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纽特卡出了屋子，撒腿就跑。她迷了路，在林子里转悠了一夜，直到早晨才好不容易到了林边空地，后来上了大路。上帝保佑，她碰到了文书叶戈尔·丹尼雷奇——如今他已去世，愿他升天堂！——他拿着鱼竿正要去钓鱼。安纽特卡把事情从头到尾对他说了一遍。他赶紧往回走——这时刻哪儿还顾得上去钓鱼？回到村里，他召集了一帮农民，赶到守林人家里。
他们到了那里，看到那几个杀人犯全醉倒了，横七竖八地躺在地板上。那婆娘也醉倒了。首先搜他们的身，把钱弄了回来。他们朝炕上一看，哎哟——求上帝宽恕我们吧！守林人的女儿还睡在笤帚上，盖着羊皮袄，可是满头鲜血淋淋，是让斧子给砍的。把三男一女都弄醒了，反绑了他们的手，押到乡里去了。那婆娘便哭天喊地起来，守林人只顾晃脑袋，央求说：“再给点酒喝，乡亲们，让我醒醒酒！我头痛死了！”
后来按程序在城里开庭审判，根据法律他们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这件不幸的事，老爷，就发生在小山沟后面那片树林里。这会儿林子已经看不大清楚，红太阳落到树林后头去了。我只顾跟您讲话，连这些马都站住了，好像它们也在听哩。嘿，宝贝，我的好马！跑得再欢一点，坐车的是位好老爷，会赏给茶钱的！嗨，宝贝，我的好马！
农民
一
莫斯科一家旅馆“斯拉夫商场”的一名跑堂尼古拉·奇基利杰耶夫得病了。他的下肢麻木，行走困难，结果有一天，他在过道里绊了一下，连同托盘上的火腿烧豌豆一起摔倒了。他只得辞去职务。他去求医，花光了自己和妻子的积蓄，已经难以维持生计，再说没有事做实在无聊，于是他拿定主意不如回到乡下老家去。在家里不只养病方便些，生活费用也会省得多。难怪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呢。
他们是在傍晚时分回到故乡茹科沃村的。在他儿时的记忆中，自己的家总是那么明亮、舒适、方便，可是现在，当他跨进家门，他简直吓了一跳：木屋里又暗又挤又脏。跟他一道回来的妻子奥莉加和女儿萨莎望着炉子惊呆了：炉子大得几乎占去半间屋，让煤烟和苍蝇弄得黑糊糊的。有多少苍蝇啊！炉子歪了，四壁的原木倾斜了，看上去小木屋随时都会塌下来。在前面墙角放圣像的地方，旁边贴满了瓶子上的商标和剪下来的报纸——这些权当画片。穷啊，穷啊！大人都不在家，都去收割庄稼了。炉台上坐着一个六八岁的小姑娘，淡黄头发，没有梳洗，表情冷淡。她甚至没有瞧一眼进来的人。炉台下一只白猫在炉叉上蹭背。
“咪咪，咪咪”萨莎唤它，“咪咪！”
“我们家的猫听不见，”小姑娘说，“它聋了。”
“怎么会呢？”
“就是聋了。挨打了。”
尼古拉和奥莉加看一眼就明白这里的生活怎么样，但谁也没有向对方说出来。
他们默默地放下包裹，又默默地走到街上。他们的房子是村头第三家，看样子是最穷困、最破旧的了。第二家也好不了多少，可是尽头的一家却有铁皮屋顶，窗子上挂着窗帘。这所孤零零的房子没有围墙，那是一家小饭馆。所有的农舍排成一行，整个小村安然寂静，各家院子里的柳树、接骨木和花椒树都探出墙来，景致煞是好看。
在农家的宅旁地之后，一道陡峭的土坡通向河边，坡上这儿那儿的黏土里露出一块块大石头。在这些石头和陶工挖出的土坑之间，有一些弯弯曲曲的小道，成堆的陶器碎片，有褐色的，有红色的，遗留在那里。山坡下面是一片广阔而平整的绿油油的草场。草场已经割过，此刻只有农家的牲畜在游荡。那条河离村有一俄里远，河水在绿树成荫的美丽的河岸间婉蜒而去。河那边又是很大一片草场，草场上有牲畜，成排成排的白鹅。草场过去，跟河的这边一样，一道陡坡爬到山上。山顶上有个村子和一座五个圆顶的教堂，再远一点是地主的庄园。
