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人说西班牙语，”领事说，“你需要一个译员。我有什么地方可以效劳，嗯，我一定很高兴。如果你打算买果树地或者想搞什么租借权，你一定需要一个熟悉内幕的人替你出主意。”
“我说西班牙语，”小利亚诺说，“大概比说英语要好九倍。我原先的那个牧场上人人都说西班牙语。我不打算买什么。”
“你会西班牙语？”撒克若有所思地说。他出神地瞅着小利亚诺。
“你的长相也像西班牙人。”他接着说。“你又是从得克萨斯来的。你的年纪不会超出二十或者二十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胆量。”
“你在打什么主意？”小利亚诺问道，他的精明出人意外。
“你有意思插一手吗？”撒克问。
“我不妨对你讲实话。”小利亚诺说。“我在拉雷多玩了一场小小的枪斗，毙了一个白人。当时没有凑手的墨西哥人。我到你们这个八哥和猴子的牧场上来，只是想闻闻牵牛花和金盏草。现在你明白了吗？”
撒克站起来把门关上。
“让我看看你的手。”他说。
他抓着小利亚诺的左手，把手背端详了好一会儿。
“我办得了。”他兴奋地说。“你的皮肉像木头一般结实，像婴孩儿的一般健康。一星期内就能长好。”
“如果你打算叫我来一场拳头，”小利亚诺说，“那你可别对我存什么希望。换成枪斗，我一定奉陪。我才不喜欢像茶会上的太太们那样赤手空拳地打架。”
“没那么严重。”撒克说。“请过来，好吗？”
他指着窗外一幢两层楼的，有宽回廊的白墙房屋。那幢建筑矗立在海边一个树木葱茏的小山上，在深绿色的热带植物中间显得分外醒目。
“那幢房屋里，”撒克说，“有一位高尚的西班牙老绅士和他的夫人，他们迫不及待地想把你搂在怀里，把钱装满你的口袋。住在那里的是老桑托斯·乌里盖。这个国家里的金矿有一半是他的产业。”
“你没有吃错疯草吧？”小利亚诺说。
“再请坐下来，”撒克说，“我告诉你。十二年前，他们丧失了一个小孩。不，他并没有死——虽然这里有许多人因为喝了淤水，害病死掉了。当时他只有八岁，可是顽皮得出格。大家都知道。有几个勘察金矿的美国人路过这里，同乌里盖先生打了交道，他们非常喜欢这个孩子。他们把许多有关美国的大话灌进了他的脑袋里，他们离开后一个月，这小家伙也失踪了。据人家揣测，他大概是躲在一条水果船的香蕉堆里，偷偷地到了新奥尔良。据说有人在得克萨斯见过他，此后就音讯杳然。老乌里盖花了几千块钱找他。夫人尤其伤心。这小家伙是她的命根子。她目前还穿着丧服。但大家说她从不放弃希望，认为孩子总有一天会回来的。孩子的左手背上刺了一只抓枪的飞鹰。那是老乌里盖家族的纹章，或是他在西班牙继承下来的标记。”
小利亚诺慢慢抬起左手，好奇地瞅着它。
“正是，”撒克说着，伸手去拿藏在办公桌后面的一瓶走私运来的白兰地。“你脑筋不笨。我会刺花。我在山打根山打根：马来西亚城市。当了一任领事有什么好处？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一星期之内我能把那只抓着小尖刀的老鹰刺在你手上，仿佛从小就有刺花似的。我这里备有一套刺花针和墨水，正因为我料到你有一天会来的，多尔顿先生。”
“哦，妈的。”小利亚诺说。“我不是把我的名字早告诉了你吗！”
“好吧，那么就叫你‘小利亚诺’。这个名字也不会长了。换成乌里盖少爷怎么样？”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从没有扮演过儿子的角色。”小利亚诺说。“假如我有父母的话，我第一次哇哇大叫时，他们就进了鬼门关。你的计划是怎么样的呀？”
撒克往后靠着墙，把酒杯对着亮光瞧瞧。
“现在的问题是，”他说，“你打算在这件小事里干多久。”
