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伊凡·德米特里日日夜夜受尽折磨。所有路过窗下的人和走进院子的人都像是奸细和暗探。中午，县警察局长通常坐着双套马车从街上经过，他这是从城郊的庄园去警察局上班。可是伊凡·德米特里每一次都觉得：马车跑得大快，他的神色异样，显然他急着跑去报告：城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犯人。每逢有人拉铃或者敲门，伊凡·德米特里就浑身打颤，如果在女房东家里遇到生人，他就惶惶不安。
可是遇见警察和宪兵时他却露出笑脸，还吹着口哨，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一连几夜睡不着觉，等着被捕，可是又故意大声打鼾，像睡着的人那样连连吁气，好让女房东觉得他睡着了。要知道如果夜里他睡不着觉，那就意味着他受到良心的谴责，痛苦不堪——这可是一大罪证！事实和常理使他相信，所有这些恐惧都荒诞不经，无非是变态心理，另外，如果把事情看得开一些，即使被捕坐牢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问心无愧就行了。但他的思考越是理智，越是合乎常理，他内心的惶恐不安却越是强烈，越是折磨人。这就像一个隐士本想在处女林里开出一小块安生之地，他用斧子砍得越是起劲，林子却长得越来越茂盛一样。伊凡·德米特里最后意识到，这也无济干事，于是索性不再思考，完全沉溺于绝望与恐惧之中。
他开始离群索居，避开人们。他原先就讨厌自己的职务，现在更是忍受不了这种工作。他生怕有人使坏整他，偷偷往他的口袋里塞进贿赂，然后去告发他。或者他自己无意中在公文上出错——这无异于伪造文书，或者他丢失了别人的钱。奇怪的是他以前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活跃机敏，现在他每天都能想出成千上万条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明应当认真为自己的自由和名誉担忧。正因为如此，他对外界，特别是对书籍的兴趣便明显地减弱，他的记忆力也大为衰退了。
到了春天，雪化了，在公墓附近的一条冲沟里发现两具部分腐烂的尸体。这是一个老妇人和小男孩，带有强暴致死的迹象。于是城里人议论纷纷，只谈这两具尸体和尚未查明的凶手。伊凡·德米特里害怕别人以为这是他杀死的，便在大街小巷走来走去，还面带微笑。可是遇见熟人时，他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一再声明，没有比杀害弱小的、无力自卫的人更卑鄙的罪行了。可是这种作假很快就使他厌倦，他略加思索后认定，处在他的地位，最好的办法就是躲进女房东的地窖里去。
他在地窖里坐了一整天，之后又坐了一夜一天。他冻得厉害，等到天黑，便偷偷地像贼一样溜进自己的房间里。天亮之前，他一直站在房间中央，身子一动不动，留心听着外面的动静。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就有几个修炉匠来找女房东。伊凡·德米特里清楚地知道，他们是来翻修厨房里的炉灶的，然而恐惧偷偷地告诉他，这些人是打扮成修炉匠的警察。于是他悄悄地溜出住宅，没戴帽子，没穿上衣，惊骇万分地顺着大街跑去。几条狗汪汪叫着追他，有个男人在后面不住地喊叫，风在他耳边呼啸，伊凡·德米特里便觉得全世界的暴力都聚集在他的背后，现在要来抓住他。
有人把他拦住，送回住处，打发女房东去请医生。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这人以后还要提起)开了在头上冷敷的药液和桂樱叶滴剂的药方，愁眉苦脸地直摇头。临走前他对女房东说，以后他不会再来了，因为他不该妨碍人们发疯。由于伊凡·德米特里在家里无法生活和治疗，只好把他送进医院，被安置在性病病室里。
他每天夜里不睡觉，发脾气，搅得病人不得安宁，不久安德烈·叶菲梅奇便下令把他转到第六病室。
一年后，城里人已经完全忘了伊凡·德米特里，他的书让女房东胡乱堆在屋檐下的雪橇里，被顽皮的孩子们一本本拿光了。