“你们这地方真好！”奥莉加说，对着教堂画着十字，“多么开阔啊，主啊！”
正在这时候，响起了教堂的钟声，召唤人们去做彻夜祈祷(这是礼拜天的前夜)。坡下的两个小姑娘正抬着一桶水，她们回过头去望着教堂，听那钟声。
“这会儿‘斯拉夫商场’正好开饭……”尼古拉出神地说。
尼古拉和奥莉加坐在陡坡边上，看着太阳怎样落山，那金黄的、紫红的晚霞怎样映在河里，映在教堂的窗子上，映在四野的空气中。空气柔和、宁静、说不出的纯净，这在莫斯科是从来没有的。太阳落山，一群群牛羊阵阵地、哗哗地叫着回村来，鹅群也从对岸飞过河来。随后四下里静下来，柔和的亮光消失了，昏暗的暮色很快就降落下来。
这时候，尼古拉的父亲和母亲回家来了，两位老人身材一般高，同样消瘦、驼背、掉了牙。两个女人，儿媳妇玛丽亚和菲奥克拉，白天在对岸地主家帮工，这时也回家来了。玛丽亚是哥哥基里亚克的妻子，有六个孩子。菲奥克拉是弟弟杰尼斯的妻子，有两个孩子，杰尼斯现在在外面当兵。尼古拉走进木房，看到一大家子的人，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身子在高板床上、在摇篮里、在所有的屋角果蠕动，看到老人和女人们怎样把黑面包泡在水里，狼吞虎咽地吃下去，这当儿他想到，他，一个有病的人，没有钱，还拖着一家人，回到老家来是错了，错了！“基里亚克哥哥在哪儿？”大家打过招呼后他问道。
“他在一个商人家里当看守人，”父亲回答，“守林子。他是个不错的庄稼人，就是酒灌得大多。”
“不挣钱的人！”老太婆抱怨说，“我们家的汉子都命苦，从不拿东西回家，反倒从家里往外拿。基里亚克酗酒，老头子呢，用不着隐瞒，也认得上小酒馆的路。惹得圣母娘娘生气啦。”
因为来了客人才烧起了茶炊。茶水里有一股鱼腥味。灰色的糖块是咬过剩下的；面包上，碗碟上，有不少蟑螂爬来爬去。这种茶叫人喝不下去，谈话也叫人不痛快——谈来谈去，不是穷就是病。可是大家还没喝完一杯茶，忽然从院子里传来响亮的、拖长的、醉醺醺的喊叫声。
“玛——玛丽——亚！”
“好像基里亚克回来了，”老头子说，“真是提到谁，谁就到。”
大家不做声了。不一会儿，喊声又响起来，粗声粗气，拖得很长，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玛——玛丽——亚！”
大儿媳玛丽亚，脸色煞白，直往炉子边靠。这个宽肩膀、壮实、难看的女人一脸惊吓的神色，让人看了有点奇怪。她的女儿，那个坐在炉台上的小姑娘，一直表情冷淡，这时突然大声哭起来。
“你哭什么，讨厌鬼？”菲奥克拉喝斥她，她是个漂亮女人，身子也壮实，肩膀很宽，“别怕，他又不会把你打死！”
从老人口里尼古拉得知，玛丽亚害怕跟基里亚克一块儿住在林子里，因为每当他喝醉了酒，回来就找她闹事，毫不留情地毒打她。
“玛——玛丽——亚！”喊声到了房门口。
“看在基督份儿上，救救我，亲人们，”玛丽亚费力地说，她喘着粗气，就像被人扔进冰水里一样，“救救我，亲人们哪……”
屋里所有的孩子都哭起来，萨莎望着他们也哭了。先是一声醉醺醺的咳嗽，随后一个身材高大的黑胡子农民走进屋来。他戴一顶冬天的帽子，所以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他的脸——可是样子吓人。他就是基里亚克。他走到妻子跟前，抡起胳膊，一拳头打在她的脸上。她一声没出，被打昏过去，一下子瘫在地上，鼻子里立刻流出血来。
“真丢人，丢人，”老头子嘟哝着爬到了炉台上，“还当着客人的面！造孽呀！”
老太婆默默地坐着，弓腰驼背，在想心事。菲奥克拉摇着摇篮……显然基里亚克觉得自己能吓住人，十分得意，便一把抓住玛丽亚的手，把她拖到门口，为了显得更凶，就像野兽一样吼起来。可是这当儿忽然看到有客人在场，就停住了。
