席人员。这样的会议大多是毛泽东说什么时候开会，就马上叫他的秘书直接通知与会人员到他那里去，有时甚至在夜间或凌晨把人叫到他床头去开会。这样的会议既不用准备文件，也没有人做记录，如果会后没有需要由哪个部门负责办理的事项，那么，会议讨论了什么问题就只有参加会议的人才知道。”
杨尚昆说：“在我参加过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有一次涉及到有关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那是1952年9月24日晚，中央书记处听取周恩来关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时，毛泽东讲了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在那次会上毛泽东说：‘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七届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更丰富了，现在工业中私营和国营的比例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5年，私营经济比例会更小，但绝对数字仍会有些发展。10年以后会怎么样，15年以后又会怎么样，要想一想。’我们还可以从1952年10月20日刘少奇在参加苏共十九大后受毛泽东的委托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判断中央讨论过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有关问题。那封信讲了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体设想，和后来正式公布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致的。”
如果要问中央领导同志，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对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至少可以追溯到1948年9月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九月会议”）。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刘少奇都作了重要讲话。9月13日，毛泽东的讲话涉及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他说：“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国民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同一天，刘少奇在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他指出：“在解放区搞经济工作，除对外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外，就要注意与私人资本家的斗争。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经济竞争是长期的，首先就是反对投机资本。这种斗争的性质，是带社会主义性质的，虽然我们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这种竞争是贯穿在各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这里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竞争赢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转变。”“所谓和平转变是指无须经过政权的推翻而完成一个革命，并不是不要斗争，而要进行各方面的斗争、竞争。因此，固然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但也不要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估计不足，而要清醒地看见这种矛盾。”他还指出，共产党人要高瞻远瞩，看到前途。只有认清前途，才能够在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强调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毛泽东完全同意刘少奇的观点，他插话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并明确表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很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对这一点可以作宣传。”
杨尚昆说：“1948年9月，刘少奇还写了一篇题为《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的文章，主要讲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怎样组织合作经济同国营经济一道与私人资本主义和平竞争，保证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朝着有利于全国人民的路线发展，最终走向社会主义问题。前几年，王光美把刘少奇这篇文章的手稿复制了一份送给我，作为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