四
伊凡·德米特里左边的邻居，我已经说过，是犹太人莫谢伊卡，右边的邻居是个一身肥肉、长得滚圆的农民，一张痴呆呆的脸上毫无表情。这是一个不爱动的、贪吃的、不干不净的畜生，早已丧失了思想和感觉的能力。从他身上不断冒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恶臭。
尼基塔给他收拾床铺的时候，总是狠狠打他，使劲儿抡起胳膊，一点也不顾惜拳头。这时候，可怕的不是他挨了打——这种事是可以习惯的——可怕的是这个迟钝的畜生挨了打却毫无反应：不出声音，没有动作，连眼睛都毫无表情，只是身子稍稍晃一晃，像个沉重的大木桶。
第六病室的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病人是个小市民，原先是邮局的拣信员。
他是个瘦小的金发男子，一张和善的面孔上带点狡猾的神色。看他那双聪明、安详的眼睛以及明亮而快活的目光可以推断，他城府根深，心里藏着极重要、极愉快的秘密。他在枕头底下，床垫底下藏着什么东西，总不肯拿出来给别人看，倒不是怕人抢了去，偷了去，而是有点不好意思。有时他走到窗前，背对着病友，在胸前佩戴什么东西，还低下头看了又看。如果这时有人走到他跟前，他就满脸窘色，立即把胸前的东西扯下来。不过他那点秘密是不难猜出的。
“您得向我祝贺，”他常常对伊凡·德米特里说，“上司为我呈请授予二级斯丹尼斯拉夫星章。二级星章向来只颁发给外国人，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们愿意为我破例哩，”他笑嘻嘻地说，还大惑不解地耸耸肩膀，“嘿，老实说，简直没有料到。”
“你这话我一点也不懂，”伊凡·德米特里阴沉地声明。
“不过您可知道我迟早会弄到什么吗？”以前的邮局分拣员狡黠地眯细眼睛接着说，“我一定能得到一枚瑞典的‘北极星’。这种勋章是值得费心张罗的。白十字架和黑带子。漂亮极了。”
大概任何别的地方的生活都不会像这座偏屋里那样单调。每天早晨，除了瘫痪病人和胖农民以外，所有的人都在外室里的一只双耳木桶里洗脸，用病人服的下摆擦干。这之后他们用锡杯子喝茶，茶是由尼基塔从主楼里取来的。每人只能喝一杯。中午他们喝酸白菜汤和粥，晚上吃中午剩下的粥。三餐之间，他们躺下，睡觉，望着窗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天天如此。连以前的邮局拣信员说的也还是那几种勋章。
第六病室很少见到新人。医生早就不接收新的疯癫病人，而想访问疯人院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多的。理发师谢苗·拉扎里奇隔两个月来这里一次。他怎么给疯子们理发，尼基塔怎么帮他的忙，每当这个醉醺醺、笑呵呵的理发师出现时，病人们怎样乱作一团——这些我们就不谈了。
除了理发师，谁也不到这里来看一看。病人们注定一天到晚只能见到尼基塔一个人。
可是不久前在医院的主楼里流传着一个相当奇怪的消息。
传说好像医生经常去第六病室了。
五
奇怪的流言！
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拉金，从某一点上说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据说他年轻时笃信上帝，准备日后担任神职。1863年他中学毕业，本想进神学院学习，可是他的父亲，一名医学博士和外科医师，刻薄地挖苦了他一顿，断然宣布，如果他真去当神父，他就不认他这个儿子。这话可信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不过安德烈·叶菲梅奇本人不止一次地承认，他对医学以及一般的专门学科向来是不感兴趣的。
不管怎么样，他读完了医学系的课程，并没有去当教士。看不出他如何笃信上帝，开始从医时跟现在一样，他都不像是虔诚信教的人。