“啊，回来了……”他说着，放开了妻子，“亲兄弟带着家眷……”
他对着圣像祈祷一阵，身子摇摇晃晃，使劲睁大那双发红的醉眼，接着说，“亲兄弟带着家眷回老家了……这么说，是从莫斯科来的。不用说，莫斯科是古时候定为国都的城市，是万城之母……对不起……”
他在茶炊旁的长凳上坐下，喝起茶来。大家默不作声，只有他就着小茶盅大声地喝着。他一连喝了十杯，随后倒在长凳上，立即打起呼噜来。
大家准备睡觉。尼古拉因为有病，跟父亲一起躺在炉台上。萨莎睡在地板上，奥莉加和两个妯娌去板棚里睡。
“唉，算了，亲人儿，”她挨着玛丽亚在干草上躺下后说，“眼泪也除不了痛苦！忍一忍就算了。圣书上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唉，算了，亲人儿！”
后来她曼声细语地讲起莫斯科，讲起自己的生活，讲她怎样在带家具的公寓里当女仆。
“莫斯科的房子都很大，石砌的，”她说，“教堂很多很多，有四十个教区的教堂哩，亲人儿。房子的主人都是老爷，又体面，又有礼貌。”
玛丽亚说，她别说莫斯科，就连县城也没有去过。她不认字，不会祷告，连“我们在天上的父”也不知道。她和奥菲克拉，她此刻坐在一旁听着，两人的智力都很低下，什么也不懂。两人都不喜欢自己的丈夫。玛丽亚怕基里亚克，每当他留下来，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她就吓得浑身发抖。只要她一挨近他，他身上的那股浓重的酒气和烟味总熏得她头痛。菲奥克拉呢，每当有人间她，丈夫不在是不是烦闷，她总是气恼地回答：“去他的！”
她们聊了一阵，后来就不出声了……天气凉了。板棚附近有只公鸡扯着嗓门喔喔啼叫，吵得人没法睡觉。当淡蓝色的晨光穿过每一条板缝时，菲奥克拉就悄悄地起身，走了出去，随后可以听到她的光脚板的吧嗒声，她不知跑哪儿去了。
二
奥莉加到教堂里去，带着玛丽亚一路去了。她们顺小路下坡，向草场走去，两个人兴致都挺好。奥莉加喜欢空旷的乡野。
玛丽亚觉着这个妯娌是一个贴心的亲人。太阳升上来了。一只带着睡意的鹰在草场上面低低地飞翔，河面黯淡无光，有些地方有雾飘浮，可是从对面的高岸上面已经伸过一长条亮光来。教堂发亮了，白嘴鸦在地主的花园里哇哇地叫得很欢。
“老头子倒没什么，”玛丽亚讲起来，“可是老奶奶挺凶，总是吵架。咱们自己的粮食只够吃到谢肉节，现在我们在小饭铺里买面粉，所以她不痛快。她说：‘你们吃得太多了。’”
“算了，算了，亲人儿！忍一忍就行了。经上写着：上我这儿来吧，所有你们这些辛苦劳累的人。”
奥莉加用唱歌样的声调平心静气地说着，她的步子像参拜圣地的女人的那种步子，又快又急。她每天念《福音书》，念得挺响，学教堂执事的那种腔调，有很多地方她看不懂，可是那些神圣的句子却把她感动得流泪，她一念到“如果”和“暂且”那类字，就觉着晕晕乎乎，心都不跳了。她信仰上帝，信仰圣母，信仰圣徒。她相信不管欺负什么人，普通人也好，德国人也好，茨冈人也好，犹太人也好，都不应该。她相信甚至不怜恤动物的人都会倒霉。她相信这些是写在圣书上的，因此，每逢她念《圣经》上的句子，即使念到不懂的地方，她的面容也会变得怜悯、感动、放光。
“你是哪儿的人？”玛丽亚问她。
“我是弗拉基米尔省的人。可是我早就到莫斯科去了，那时候我才八岁。”
她们走到河边。河对岸有个女人站在水边上，正在脱衣服。
“那是咱们家的菲奥克拉，”玛丽亚认出来了，“她刚才过河到老爷的庄园上去了。她去找老爷手下的男管事。她胡闹，爱骂人，真不得了！”
眉毛乌黑，头发蓬松的菲奥克拉年纪还轻，身体跟姑娘家一样结实，从岸坡上跳下去，用脚拍水，向四面八方送出浪花去。
