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经为卫士封耀松谈对象一事多次指点迷津。他说，先看思想性格，其次才是长相。如果思想一致，性格合得来，婚后才会幸福，家里和和睦睦，干工作也有劲；要不然的活，是要背包袱的。
毛泽东的这番话既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也是毛泽东自己家庭生活的现身说法。毛泽东无论与杨开慧，还是与贺子珍的婚姻，都是同志加战友的爱侣关系，他们是令人羡慕的革命夫妻。但是，毛泽东与江青的结合，其结果却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江青既谈不上温柔贤惠，谈不上革命、进步，相反成为毛泽东的“政治包袱”；家里没有和睦、融洽，相反，充满了火药味。江青的肤浅、无知、骄横，她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生活作风，常常让毛泽东伤透脑筋，甚至让他大动肝火，发雷霆之怒。因此，毛泽东的家庭生活是很不愉快的。
“文革”晚期，随着江青政治权力的增大，她的野心也越来越膨胀。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首先要适应江青的生活和性格，或者要时刻提防或学会对付她的刁难与骄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高层领导中，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是江青集团攫取党国重权的障碍，因而政治局会议上也充满斗争，主要是江青施展伎俩，指桑骂槐，搞影射攻击，随意给人扣大帽子，邓小平等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晚年的毛泽东日夜操劳党国大事，还被迫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处理家事，主要是批评江青，保护同志。有的同志被江青扣上帽子，毛泽东得设法去摘下来，或者干脆就揽到自己头上。
徐涛和吴旭君夫妇，解放后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一个是保健医生，一个是护士长。他们对江青的无理骄横的恶劣作风是深有体会。
据徐涛夫妇回忆，江青十分霸道，身边卫士和护士没有不受欺侮的。年轻人看不惯这种作风，有了委屈或冤枉就去毛泽东那里告状。毛泽东每次都支持工作人员，严厉批评江青，有时大发脾气叫江青滚蛋。而江青又记仇报复，这次输了，下次寻机整人。
有一次，徐涛等保健医生会诊后，决定给江青服用安眠药。江青突然大吵大闹，说让她吃安眠药的全是反革命，想用毒药害她。这条罪名安上头是要坐牢杀头的。事情闹起来了，江青拿不出证据，徐涛也无法澄清。定不下案，江青便下逐客令：“这里不要徐涛，马上让他给我走！”
戴着这份嫌疑，徐涛就是离开这里，日子也不好过。吴旭君便将这件事报告了毛泽东。她说：“徐涛如果是反革命，那么我也是反革命了。要处理就一块处理我们两个。”
毛泽东听说此事，异常气愤，发了脾气。当即叫来江青，斥责道：“徐涛是我的医生，你有什么权力赶他走？”毛泽东一旦动怒，江青轻易不敢吵闹顶撞，有时还能作点自我批评。毛泽东语气愈来愈严厉：“他们为我看病，为我服务，从根本上说不是为我个人，而是为党为人民工作，你凭什么就能赶他走？你怎么赶走的就给我怎么请回来！你要给我向他当面道歉！”
江青不敢公开违抗，只好请徐涛回去，并且当面道了歉。但她好要面子，心想徐涛也会讲几句客气话作点自我批评。可是江青加给他头上的全是莫须有罪名，怎么会听到人家对你再客气？这样，“不做自我批评”又成为江青下次整人的一条罪名。
1959年在广州，江青又阴阳怪气发无名火，要赶走徐涛。娱乐时有卫士出错牌就被罚站几个时辰。毛泽东知道后即通知卫士回京，不要再给江青服务。
江青心里直怨徐涛，先是生闷气，当着徐涛进进出出重重地摔门。徐医生年轻气盛，也反过来用力摔门，这下江青便发作了。
“徐涛，你摔谁？”江青叫喊道。“不想干你就走，马上给我走！”
徐涛背起药箱就走。江青又喊：“你走你的，把药给我留下！”
“那不行。”徐涛回答。“这药是我负责的，我是医生。药不能留。留下来你再中了毒，我负不起责任。”
这件事后，由省公安厅为江青另派了医生和卫士、医护人员。徐涛也回到北京医院工作，毛泽东说，我有病有事就来找你。
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也多次对身边人员说：江青这个人哪，我跟她搞不来，谁跟她也搞不来！为避免江青有事没事烦他，从1968年开始到逝世，毛泽东与江青一直过分居生活，但仍一如既往地戒备江青，批评江青，以从生活上和政治上关心同志，爱护干部。
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毛泽东患了一场大病，中央成立医疗组抢救，由周恩来亲自掌握。总算从死神手中抢救过来，避免了大家都不想看到的结果。但江青仍不满意抢救结果。因为当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是国家重大机密，包括江青在内的一些中央领导干部都不知道病情。江青作为毛泽东夫人，又是政治局委员，对医护人员的辛苦不但不予任何的鼓励与感激，反给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领导人扣上“反革命”、“特务集团”的大帽子，想置人于死地。她还举出苏联1953年1月《真理报》上登出的“白衫阴谋”公案吓唬众人。那是说国家安全部门发现一个医生恐怖集团，想通过有害疗法缩短某些苏联领导人生命的目的。
江青如此妄言真叫人寒心、紧张。这时的江青，已是令人望而生畏地站在了国家政治领导顶峰上的“大人物”，当时的政治气氛，这一句话足以令医疗组成员人头落地。连周恩来也不好说话，谁还能阻止她？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将这一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有一天，周恩来陪江青来探望康复不久的毛泽东，汪东兴等人也跟随一起前来。
毛泽东当着周恩来、汪东兴的面，指着身边工作人员对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
江青张张嘴，没敢贸然回答。
“我知道，”毛泽东忽然以手指鼻，“就是我。”
这一句话救了会诊的医生，使苏联医生的悲剧不曾在中国重演。这时侧立一旁、身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也如释重负。
毛泽东继续说：“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要害我早就可以害。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都是非常好的同志。”
毛泽东家庭生活不愉快。由于江青的干预，毛泽东父女见面都难。晚年的毛泽东基本是从身边工作人员那里得到些慰藉，但仍然花了很多精力与江青斗争，政治上戒备和抑制她那不可告人的野心，保护了党的一大批领导干部，在一定程度上为保证他辞世后政权的顺利交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生活中针对江青拨弄是非、睚眦必报的恶劣作风，毛泽东甚至不惜大动肝火斥责江青，以爱护工作人员的自尊和人格。有些江青胡吹乱扯来的政治谎言，毛泽东全部揽在自己头上，这无疑是对革命同志的爱护。
以诚相待 胸怀坦荡
真诚既是毛泽东的优秀品格，也是他团结绝大多数人为着一个目标而共同奋斗的个人魅力所在。他的赤诚之心化解了同志间的误解，赢得了党外人士的心悦诚服，并且消除了那些反对过自己、曾与自己为敌的人的疑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