“我已经把我来这里的原因告诉你了。”小利亚诺简单地说。
“回答得好。”领事说。“不过你用不着待这么久。我的计划是这样的：等我在你手上刺好商标之后，我就通知老乌里盖。刺花期间，我把我收集到的有关那个家族的情况讲给你听，那你谈吐就不会露出破绽了。你的长相像西班牙人，你能说西班牙语，你了解情况，你又能谈谈得克萨斯州的见闻，你有刺花。当我通知他们说，真正的继承人已经回来，想知道他能不能得到收容和宽恕时，那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一准立刻赶到这里，抱住你的脖子，这场戏也就结束，可以到休息室去吃些茶点，舒散舒散了。”
“我准备好了。”小利亚诺说。“我在你营地里歇脚的时间还不长，老兄，以前也不认识你，但如果你的目的只限于父母的祝福，那我可看错人了。”
“多谢。”领事说。“我好久没有遇到像你这样条理分明的人了。以后的事情很简单。只要他们接纳，哪怕是很短一个时期，事情就妥了。别让他们有机会查看你左肩膀上有没有一块红记。老乌里盖家的一个小保险箱里经常藏着五万到十万块钱，那个保险箱，你用一根铜丝都可以捅开，把钱搞来。我的刺花技术值其中的半数。我们把钱平分，搭一条不定期的轮船到里约热内卢去。如果美国政府由于少了我的服务而混不下去的话，那就让它垮台吧。你觉得怎么样，先生？”
“很合我的口味！”小利亚诺说。“我干。”
“那好。”撒克说。“在我替你刺上老鹰之前，你得躲起来。你可以住这里的后房。我是自己做饭的，我一定在吝啬的政府给我的薪俸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尽量款待你。”
撒克估计的时间是一星期，但是等他不厌其烦地在小利亚诺手上刺好那个花样，觉得满意时，已经过了两个星期。撒克找了一个小厮，把下面的便条送达他准备暗算的人：
白屋
堂桑托斯·乌里盖先生
亲爱的先生：
请允许我奉告，数日前有一位年轻人从美国来到布埃纳斯蒂嫉拉斯，目前暂住舍间。我不想引起可能落空的希望，但是我认为这人可能是您失踪多年的儿子。您最好亲自来看看他。如果他确实是您的儿子，据我看，他很想回自己家，可是因不知道将会得到怎样的接待，不敢贸然前去。
汤普森·撒克谨启
半小时以后——这在布埃纳斯蒂埃拉斯还算是快的——乌里盖先生的古色古香的四轮马车，由一个赤脚的马夫鞭打和吆喝着那几匹肥胖笨拙的马，来到了领事住处的门口。
一个白胡须的高个子下了车，然后搀扶着一个穿黑衣服、蒙黑面纱的太太下来。
两人急煎煎地走进来，撒克以最彬彬有礼的外交式的鞠躬迎接了他们。他桌旁站着一个瘦长的年轻人，眉清目秀，皮肤黧黑，乌黑的头发梳得光光的。
乌里盖夫人飞快地把厚面纱一揭。她已过中年，头发开始花白，但她那丰满漂亮的身段和浅橄榄色的皮肤还保存着巴斯克妇女所特有的妍丽。你一见到她的眼睛，发现它们的暗影和失望的表情中透露出极大的哀伤，你就知道这个女人只是依靠某种记忆才能生活。
她带着痛苦万分的询问神情，向那年轻人瞅了好久。她一双乌黑的大眼睛转到了他的左手。接着，她抽噎了一下，声音虽然不大，但仿佛震动了整幢房屋。她嚷道：“我的儿子！”紧接着便把小利亚诺搂在怀里。
过了一个月，小利亚诺接到撒克捎给他的信，来到领事馆。
他完全成了一位年轻的西班牙绅士。他的衣服都是进口货，珠宝商的狡黠并没有在他身上白费力气。他卷纸烟的时候，一枚大得异乎寻常的钻石戒指在他手上闪闪发光。
“怎么样啦？”撒克问道。
“没怎么样。”小利亚诺平静地说。“今天我第一次吃了蜥蜴肉排。就是那种大四脚蛇。你知道吗？我却认为咸肉煮豆子也配我的胃口。你喜欢吃蜥蜴吗，撒克？”
“不，别的爬虫也不吃。”撒克说。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再过一小时，他就要达到那种飘飘然的境界了。