他的外貌笨重、粗俗，像个庄稼汉。他的脸、胡子、平顺的头发和结实笨拙的体态，使人想起大道旁小饭铺里那种酒足饭饱、随随便便、态度粗鲁的店老板。他的脸粗糙，布满细小的青筋，眼睛小，鼻子发红。由于身材高，肩膀宽，所以手脚很大，似乎一拳打出去，就能叫人断了气。不过他的步态徐缓，走起路来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在狭窄的过道里遇见人时，他总是先停下来让路，说一声：“对不起！”——他的声音完全不是预料中的男低音，而是嗓子尖细、音色柔和的男中音。他的脖子上有个不大的瘤子，妨碍他穿浆过的硬领衣服，所以他总是穿柔软的亚麻布或棉布衬衫。一般说来，他的穿着不像一名医生。一身衣服他一穿就是十年，新衣服他照例到犹太人的铺子里去买，那皱皱巴巴的新衣穿在他身上跟旧衣服一样。同一件常礼服，他看病时穿它，吃饭时穿它，出门做客也穿它。不过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吝啬，而是他完全不修边幅。
当安德烈·叶菲梅奇来到这个城市就职的时候，这个“慈善机关”的情况简直糟透了，病室里，过道里，医院的院子里，到处臭哄哄的，叫人透不过气来。医院的勤杂工、助理护士和他们的孩子们都跟病人一起住在病室里。人们抱怨，蟑螂、臭虫和老鼠搅得大家不得安生。在外科，丹毒从来没有绝迹过，整个医院只有两把手术刀，体温计一个也没有，浴室里存放着土豆，总务长，女管理员和医士勒索病人钱财。据说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前任老医生把医院里的酒精偷偷拿出去卖，他还网罗护士和女病人组成他的后宫。所有这些污七八糟的事城里人全都清楚，甚至夸大其词，然而对此却漠不关心。有些人强词夺理，说什么住医院的都是小市民和农民，这种人不可能不满意，因为他们家里的生活比医院里还要糟得多，总不能供他们吃松鸡吧！另一些人则辩解说，没有地方自治局的帮助，光靠本城的财力是办不成一所像样的医院的；谢天谢地，医院虽糟，总算有一个。而成立不久的地方自治局不论在城里还是城郊都不开设诊疗所，借口是城里已经有医院了。
到医院里视察一番，安德烈·叶菲梅奇得出结论，这个机构不成体统，对病人的健康极为有害。照他看来，最明智的可行办法就是把所有的病人放回家，关闭这所医院。但他考虑到，光凭他个人的权限很难做到这一点，况且这也无济于事。如果把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污秽从一个地方赶出去，那它就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应当等待它自行消失。再说，人们既然开办医院，而且容忍它的存在，可见它是人们需要的。种种偏见和所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卑鄙龌龊的丑事也是需要的，因为久而久之它们会转化为有用之物，正如畜粪变成黑上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好东西在它开始的时候不带有丑恶的成分。
上任之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对待医院里的混乱看来是相当冷漠的。他只要求医院的勤杂工和护士不再在病室里过夜，添置了两柜子的医疗器械，至于总务长，女管理员，医士和外科的丹毒，一切都维持原状。
安德烈·叶菲梅奇极其喜爱智慧和正直，然而要在自己身边建立明智和正直的生活对他来说却缺乏坚强的性格，缺乏这方面的信心。下命令，禁止，坚持己见，这些他是完全做不到的。看来他似乎发过誓，永远不提高嗓门，永远不用命令式。
“给我这个”或者“把那东西拿来”这样一些话他很难说出口。每当他饿了，他总是犹豫不决地咳几声，对厨娘说：“最好给我一杯茶”或者“最好给我弄点吃的”。至于对总务长说不准他偷盗，或者把他赶走，或者干脆废除这个多余的寄生职位——这些他完全是无能为力的。每当有人欺骗安德烈·叶菲梅奇，或者奉迎他，或者拿来一份明明是造假的账单要他签字，他总是窘得满脸通红，尽管他感到心中有愧，但还是在账单上签了字。遇到病人向他诉苦说吃不饱，或者抱怨护士态度粗暴，他就发窘，抱歉地嘟哝说：“好，好，我以后调查一下……多半这是误会……”