“她爱胡闹，真不得了！”玛丽亚又说一遍。
河上架着一道摇晃的小木桥，桥底下清洁透亮的河水里游着成群的、宽额头的鲦鱼。碧绿的灌木丛倒映在水里，绿叶上的露珠闪闪发亮。天气暖起来，使人感到愉快。多么美丽的早晨啊！要是没有贫穷，没有那种可怕的、无尽头的、使人躲也没处躲的赤贫，大概人世间的生活也会那样美丽吧！这时候只要回头看一眼村庄，昨天发生的一切事情就会生动地想起来，她们本来在四周的风光里感到的那种令人陶醉的幸福，这时候就一下子消失了。
她们走进教堂。玛丽亚站在门口，不敢再往前走。虽然要到八点多钟教堂才会打钟做弥撒，她却不敢坐下去。她始终照这样站在那儿。
正在念《福音书》的时候，人群忽然分开，闪出一条路来让地主一家人走过去。有两个姑娘穿着白色连衣裙，戴着宽边帽子，走进来，跟她们一块儿来的还有一个脸蛋儿又胖又红的男孩，穿着海军服。他们一来，感动了奥莉加。她第一眼看去，就断定她们是上流社会的、有教养的、优雅的人。可是玛丽亚皱起眉头阴沉而郁闷地瞟着她们，仿佛进来的不是人，而是妖怪，要是她不让出路来，就会被踩死似的。
每回辅祭用男低音高声念着什么，她总觉着仿佛听见了一声喊叫：“玛——丽亚！”她就打冷战。
三
村子里的人已经听说这些客人来了，做完弥撒以后，马上有许多人聚到那小木房里去。列昂内切夫家的人、玛特维伊切夫家的人、伊里巧夫家的人，都来打听他们那些在莫斯科做事的亲戚。茹科沃村所有的青年，只要认得字，会写字，就都送到莫斯科去，专门在旅馆或者饭馆里做仆役(就跟河对面那个村子里的青年都送到面包房里去做学徒一样)。这早已成了风气，从农奴制时代就开始了。先是有一个茹科沃的农民名叫卢卡·伊凡内奇的，现在已经成为传奇人物了，那时候在莫斯科的一个俱乐部里做食堂的侍役，只肯推荐同乡去做事。等到那些乡亲得了势，就找他们的亲戚来，把他们安插在旅馆里和饭馆里。从那时候起，附近一带的居民就把茹科沃这个村子不叫做别的，只叫做下贱村或者奴才村了。尼古拉在十一岁那年给送到莫斯科去，由玛特维伊切夫家的伊凡·马卡雷奇谋了个事，当时伊凡·马卡雷奇在隐居饭店当差。现在，尼古拉带着一本正经的神情对玛特维伊切夫家的人说：
“伊凡·马卡雷奇是我的恩人，我得日日夜夜为他祷告上帝，因为多亏他提拔，我才成了上流人。”
“我的爷啊，”伊凡·马卡雷奇的妹妹，一个身材很高的老太婆，含着泪说，“我们一直没得着一点他的消息，那个亲人。”
“去年冬天他在奥蒙那一家当差，听说这一季他到城外一个花园饭店去了……他老了！是啊，往年夏天，他每天总要带着大约十个卢布回家，可是现在到处生意都清淡，这就苦了老人家了。”
女人们和那些老太婆瞧着尼古拉的穿了毡靴的脚，瞧着他那苍白的脸，悲凉地说：
“你不是挣钱的人了，尼古拉·奥西培奇，你不是挣钱的人了！真的不行了！”
大家全都疼爱萨莎。她已经满十岁了，可是她个子小，很瘦，看上去不过七岁的样子。别的小姑娘，都是脸蛋儿晒得黑黑的，头发胡乱地剪短，穿着褪了色的长衬衫，她夹在她们当中，却脸蛋儿白白的，眼睛又大又黑，头发上系着红丝带，显得滑稽可笑，倒好像她是一头小野兽，在旷野上给人捉住，带到小木房里来了似的。
“她认得字呐！”奥莉加夸道，温柔地瞧着她的女儿。“念一念吧，孩子！”她说，从墙角拿出一本《福音书》来。“你念，让那些正教徒听一听。”
那本《福音书》又旧又重，皮封面，书边摸脏了。它带来一种空气，仿佛修士们走进房里来了似的。萨莎抬起眉毛，用唱歌样的声音响亮地念起来：
“‘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
“‘小孩子同他母亲，’”奥莉加跟着念了一遍，激动得涨红了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