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它贯穿于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也贯穿于他的办事过程中。从投身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宇宙观以后，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和建设征途中，毛泽东不但自己实践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时随地地注意了解国情民情，坚持做实地的基层的调查研究工作，而且要求自己身边的人，要求全党同志也要眼睛向下，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体察民情，关心百姓疾苦，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五四”前后，为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毛泽东南北奔走，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而他自己却决定不去留洋，留下来研究本国问题，自认为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太少，把时间花在本国，对国家更有利。可见，青年毛泽东就表现出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就觉得应当去熟悉中国国情，以革命地改造中国，认为要改造中国社会，少不了要由中国同志去了解中国的情况。
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摸索、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的重要时期。毛泽东自觉地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中，由于重视调查研究，深入中央苏区的江西、福建的10多个县市作详细的社会阶级、社会经济调查，他掌握了当时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政治经济情况，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最终探索出中国革命的道路。从井冈山到延安，一直到建国以后，毛泽东都重视调查研究，不时地在全党推动和掀起调查研究的风气。
毛泽东在党内自觉地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搞调查研究，较大的事情要数大革命时期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
1925年上半年，毛泽东在韶山养病，实际上，他和妻子杨开慧都没闲着，发动当地的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这年6月组建了韶山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同年12月，发表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反对党内忽视、忘记农民的两种错误倾向，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就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
1926年5月到11月，毛泽东先后在广州主办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所长），在武昌创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农运干部。从理论到实践，毛泽东都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农运专家。
随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北伐战争胜利发展到长江流域，湖南农民运动形势空前高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国民革命正带来一个大的农村变动。但这次以湘、鄂、赣、粤为中心，波及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农村的农民革命运动，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愤恨和攻击，他们咒骂农民运动是所谓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认为农民运动“糟得很”；空前的农村革命也吓坏了党内机会主义者，他们认为农会的举动“太过分”。
为了答复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毛泽东回到湖南，进行大范围的实地考察。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他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情况，历时32天，行程700多公里，跑遍乡间、县城，每到一地，都认真听取共产党和国民党地方组织以及群众团体的汇报，邀集有经验、有代表性的农民及农运干部同志召开调查会，还找懂得三教九流的下层人士交谈，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通过两夫妇日日夜夜的整理，终于在3月份发表了农运经典之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得出一个结论：农民运动“好得很”，这是农民几千年来未曾成就的奇勋。
1930年5月，毛泽东在《调查工作》（现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主张，又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
1931年4月，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向红军各政治部和地方各级政府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就是说，只有了解实际情况，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制定党的方针、政策，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相反，“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事实上，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亲自作调查研究工作，写下了10多篇著名的社会调查文献，并据此制定修改了土地革命的总路线以及其他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也正是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工作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找到了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但是，六届四中全会后，临时中央领导人不重视调研和考察，特别是在反“围剿”的军事斗争中不贯彻实事求是的路线，搞瞎指挥，反诬毛泽东为“狭隘的经验主义”、“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和指挥权，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由毛泽东、彭德怀率部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直赴抗日前线。在敌情复杂的险恶环境下，毛泽东仍然强调尊重事实和证据，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据当时在保卫局主管保检法工作的谢振华回忆，毛泽东多次给他讲区分汉奸特务和一般百姓的情况，对各种案例要经过调查取证后实事求是地处理。毛泽东说，对于来自国民党、恶霸地主的汉奸特务，要严厉惩办，对老百姓中受国民党强迫和利用来搞我军情报的人，经过教育后要释放回去。因为有些老百姓是生活不下去，为国民党搞点情报，目的是为了搞点钱，不能将普通百姓与国民党的职业特务、汉奸混在一起。对于俘虏兵也是一样，只要是一般百姓到国民党那里去当兵，我们抓住了，经过教育后，还是要放回去。只有这样，才能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才有利于扩大红军。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陕北公学等处讲授哲学和时势，都重视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教育。1941年到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则更是一次全面系统地清算机会主义、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运动。毛泽东提倡的实事求是精神从思想上、理论上统一了全党，他为延安中央党校亲笔题词，叫“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延安，是唱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地方，但在1941年，一位农民却骂毛泽东：“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
农民骂毛泽东，毛泽东问了个为什么。他调查了一番。原来，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要老百姓负担20万担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达6万驮，搞得百姓相当苦，怨声载道，天怒人怨。这年6月讨论征粮的边区政府县长联席会议上，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在会议室中遭雷电击死，这事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整个边区。恰好一位农民的一头壮驴也死于雷电，他借此发泄不满，逢人便说，老天爷不长眼，怎么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抓人，被毛泽东制止。
经过调查，毛泽东了解到是征公粮太多，老百姓不高兴，延安人民对共产党“敬鬼神而远之”。第二年，边区政府坚决将公粮负担减下来了。
经过这么一个雷击事件，一个农民对毛泽东的一句牢骚，毛泽东发现问题，马上调研，切实减轻人民负担，改进党的作风，搞好党群关系，改善人民的生活。这年11月，来自陕北米脂县的开明人士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提出“精兵简政”的建议，被边区政府采纳和实施。经济上，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掀起一场以农业、手工业为重点的遍及边区党、政、军、民、学各系统的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建设“陕北的江南”，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
通过调查工作，可以体恤民情，体察民心，可以纠正党的方针政策的偏差，制定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策，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这就需要实事求是。
在我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反复证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得到坚持和贯彻，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能够比较顺利地向前发展；否则，就会遭受挫折，停滞不前。
毛泽东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能较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际工作中坚持调查研究的作风，这就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初步成就的重要原因。
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全新事业，我们必须在探索中前进。“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途中，各级、各地区的领导干部，都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深入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规律，以积极稳妥地推进我们的事业。
坚持原则性 又有灵活性
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全面管理内政外交，严格要求各级干部，办事最讲原则。为达到工作目标和战略意图的实现，在实施进程中，毛泽东讲究高度的灵活性。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和高度统一，是毛泽东办事的一贯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