“你该履行诺言了，老弟，”他接着说，他那张猪肝色的脸上露出一副狰狞相。“你对我太不公平。你已经当了四星期的宝贝儿子，你喜欢的话，每顿饭都可以用金盘子来盛小牛肉。喂，小利亚诺先生，你说应不应该让我老是过粗茶淡饭的日子？毛病在哪里？难道你这双孝顺儿子的眼睛在白屋里面没有见到任何像是现款的东西？别对我说你没有见到。谁都知道老乌里盖藏钱的地方。并且还是美国货币，别的钱他不要。你究竟怎么啦？这次别说‘没有’。”
“哎，当然，”小利亚诺欣赏着他的钻石戒指说，“那里的钱确实很多。至于证券之类的玩意儿我可不懂，但是我可以担保说，在我干爸爸叫做保险箱的铁皮盒子里，我一次就见到过五万元现款。有时候，他把保险箱的钥匙交给我，主要是让我知道他把我当做那个走失多年的真的小弗朗西斯科。”
“哎，那你还等什么呀？”撒克忿忿地问道。“别忘了只要我高兴，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揭你的老底。如果老乌里盖知道你是骗子，你知道会出什么事？哦，得克萨斯的小利亚诺先生，你才不了解这个国家。这里的法律才叫辣呢。他们会把你绷得像一只被踩扁的蛤蟆，在广场的每一个角上揍你五十棍。棍子都要打断好几根。再把你身上剩下来的皮肉喂鳄鱼。”
“我现在不妨告诉你，伙计，”小利亚诺舒适地坐在帆布椅子里说，“事情就按照目前的样子维持下去。目前还不坏。”
“你这是什么意思？”撒克问道，把酒杯在桌子上碰得咯咯直响。
“计划吹啦。”小利亚诺说。“以后你同我说话，请称呼我堂弗朗西斯科·乌里盖。我保证答应。我们不去碰乌里盖上校的钱。就你我两人来说，他的小铁皮保险箱同拉雷多第一国民银行的定时保险库一样安全可靠。”
“那你是想出卖我了，是吗？”领事说。
“当然。”小利亚诺快活地说。“出卖你，说得对，现在我把原因告诉你。我到上校家的第一晚，他们领我到一间卧室里。不是在地板上铺一张床垫——而是一间真正的卧室，有床有家具。我入睡前，我那位假母亲走了进来，替我掖好被子。‘小宝贝，’她说，‘我的走失的小宝贝，天主把你送了回来。我永远赞美他的名。’她说了一些诸如此类的废话。接着落了几点雨，滴在我的鼻子上。这情形我永远忘不了，撒克先生。那以后一直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我说这番话，别以为我为自己的好处打算。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生平没有跟女人多说过话，也没有母亲可谈，但是对于这位太太，我们却不得不继续瞒下去。她已经忍受了一次痛苦，第二次她可受不了。我像是一条卑贱的野狼，送我走上这条路的可能不是上帝，而是魔鬼，但是我要走到头。喂，你以后提起我的名字时，别忘了我是堂弗朗西斯科·乌里盖。”
“我今天就揭发你，你——你这个双料叛徒。”撒克结结巴巴地说。
小利亚诺站起来，并不粗暴地用他有力的手掐住撒克的脖子，慢慢地把他推到一个角落去。接着，他从左腋窝下抽出他那支珍珠贝柄的四五口径手枪，用冰冷的枪口戳着领事的嘴巴。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怎么会来到这里的。”他露出以前那种叫人心寒的微笑说。“如果我再离开这里，那将是由于你的缘故。千万别忘记，伙计。喂，我叫什么名字呀？”
“呃——堂弗朗西斯科·乌里盖。”撒克喘着气说。
外面传来车轮声、人的吆喝声和木鞭柄打在肥马背上的响亮的啪啪声。
小利亚诺收起手枪，向门口走去。但他又扭过头，回到哆嗦着的撒克面前，向领事扬起了左手。
“这种情况为什么要维持下去，”他慢慢地说，“还有一个原因。我在拉雷多杀掉的那个人，左手背上也有一个同样的刺花。”