起先安德烈·叶菲梅奇十分勤奋。每天从早晨起他就给病人看病，做手术，有时甚至接生，一直干到吃午饭。女病人都说他细心，诊断准确，特别是儿科疾病和妇女病。可是时间一长，他因为工作的单调、徒劳无益，显然感到厌烦了。今天接诊三十个病人，到明天一看，加到三十五人，后天就是四十，就这样天天看病，年年看病，可是城市的死亡率并没有因此下降，病人照样不断地来。一个上午，要对四十名就诊病人真正有所帮助，这在体力上是办不到的，所以尽管不愿意，结果只能是骗局。一个会计年度接诊一万两千名病人，不客气地说，那就是欺骗了一万两千名病人。至于让重病人住进病房，按科学的规章给以治疗，这同样做不到，因为规章是有的，科学却没有。如果抛开空洞的议论，像别的医生一样死板地照章办事，那么为此首先需要洁净和通风，而不是垃圾和污浊的空气；需要有益健康的食品，而不是酸臭的白菜汤；需要助手，而不是窃贼。
再说，既然死亡是每个人正常合理的结局，那又何必阻止人们去死呢？如果某个商人或文官多活了五年十年，那又怎么样呢？如果认为医学的任务在于用药物减轻痛苦，那么这里不能不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减轻痛苦呢？据说，首先，痛苦使人完美；其次，如果人类当真学会了用药丸和药水减轻自己的痛苦，那么人类就会完全抛弃宗教和哲学，可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在宗教和哲学中不仅找到了避免一切不幸的护符，而且甚至找到了幸福。普希金临死前经受了可怕的折磨，可怜的海涅因瘫痪而卧床好几年。那么为什么某个安德烈·叶菲梅奇或者玛特廖娜就不该生病呢？要知道这些人的生活毫无内容，如果没有痛苦，那他们的生活就完全空虚，变得跟变形虫的生活一样了。
这些思索弄得安德烈·叶菲梅奇心灰意懒，从此他不再每天去医院上班了。
六
他的生活是这样度过的。通常他早晨八点左右起床，穿衣，喝茶。然后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坐下看书，或者去医院上班。在医院里，门诊病人坐在狭窄昏暗的过道里等着看病。勤杂工和护士们在他们身边跑来跑去，靴子在砖地上踩得咚咚响；瘦弱的住院病人穿来穿去；死尸和装满污物的器具也从这里抬出去；病儿哭哭啼啼，穿堂风不断灌进来。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这样的环境对发烧的、害肺痨的和本来就敏感的病人来说简直是遭罪，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在诊室里，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正在迎候他。这人矮小，肥胖，圆鼓鼓的脸刮得很光，洗得干干净净。他态度温和，举止从容，穿一身肥大的新西装，看上去与其说像医士，不如说像参政员。他在城里还私人行医，求诊者很多，他系着白领结，自认为比医生高明，因为医生不私下行医。诊室的墙角有一个神龛，里面放一尊很大的圣像，点一盏笨重的长明灯，旁边有个高烛台，蒙着白布罩。四壁墙上挂着好几幅大主教的肖像，一张圣山修道院的风景照片和一些枯萎的矢车菊花环。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信仰上帝，喜欢神圣的仪式。圣像就是用他私人的钱设置的。每逢礼拜天，由他下命令，要某个病人在诊室里大声吟唱赞美诗，唱完之后，翻尔盖·谢尔盖伊奇便手提香炉，走遍各个病室，摇炉散香。
病人很多，而时间很少，所以他的工作只限于简短地问一下病情，然后发点氨搽剂或蓖麻油之类的药。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桌旁，用拳头托着脸颊，沉思着，木然地提几个问题。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坐着，搓着手，偶尔插上一两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