外面，堂桑托斯·乌里盖的古色古香的四轮马车咔嗒咔嗒地驶到门口。马车夫停止了吆喝。乌里盖太太穿着一套缀着许多花边和缎带的漂亮衣服，一双柔和的大眼睛里露出幸福的神情，她向前探着身子。
“你在里面吗，亲爱的儿子？”她用银铃般的西班牙语喊道。
“妈妈，我来啦。”年轻的堂弗朗西斯科·乌里盖回答说。
重新做人
看守来到监狱制鞋工场，吉米·瓦伦汀正在那里勤勤恳恳地缝着鞋帮。看守把他领到前楼办公室。典狱长把当天早晨州长签署的赦免状给了吉米。吉米接过来时有几分厌烦的神气。他被判四年徒刑，蹲了将近十个月。他原以为最多三个月就能恢复自由。像吉米·瓦伦汀这样在外面有许多朋友的人，进了监狱连头发都不必剃光。
“喂，瓦伦汀，”典狱长说，“你明天早晨可以出去啦。振作起来，重新做人。你心眼儿并不坏。以后别砸保险箱了，老老实实地过日子吧。”
“我吗？”吉米诧异地说。“哎，我生平没有砸过一只保险箱。”
“哦，没有吗，”典狱长笑了，“当然没有。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怎么会由于斯普林菲尔德的那件案子给送进来的？是不是因为你怕牵连某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人，故意不提出当时不在出事现场的证据？还是仅仅因为不仗义的陪审团亏待了你？你们这些自称清白的罪犯总是要找借口的。”
“我吗？”吉米还是露出无辜的样子斩钉截铁地说。“哎，典狱长，我生平没有到过斯普林菲尔德！”
“带他回去吧，克罗宁，”典狱长微笑着说，“替他准备好出去的衣服。明天早晨七点钟放他出去，让他先到大房间里来。你最好多考虑考虑我的劝告，瓦伦汀。”
第二天早晨七点一刻，吉米已经站在典狱长的大办公室里。他穿着一套极不称身的现成衣服和一双不舒服的吱吱发响的皮鞋，那身打扮是政府释放强行挽留的客人时免费供给的。
办事员给他一张火车票和一张五元的钞票，法律指望他靠这笔钱来重新做人，成为安分守己的好公民。典狱长请他抽了一支雪茄，同他握手告别。瓦伦汀，9762号，档案上注明“州长赦免”。詹姆斯·瓦伦汀先生走进了外面阳光灿烂的世界。
吉米不去理会鸟儿的歌唱，绿树的婆娑和花草的芬芳，径直朝一家饭馆走去。在那里，他尝到了暌违已久的自由的欢乐，吃了一只烤鸡，喝了一瓶白酒——最后再来一支比典狱长给他的要高出一档的雪茄。他从饭馆出来，悠闲地走向车站。他扔了一枚两毛五分的银币给一个坐在门口、捧着帽子行乞的盲人，然后上了火车。三小时后，火车把他带到州境附近的一个小镇上。他到了迈克·多兰的咖啡馆，同迈克握了手。当时只有迈克一个人在酒吧后面。
“真对不起，吉米老弟，我们没有把这件事早些办妥。”迈克说。“我们要对付斯普林菲尔德提出的反对，州长几乎撒手不干了。你好吗？”
“很好。”吉米说。“我的钥匙在吗？”
他拿了钥匙，上楼打开后房的房门。一切都同他离开时一样。当他们用武力逮捕他时，那位著名的侦探本·普赖斯的衬衫上给扯下了一颗钮扣，如今钮扣还在地板上。
吉米把贴墙的折床放下来，推开墙壁上一块暗板，取出一只蒙着灰尘的手提箱。他打开箱子，喜爱地望着那套东部最好的盗窃工具。那是一套样式俱全，用特种硬钢制造的，最新式的工具，有钻头、冲孔器、摇钻、螺丝钻、钢撬、钳子和两三件吉米自己设计，并引以自豪的新玩意儿。这是他花了九百多元在一个专门打制这类东西的地方定做的。
过了半小时，吉米下楼来，穿过咖啡馆。他已经换了一套雅致称身的衣服，手里提着那只抹拭干净的箱子。
“有苗头吗？”迈克·多兰亲切地问道。
“我吗？”吉米用困惑的声调说。“我不明白。我现在是纽约饼干麦片联合公司的推销员。”
这句话叫迈克听了非常高兴，以至吉米不得不留下来喝一杯牛奶苏打。他从不碰烈性饮料。
